钱少事多担子重 法国市长掀离职潮
本报见习记者 胡文利
青年参考
（
2018年12月05日
05
版）
11月22日，第101届法国市长大会在巴黎举行，市长们齐聚一堂“诉苦”。图片来源 视觉中国
法国史上最年轻的总统马克龙最近遭遇内忧外患。在欧洲，他的“一体化”梦想遭遇民族主义阻击；在法国国内，毫无起色的经济和高企的失业率使其支持率一路走低。内阁盟友接连离开及史上最严重的市长离职潮，令他的处境雪上加霜。
多如繁星的市长是法国“特产”
圣塞纳苏文根位于勃艮第省腹地，只有几条街道，道路两旁矗立着古老的石头房子，还有一座13世纪的教堂和一间面包房，树叶在秋风中摩挲是一天中最嘈杂的声响。这片田园诗般的土地上，77岁的路易斯·金蒂尔霍姆是最高长官——市长。
他写信给马克龙总统申请辞职时，多少让人有些意外。“30年了，我受够了。国家只给空头支票，一次次妥协退让，我已身心俱疲。”他说自己不想眼睁睁看着有400年历史的小镇走向衰亡。
这封信道出了法国广大乡村地区的焦虑。仅在2018年上半年，法国就有150多名市长辞职，大部分和金蒂尔霍姆一样来自乡下。法国《费加罗报》称，本届政府治下的市长辞职人数已创下历史新高。
美国《纽约时报》指出，市长辞职潮背后，是年轻的总统向该国几百年未曾动摇的古老体制发起的挑战，改革令传统难以为继。
根据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的数据，法国有超过3.5万座城镇，其中3万多座的人口不足2000，两万座的人口不足500。没有哪个欧洲国家的市长比法国更多，他们占去了欧盟市长总数的40%。
多如繁星的市长是法国“特产”。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政府颁布法令，宣布无论教堂的尖塔在哪里出现，哪怕周围只有零星几所房子，也应该有市长存在。从那以后，市长成为法国社会的支柱。
如今，马克龙希望集权，由中央代替地方进行管理，令最安静的角落也能感受到政府权威。
自2014年市政选举以来，辞职的法国市长增加了55%。法新社报道称，2017年，请辞的市长（1021名）就已达到上届政府同期的两倍；每周都有市长交还市政厅的钥匙。
市长们“钱少、事多、没地位”
市长大规模离职，反映了法国乡村地区在收入下降和人口减少的双重打击下艰难生存的现状。
金蒂尔霍姆抱怨说，过去几年国家拨给城镇的经费大幅减少：2014年国家拨款420亿欧元，2017年马克龙当选后降至300亿欧元。不仅如此，马克龙的竞选承诺包括削减住宿税，而这是地方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这笔税由房屋的住户支付，不管此人是房主还是房客。
每年，住宿税能给法国带来220亿欧元收入，占市政税收的34%。减税的竞选口号让马克龙获得了民意支持，兑现承诺却给市政收入带来沉重打击。
过去，法国市政府可以自行决定市长津贴，但2016年后由新的法律来规定。那些管理着不到500人的小城镇的市长们发现，他们每月津贴只有658欧元，约为法国最低月薪的一半。
去年4月，马克龙在电视上信誓旦旦地表示，小城镇“不会少一个子儿”，因为中央政府将补偿其财政损失。但金蒂尔霍姆至今没见到任何“补偿”。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给员工发工资了。”卡斯蒂伦前市长菲利普·里昂说。这个只有280人的小镇财政捉襟见肘，里昂不得不“削减一切开支”，“连节庆活动都叫停”。
“财政紧缩一刀接一刀砍下来，我们被砍得只剩骨头。”勃艮第省市长协会负责人卢多维奇·罗切特告诉《纽约时报》，“削减住宿税是压垮我们的最后一根稻草。”
中央政府还压缩了市长们的政治权力。根据2015年的一项法律，5000人以下的城镇要合并为至少有1.5万人口的行政区。市长手中真正有“含金量”的权力，如管理经济、征税等职责，都要移交给合并后的新行政区。
马克龙上台后加速推进了这项改革。“在互联网和快速交通盛行的时代，小城镇应结合起来，共同面对新挑战。”议会副议长卡泽纳夫告诉《纽约时报》，行政合并是造成辞职潮的首要原因，市长们必须让出“小领土上的国王宝座”。
市长们抱怨他们的意见无人理会，备感孤立。行政边界扩张意味着无穷无尽的会议，一浪高过一浪的会议争论中，小市长们的声音被湮没；在“政治明星”面前发言时，他们经常被冷嘲热讽。古斯塔夫·朗格路易斯从1977年起就担任阿奎尼的市长，但他决定放弃下一届市政选举，因为“决策权不再属于我们”。
收入和权力锐减，责任却没缩水。他们时常承担份外工作，往往以牺牲个人生活为代价，很多市民却不体谅市长的难处，认为他们提供服务天经地义。法国《欧洲时报》称，2018年的调查显示，法国人对市长的信任度下降了9个百分点。
“我们什么都得干。”刚辞职的让·贝利尼告诉《纽约时报》，“人们一有什么事就马上打电话到我办公室，甚至打到我家。‘没水了，没电了，找市长。’他们觉得市长无所不能。”
几位离职市长指出，选民对公共服务的期望越来越高。“比如道路损坏了，他们恨不得第二天就修好。”曾是市长的克劳德·德斯坎普斯说，“只要让他们不满意，他们分分钟就起诉你。”
社会学家卢克·鲁本告诉土耳其“TRTworld”新闻网，在法国乡村地区，市政厅往往是民众与政府之间唯一的纽带。市长和居民之间的关系更加私人化，民众要求市长坚定地捍卫他们的利益。
但在全法市长协会副主席安德烈·莱格内尔看来，随着市长权力被削弱，将来他们只能行使结婚登记之类的职责，或者每逢佳节身披绶带装点门面。“市镇的消亡是民主体制和共生理念的倒退。”他说。
他们曾经功不可没
在法国城镇的发展史上，许多市长功不可没。
塞夫兰是塞纳-圣丹尼斯省最贫穷的城市之一，这里治安差，失业率高，毒品走私猖獗。2001年，左翼领袖斯蒂芬·加蒂尼翁挺身而出，当选市长。当时他刚过30岁，高大帅气，年富力强。在市长的职位上，他打拼17年，把曾经分裂的一切“粘合到一起”。
据《费加罗报》报道，加蒂尼翁最广为人知的事迹，是2012年11月为塞夫兰争取财政拨款。他多次抨击中央对地方支持不力，在财政拨款辩论会的前几天，他公开绝食表示抗议，获得了许多左翼人士的支持，包括时任内政部长瓦尔斯、国民议会议长巴托罗内等人。
但时任城市部长拉米不肯点头，并强调塞夫兰是“得到国家拨款最多的城镇之一”。加蒂尼翁誓将绝食进行到底，把自己饿了6天后，中央政府妥协了，向塞夫兰拨款470万欧元。
对塞夫兰居民来说，加蒂尼翁不仅是好市长，还是该市的精神象征，但今年3月他突然宣布辞职，因为自己“疲惫不堪，得不到国家的支持”。
加蒂尼翁热情地支持过马克龙。他在2017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写道，法国“迫切需要改变体制，进行坚定的改革”；他相信马克龙是“全新的政治选择”，“重大历史时刻即将到来”。
然而，马克龙上任不到一年，加蒂尼翁就失去了信心。“菜鸟部长们，这是后政治时代！”他把马克龙执政期比作“苏联勃列日涅夫治下的停滞期”。
在告别集会上，加蒂尼翁向市民们说出了心声。“在市长的位子上，我一干就是17年，热爱这份工作，为之付出一切。但来自高层的压力让我疲倦不堪，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是堂吉诃德，在与风车搏斗。无可否认，改革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在我看来，问题更多。比如，我当选市长时，塞夫兰有113名警察。17年后的今天，警察局里只剩80人，一半职位空悬。”
法国《巴黎人报》称，跟加蒂尼翁道别的人群中，许多人是他的“老街坊”。“我来向他表示支持和感谢。我见证了塞夫兰的变化，这些都要归功于市长。”从1992年起一直住在塞夫兰的法里达说，“但他不是魔术师。他必须面对财政紧缩的压力，这是不得人心的富人政策。他的离去是塞夫兰的损失，但我完全理解他。”
马克龙的改革不被看好
在改革与传统的角力中，矛头指向市长——最贴近民生的基层管理者。重压之下，市长离职潮终于爆发。
心生去意的不只是市长。据英国路透社报道，71岁的法国内政部长科洛姆在9月宣布辞职，他曾是马克龙最亲密的盟友之一，透露过想参加2020年家乡里昂的市长竞选。不久，环境部长于洛、体育部长弗莱塞尔也辞了职。一个月内被3名部长“炒鱿鱼”，对总统来说是沉重的打击。
《纽约时报》指出，当马克龙努力树立其“欧洲领导人和价值观捍卫者”的形象时，法国公务员们发起了抵抗运动。全国民意调查显示，马克龙的支持率不断下滑，特别是在“法国腹地”。人们认为他是繁华大都市的总统，而非落后地区的代言人。
2017年的大选中，他以改革者的姿态赢下66.1%的选票，但国际独立研究公司IFOP的民调显示，今年7月只剩39%的受访者对他仍感满意；8月，他的支持率降至34%；9月持续下跌，只余29%。依靠养老金的老人和低收入群体纷纷抱怨他的政策“只叫财团和富人受益”。
《费加罗报》报道市长辞职潮后，总理办公室随即要求地方展开调查。“自2014年市政选举以来，市镇官员离职比例并不算高得离谱。”调查报告称。不过“TRTworld”指出，报告并未涉及自愿辞职的情况，只调查了健康恶化、工作压力过大等原因导致的“被动离职”。
即便如此，“令人担忧的事态”还是引起了马克龙政府的重视，担忧市政人员辞职潮让下一次市政选举面临人才亏空的风险。
法国政府即将公布2019年的财政预算，但情况似乎不会迎来明显改善。在下次市政选举前，市长们得在捉襟见肘的预算下苦撑两年多，他们需要把每一分钱都掰成两半花。
法国史上最年轻的总统马克龙最近遭遇内忧外患。在欧洲，他的“一体化”梦想遭遇民族主义阻击；在法国国内，毫无起色的经济和高企的失业率使其支持率一路走低。内阁盟友接连离开及史上最严重的市长离职潮，令他的处境雪上加霜。
多如繁星的市长是法国“特产”
圣塞纳苏文根位于勃艮第省腹地，只有几条街道，道路两旁矗立着古老的石头房子，还有一座13世纪的教堂和一间面包房，树叶在秋风中摩挲是一天中最嘈杂的声响。这片田园诗般的土地上，77岁的路易斯·金蒂尔霍姆是最高长官——市长。
他写信给马克龙总统申请辞职时，多少让人有些意外。“30年了，我受够了。国家只给空头支票，一次次妥协退让，我已身心俱疲。”他说自己不想眼睁睁看着有400年历史的小镇走向衰亡。
这封信道出了法国广大乡村地区的焦虑。仅在2018年上半年，法国就有150多名市长辞职，大部分和金蒂尔霍姆一样来自乡下。法国《费加罗报》称，本届政府治下的市长辞职人数已创下历史新高。
美国《纽约时报》指出，市长辞职潮背后，是年轻的总统向该国几百年未曾动摇的古老体制发起的挑战，改革令传统难以为继。
根据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的数据，法国有超过3.5万座城镇，其中3万多座的人口不足2000，两万座的人口不足500。没有哪个欧洲国家的市长比法国更多，他们占去了欧盟市长总数的40%。
多如繁星的市长是法国“特产”。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政府颁布法令，宣布无论教堂的尖塔在哪里出现，哪怕周围只有零星几所房子，也应该有市长存在。从那以后，市长成为法国社会的支柱。
如今，马克龙希望集权，由中央代替地方进行管理，令最安静的角落也能感受到政府权威。
自2014年市政选举以来，辞职的法国市长增加了55%。法新社报道称，2017年，请辞的市长（1021名）就已达到上届政府同期的两倍；每周都有市长交还市政厅的钥匙。
市长们“钱少、事多、没地位”
市长大规模离职，反映了法国乡村地区在收入下降和人口减少的双重打击下艰难生存的现状。
金蒂尔霍姆抱怨说，过去几年国家拨给城镇的经费大幅减少：2014年国家拨款420亿欧元，2017年马克龙当选后降至300亿欧元。不仅如此，马克龙的竞选承诺包括削减住宿税，而这是地方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这笔税由房屋的住户支付，不管此人是房主还是房客。
每年，住宿税能给法国带来220亿欧元收入，占市政税收的34%。减税的竞选口号让马克龙获得了民意支持，兑现承诺却给市政收入带来沉重打击。
过去，法国市政府可以自行决定市长津贴，但2016年后由新的法律来规定。那些管理着不到500人的小城镇的市长们发现，他们每月津贴只有658欧元，约为法国最低月薪的一半。
去年4月，马克龙在电视上信誓旦旦地表示，小城镇“不会少一个子儿”，因为中央政府将补偿其财政损失。但金蒂尔霍姆至今没见到任何“补偿”。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给员工发工资了。”卡斯蒂伦前市长菲利普·里昂说。这个只有280人的小镇财政捉襟见肘，里昂不得不“削减一切开支”，“连节庆活动都叫停”。
“财政紧缩一刀接一刀砍下来，我们被砍得只剩骨头。”勃艮第省市长协会负责人卢多维奇·罗切特告诉《纽约时报》，“削减住宿税是压垮我们的最后一根稻草。”
中央政府还压缩了市长们的政治权力。根据2015年的一项法律，5000人以下的城镇要合并为至少有1.5万人口的行政区。市长手中真正有“含金量”的权力，如管理经济、征税等职责，都要移交给合并后的新行政区。
马克龙上台后加速推进了这项改革。“在互联网和快速交通盛行的时代，小城镇应结合起来，共同面对新挑战。”议会副议长卡泽纳夫告诉《纽约时报》，行政合并是造成辞职潮的首要原因，市长们必须让出“小领土上的国王宝座”。
市长们抱怨他们的意见无人理会，备感孤立。行政边界扩张意味着无穷无尽的会议，一浪高过一浪的会议争论中，小市长们的声音被湮没；在“政治明星”面前发言时，他们经常被冷嘲热讽。古斯塔夫·朗格路易斯从1977年起就担任阿奎尼的市长，但他决定放弃下一届市政选举，因为“决策权不再属于我们”。
收入和权力锐减，责任却没缩水。他们时常承担份外工作，往往以牺牲个人生活为代价，很多市民却不体谅市长的难处，认为他们提供服务天经地义。法国《欧洲时报》称，2018年的调查显示，法国人对市长的信任度下降了9个百分点。
“我们什么都得干。”刚辞职的让·贝利尼告诉《纽约时报》，“人们一有什么事就马上打电话到我办公室，甚至打到我家。‘没水了，没电了，找市长。’他们觉得市长无所不能。”
几位离职市长指出，选民对公共服务的期望越来越高。“比如道路损坏了，他们恨不得第二天就修好。”曾是市长的克劳德·德斯坎普斯说，“只要让他们不满意，他们分分钟就起诉你。”
社会学家卢克·鲁本告诉土耳其“TRTworld”新闻网，在法国乡村地区，市政厅往往是民众与政府之间唯一的纽带。市长和居民之间的关系更加私人化，民众要求市长坚定地捍卫他们的利益。
但在全法市长协会副主席安德烈·莱格内尔看来，随着市长权力被削弱，将来他们只能行使结婚登记之类的职责，或者每逢佳节身披绶带装点门面。“市镇的消亡是民主体制和共生理念的倒退。”他说。
他们曾经功不可没
在法国城镇的发展史上，许多市长功不可没。
塞夫兰是塞纳-圣丹尼斯省最贫穷的城市之一，这里治安差，失业率高，毒品走私猖獗。2001年，左翼领袖斯蒂芬·加蒂尼翁挺身而出，当选市长。当时他刚过30岁，高大帅气，年富力强。在市长的职位上，他打拼17年，把曾经分裂的一切“粘合到一起”。
据《费加罗报》报道，加蒂尼翁最广为人知的事迹，是2012年11月为塞夫兰争取财政拨款。他多次抨击中央对地方支持不力，在财政拨款辩论会的前几天，他公开绝食表示抗议，获得了许多左翼人士的支持，包括时任内政部长瓦尔斯、国民议会议长巴托罗内等人。
但时任城市部长拉米不肯点头，并强调塞夫兰是“得到国家拨款最多的城镇之一”。加蒂尼翁誓将绝食进行到底，把自己饿了6天后，中央政府妥协了，向塞夫兰拨款470万欧元。
对塞夫兰居民来说，加蒂尼翁不仅是好市长，还是该市的精神象征，但今年3月他突然宣布辞职，因为自己“疲惫不堪，得不到国家的支持”。
加蒂尼翁热情地支持过马克龙。他在2017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写道，法国“迫切需要改变体制，进行坚定的改革”；他相信马克龙是“全新的政治选择”，“重大历史时刻即将到来”。
然而，马克龙上任不到一年，加蒂尼翁就失去了信心。“菜鸟部长们，这是后政治时代！”他把马克龙执政期比作“苏联勃列日涅夫治下的停滞期”。
在告别集会上，加蒂尼翁向市民们说出了心声。“在市长的位子上，我一干就是17年，热爱这份工作，为之付出一切。但来自高层的压力让我疲倦不堪，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是堂吉诃德，在与风车搏斗。无可否认，改革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在我看来，问题更多。比如，我当选市长时，塞夫兰有113名警察。17年后的今天，警察局里只剩80人，一半职位空悬。”
法国《巴黎人报》称，跟加蒂尼翁道别的人群中，许多人是他的“老街坊”。“我来向他表示支持和感谢。我见证了塞夫兰的变化，这些都要归功于市长。”从1992年起一直住在塞夫兰的法里达说，“但他不是魔术师。他必须面对财政紧缩的压力，这是不得人心的富人政策。他的离去是塞夫兰的损失，但我完全理解他。”
马克龙的改革不被看好
在改革与传统的角力中，矛头指向市长——最贴近民生的基层管理者。重压之下，市长离职潮终于爆发。
心生去意的不只是市长。据英国路透社报道，71岁的法国内政部长科洛姆在9月宣布辞职，他曾是马克龙最亲密的盟友之一，透露过想参加2020年家乡里昂的市长竞选。不久，环境部长于洛、体育部长弗莱塞尔也辞了职。一个月内被3名部长“炒鱿鱼”，对总统来说是沉重的打击。
《纽约时报》指出，当马克龙努力树立其“欧洲领导人和价值观捍卫者”的形象时，法国公务员们发起了抵抗运动。全国民意调查显示，马克龙的支持率不断下滑，特别是在“法国腹地”。人们认为他是繁华大都市的总统，而非落后地区的代言人。
2017年的大选中，他以改革者的姿态赢下66.1%的选票，但国际独立研究公司IFOP的民调显示，今年7月只剩39%的受访者对他仍感满意；8月，他的支持率降至34%；9月持续下跌，只余29%。依靠养老金的老人和低收入群体纷纷抱怨他的政策“只叫财团和富人受益”。
《费加罗报》报道市长辞职潮后，总理办公室随即要求地方展开调查。“自2014年市政选举以来，市镇官员离职比例并不算高得离谱。”调查报告称。不过“TRTworld”指出，报告并未涉及自愿辞职的情况，只调查了健康恶化、工作压力过大等原因导致的“被动离职”。
即便如此，“令人担忧的事态”还是引起了马克龙政府的重视，担忧市政人员辞职潮让下一次市政选举面临人才亏空的风险。
法国政府即将公布2019年的财政预算，但情况似乎不会迎来明显改善。在下次市政选举前，市长们得在捉襟见肘的预算下苦撑两年多，他们需要把每一分钱都掰成两半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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