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委内瑞拉

    “我们从没想过出卖身体”

    在潮湿闷热中，她们对着镜子做“开工”准备：抚平头发，共用口红和粉底，穿上短裤、露出腰的上衣和塑料凉鞋。她们中有些人是母女、姐妹。为了摆脱饥饿，她们携手逃离委内瑞拉，一起进了哥伦比亚的妓院，在泪水的陪伴下，将用身体挣得的每一个比索汇给留在祖国的亲人。

    阿莱格里娅26岁，过去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当历史和地理老师。接受法新社采访时，她不自觉地交握双手，显露出内心的紧张和百味杂陈。

    在委内瑞拉猛烈的通货膨胀中，她31.2万“强势玻利瓦尔”的年薪不够买一袋面条。今年2月，她和数十万同胞一样越过边界来到哥伦比亚。最初的3个月，她在东部的阿劳卡做服务员，老板管吃管住，但没有工资。“我攒下小费汇给家里。”她说。

    很快，连这点收入都被夺走了。包括她4岁儿子在内的6个亲人指望着阿莱格里娅，她别无选择。如今，她身处哥伦比亚南部热带雨林里的卡拉马尔。60多年来，这里一直是反政府武装和毒贩的大本营。

    她自嘲地给自己取了西班牙名字“阿莱格里娅”，意为“喜悦”。在这座尘土飞扬、只有3000人口的小镇上，大约60名委内瑞拉女人在做皮肉生意。

    “过去我们从没想过出卖身体，危机逼得我们走投无路。”35岁的委内瑞拉人“朱莉”（西班牙语，意为“漂亮”）说，2016年她失去了报业经销商的工作，因为“没有能用来印报的纸”。

    朱莉有3个孩子要抚养。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从一份工作到另一份工作，她只身越过边境，除了身上的衣服，再无他物。据联合国新闻网报道，11月8日，联合国难民署宣布，委内瑞拉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已导致该国人口的12%（约300万人）逃离，成为南美洲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迁移；目前人口外流呈现加速态势。

    由于委内瑞拉缺乏药物，朱莉失去了患有心脏病的未婚夫，她孩子的父亲则因肾衰竭死去。“我感觉自己被夹在岩石和铁板之间。”朱莉说。最终，她选择“出卖”自己，以及19岁的侄女米拉格罗。“起初我感觉糟透了。”米拉格罗告诉法新社，她找不到更好的办法帮助她的兄弟、两岁的儿子和患病的母亲，母亲很快就去世了。

    这些女人很难向家人掩盖真相，能瞒多久就瞒多久。“他们不知道我在干什么，连妈妈也不知道。她牺牲了一切来让我受教育……她肯定很难接受。”阿莱格里娅骗家人说，自己在面包店工作。她梦想着在哥伦比亚继续教书，但没有护照，这只能是妄想。她时常去当地的紧急救援队寻求心理帮助。在该地区的武装分子、热带气候和疾病威胁下，这些女性中的很多人患上了焦虑、抑郁和创伤后应激障碍。

    11月13日，美国彭博社发布了“牛奶咖啡指数”，显示委内瑞拉的年化通胀率已达惊人的149900%。此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该国今年通胀率将达1000000%。委政府在8月发行了新货币“主权玻利瓦尔”，并设立数字货币“石油币”，但一切努力似乎都是徒劳。

    美国《华盛顿邮报》称，为了躲避失业、饥饿、医疗匮乏和全球最高的暴力犯罪率，每天有超过5000人离开委内瑞拉。他们不顾一切地奔向新生活，哪怕这意味着沦为妓女和奴隶。

    血泪逃亡路

    今年8月，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宣布将纸钞面额砍掉5个0、推出新货币并向民众提供特殊奖金时，51岁的桑德拉·加蒂斯决定用这笔钱离开。她的儿子已在这个夏天徒步逃往秘鲁，行走距离超过4300公里，相当于从洛杉矶走到纽约。

    加蒂斯的两任丈夫分别死于抢劫和车祸，4个孩子中的老大被20发子弹射成了筛子。她的儿媳怀孕时尿道感染，他们买不到抗生素；婴儿出生后得了尿布疹，他们买不起尿布；想用布料充当尿布，他们买不到洗涤剂。加蒂斯10岁的女儿安吉莉斯，体重比正常标准轻5公斤。

    安吉莉斯的同学中，有6个逃离了委内瑞拉。加蒂斯问她，想用政府发的钱买双网球鞋，还是买两张去哥伦比亚的车票。小女孩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们离开这里吧，我会穿着我的破鞋走。”

    母女俩到哥伦比亚边境的第一晚露宿在停车场。有愤怒的哥伦比亚人持刀追赶难民，加上身边围绕的全是陌生人，她们彻夜难眠。第二天一早，母女俩希望有好心人载她们一程。加蒂斯拿出了藏在内衣里的6美元，这是她仅剩的积蓄。

    一小时过去了，没有人停车。两小时过去了，然后是3小时，气温逐渐降到冰点。只有一辆破破烂烂的银色丰田车停下来，女司机索价12美元，加蒂斯付不起。

    这对母女像无数委内瑞拉人一样，只能选择步行。男人们扛着破烂的行李箱，女人们背着捆成卷的毯子，孩子们背着书包。他们跨过岩石，蹚过泥泞的溪流，走过没有道路的边界。在寒冷的海拔几千米的苔原，和来自大洋的寒流带来刺骨的冷风。在热带长大的安吉莉斯套上了她所有的衣服：两条紧身裤、几件T恤衫和一件轻薄的夹克，但这些根本无法御寒。

    到第三天，母女俩只走完了五分之一的路程，不得不在寒冷的帕拉莫山头露宿一晚。那里是最令难民害怕的地方，夜间气温低至零下10摄氏度，至少有17人在此遇难。一名法医告诉美联社，他亲眼看到有个家庭挖好洞，埋葬了用点缀着红色花朵的白毯子包裹着的遗体。美联社称，过去两年，至少有3400人在这段逃亡路途中死亡或失踪。

    事实上，无论前进的方向是秘鲁还是哥伦比亚，苦难都如出一辙。沿着灼热的高速公路或者冰冻的山路走，难民们没有水、食物、药物和交通工具，也没有安全保障。难民中有四成是女性，她们是人贩子觊觎的对象。

    相比之下，加蒂斯母女很幸运。教师卡马乔和朋友开车路过此地，担心瘦弱的安吉莉斯撑不过去，于是载上了这对母女，买玉米饼给她们，还收留了她们一晚。在其他路人和警察的帮助下，在逃离委内瑞拉的第八天，母女俩终于到达秘鲁边境。

    活着就是一切

    在加拉加斯，一切东西都需要排队购买，但最长的队伍不在商店门外。

    市中心一座外形古板的建筑外面，每天天不亮，街道就开始被人流堵塞。人们或席地小睡，或在手机上轻点，或者呆望远方。穿迷彩服、持步枪的国民警卫队通常在早上6点半左右出现，有时深夜也来，驱赶那些露宿的人。

    这里是委内瑞拉出入境管理局，人们来这儿是为了护照。彭博社称，在门外排队的都是无法支付贿赂以加快申办速度的人——管理局的职员们为每本护照索价超过2000美元，是去年同期的两倍多、最低月工资的68倍。政府将办理缓慢归咎于墨水和纸张短缺。据路透社报道，有人申请了两年，依然徒劳无功。

    如今，整个南美洲只有阿根廷、巴西等少数几个国家仍然接受没护照的委内瑞拉人，因此人们没有选择的余地。“这是另一种冒犯，另一种污辱——让大人和孩子一起在街上睡觉。”凌晨5点，安东尼塔·苏亚雷斯抓着枕头，指着裹紧毯子蜷缩在纸板上的人们对彭博社说。一旁，流浪狗在垃圾桶中刨食，粪便点缀在人行道上。安东尼塔已等待了9个小时，她坐了6小时的车赶到这里。

    26岁的罗哈斯是受过培训的农业工程师，但他未能在这个行业谋到体面的工作。他在牧场干过一阵子，但偷牛贼逼得牧场关了门。之后他尝试种西红柿，然后是丝兰花，都赚不到钱。“你可以拼命干活儿、得以糊口，但如果汽车爆胎，你连个备胎都找不到。”

    在清晨的寒意中，罗哈斯苦闷的发言得到了周围许多人的应和。他说自己仍然热爱祖国，但他爱的并非政府或经济，“如果这里还有经济可言”。“去年我参加了抗议，”他说，“我努力过。我们已别无他法，只得离开。”

    据联合国新闻网报道，哥伦比亚已有超过100万委内瑞拉难民，并以每天3000人的速度递增；秘鲁接收了超过50万人，位居第二；接下来是厄瓜多尔、阿根廷、智利和巴西。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为应对难民，哥伦比亚政府已花费12亿美元，占2018年该国GDP的0.5%。

    “你遇到过的最糟糕的情况是什么？”何塞·乌达内塔问《华盛顿邮报》记者，然后描述了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一座难民营里的生活。那里距公交总站只有几个街区，垃圾遍布的草地上搭着一排排彩色的塑料帐篷，住着300到400人。食物由修女、非政府组织和个人捐赠，饮用水来自水龙头。成年人聚集在马路上，带着孩子一起乞讨，挥舞着早已分文不值的玻利瓦尔钞票。更多的人住不进营地，只能在污染严重的河岸边和废弃的铁轨旁露宿。

    大部分逃到巴西的委内瑞拉人发现，他们只能在街头和草地上过活，幸运儿才能分到非政府组织发放的帐篷。一些人将吊床挂在汽车配件经销商的门店外，巴西业主允许他们在这些有遮棚的地方过夜，只要他们在早上挪开。

    当地店主的慷慨，与8月18日边境城镇帕卡赖马的仇外袭击事件形成了鲜明对比。据说，袭击的起因是，有巴西人在家中遭到委内瑞拉人抢劫。“一些巴西人对我们很差，但不是所有人都那样。”怀着身孕的19岁女孩安吉·戈麦斯说。她带着母亲来到巴西，每天在车来车往的交通灯下穿梭，询问过往司机是否需要擦洗车窗。

    在巴西小城博阿维斯塔的街头，37岁的罗伯特·吉梅内斯摆摊卖玉米。每根玉米只卖16美分，以能否维持生计作为衡量生意成功的标准：在好日子里，他有饭吃，坏日子就挨饿。

    原本是工人的他两个月前来到巴西，差点儿饿死。他和兄弟租了一间房，尽管付了房租，还是很快被扫地出门。“我觉得是因为他们不喜欢委内瑞拉人。”

    罗伯特的玉米价格低廉，但顾客寥寥。很多人听到他有委内瑞拉口音就走开了，还曾有当地人用枪威胁他们兄弟。“他们害怕我们。”罗伯特告诉路透社。

    摆了近17个小时的摊，这一天结束时，他没能卖掉一根玉米、吃上一口饭。但罗伯特仍然感觉“很棒”，因为他“还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