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仲裁 受伤的永远是员工

    在美国，为了鸡毛蒜皮闹上法庭的案例屡见不鲜，但近年来，美国劳动者却越来越难以对雇主提起诉讼。

    在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时，许多公司迫使员工认同“强制仲裁”条款，规定员工遭遇薪酬不平等、性别歧视或性骚扰时只能“内部解决”，不能将公司告上法庭。令人费解的是，这条“霸王条款”获得了美国最高法院的支持。

    近日，谷歌公司的员工走上街头，对“强制仲裁”宣战。

    员工在不知不觉中签下“霸王条款”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11月2日，位于美国硅谷的谷歌公司总部，以及纽约、柏林、都柏林、东京等20多个分部的上千名员工走上街头，抗议谷歌管理层包庇性骚扰和性别歧视。抗议者提出了5点要求，其中一条是：就骚扰和歧视问题结束“强制仲裁”，让受害者有权提起诉讼。

    何谓“强制仲裁”？BBC举了个例子：谷歌一名女员工受到骚扰，向管理层投诉。公司内部举行了申诉听证会，然而，她的申诉失败了。接下来想对簿公堂？对不起，她不能这么做。

    打官司是美国社会解决争端的常见手段，为什么谷歌员工不能采取这种方式？原来，谷歌在每位员工入职之初都与他们签署了强制仲裁协议，这意味着，所有歧视案件都必须在公司“内部解决”，而非对簿公堂，包括性骚扰、种族歧视、同工不同酬等。即使员工对内部仲裁的结果不满意，也没有起诉雇主的权利。不只谷歌，很多公司在招聘时与员工签订了这一“霸王条款”。

    最有名的强制仲裁案例，当属美国福克斯新闻主播格雷琴·卡尔森的性骚扰指控。据她说，该频道前任老板罗杰·艾尔斯问她可否提供性服务。当她拒绝他的“预付款”后，她发现自己的工资被削减，后来干脆被解雇。

    卡尔森与福克斯的合同中有强制仲裁这一条，因此，她无法在法庭上解决此案。但她采取“曲线救国”的方式，以违反人权法为由起诉艾尔斯。卡尔森赢得了2000万美元赔偿，艾尔斯也发布了道歉声明，但BBC表示，目前尚不清楚卡尔森是如何绕过合同中的保密限制的。

    公司内部仲裁是在争议发生时，经当事人知晓且同意的争议解决方式，世界各国普遍将其作为保护劳动者合法权利的重要渠道。员工有权自由选择是通过仲裁还是通过法院来控诉雇主的非法行为，比如拖欠工资，要求员工没日没夜地加班。

    在如今的美国，仲裁却有些变味了。非营利组织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在其官网上写道：“强制仲裁是硅谷员工的劳动合同中普遍包含的条款。该条款要求任何争议都必须在公司内部处理，而不能通过其他法律渠道……员工经常在工作的第一天签署大量文件，此类协议往往悄悄地夹在其中，很多人甚至对有没有签过这些协议完全没印象。”

    强制仲裁的天平向雇主倾斜

    美国新闻网站“掘客”报道称，强制仲裁协议不利于员工向雇主提出正式投诉，而且几乎在所有方面都有利于雇主。美国财经媒体CNBC认为，仲裁程序受雇主青睐，首先是因为它可以提高效率，节省资金。

    卡尔顿·菲尔兹律师事务所国家集体行动实践小组负责人朱莉安娜·麦凯布告诉CNBC，一起仲裁案平均需要6个月完成，而联邦陪审团的审判可能需要很多年。“仲裁协议背后的推动力是降低诉讼成本，尤其是集体诉讼成本。”希夫·哈丁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劳伦·诺瓦克告诉CNBC。

    强制仲裁受企业欢迎的第二个原因是，企业可以避免因不法行为而被起诉，无论性质有多么严重。“掘客”引用华盛顿特区经济政策研究所今年发布的研究报告称：“这些强制性雇佣仲裁协议把所有类型的法律索赔挡在法院大门外，涉及范围包括就业歧视、性骚扰、残疾雇员、产假和病假、最低工资和加班费等。如果受到联邦或州法规保护的就业权受到侵犯，但受害员工签署了强制性仲裁协议，那么，他就无法诉诸法院，必须通过协议中指定的仲裁程序处理索赔。”

    由于缺乏司法系统保护，仲裁到底能否保护雇员的权益，完全是个未知数。ACLU认为，仲裁案件虽然同样由法官或同行陪审团审理，而且有律师在场，但他们可能很少或根本没有接受过关于歧视、骚扰或虐待等法律问题的培训，也不需要遵守判例。所以，很少有幸运者能通过这种方式维权成功。美国全国就业律师协会（NELA）甚至公开斥责，强制仲裁“对公共司法系统来说是一种诅咒”。

    BBC表示，不同于要求公开透明的司法制度，仲裁程序从过程到结果都要严格保密，所以可以更好地维护公司声誉，还能使受害者保持沉默，无法对仲裁决定提出上诉或采取进一步行动，公众亦无从声援。

    康奈尔大学仲裁专家亚历山大·科尔文告诉“掘客”，如果法律为强制仲裁开了绿灯，肯定会鼓励更多的公司诉诸这一渠道。科尔文发现，2015年，员工仅仅赢得了21％的仲裁案件；相比之下，在州法院受理的案件中，员工胜诉比例为57％。而且，员工在仲裁败诉后不太可能继续提出上诉，而在法院败诉后继续上诉的可能性比仲裁高50倍。

    就算能通过仲裁维权成功，员工获得的补偿也大大减少。仲裁的结果平均为10.9万美元（约合人民币75万元），而诉至州法院平均可获57.5万美元（约合人民币398万元）补偿。科尔文说，律师们都表示自己不太可能代表受仲裁协议约束的员工，因为他们赚取的佣金要少得多。

    废除强制仲裁的呼声日益高涨

    除了劳动者，消费者也难免受到强制仲裁协议的负面影响。早在2011年，美国最高法院就裁定，禁止消费者参与集体诉讼的消费者仲裁协议是合法的。

    这意味着，人们在使用商品或服务时可能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同意了“霸王条款”。

    非营利组织美国司法协会（AJJ）在其官方网站上写道：危险的强制仲裁条款隐藏在许多消费合同的细则中，从信用卡、手机到养老院护理……无处不在。消费者必须签署这些条款以获得服务，但他们往往不知道，自己已经放弃了合法权利。

    AJJ表示，对消费者来说，强制仲裁协议的“霸道”体现在以下几点：

    不公平。大多数强制仲裁条款要求消费者放弃起诉权利，但允许企业起诉消费者。

    高成本。消费者通常必须支付高昂的申请费才能启动仲裁程序，还要承担仲裁人员的费用。此外，强制仲裁条款通常允许公司选择进行仲裁的地点，而不管消费者是否路途遥远，代价高昂。

    仲裁者并非不偏不倚。对仲裁庭来说，消费者是“流水的兵”，通常只来一次，而公司往往是“铁打的营盘”。所以，仲裁者在多数情况下难免偏袒“老主顾”。

    缺乏程序保障。强制仲裁条款通常严重限制个人的权益，例如限制个人获得必要的证据。因此，个人几乎不可能对不利决定提出上诉。

    “暗箱操作”。法院的诉讼和记录向公众开放，但大多数强制仲裁条款要求仲裁程序保密，即使案件涉及公共健康和安全问题。

    美国社会废除强制仲裁协议的呼声向来很高，1985年成立的全国就业律师协会（NELA）就是这一运动的领导者。该组织在其官方网站上表示，超过一半（53.9％）的美国雇主要求员工以同意强制仲裁作为就业条件，对拥有1000名以上员工的大公司来说，这一数字更高，达到65.1％。据统计，逾6000万美国劳动者不能通过法律途径维护他们的合法权利。

    NELA表示，这种情况在工资水平较低的地区、女性或非裔工人比例较高的工作场所最为常见。在地理分布上，强制仲裁协议在得克萨斯州、北卡罗来纳州和加利福尼亚州最为普遍，加州正是谷歌公司总部所在地。

    BBC称，科技巨头办公室外的抗议反映出，员工对强制仲裁的怒火日益高涨，一些大公司不得不让步。去年12月，微软取消了强制仲裁条款。今年早些时候，优步公司取消了强制仲裁和保密协议。有14名女性声称遭到优步司机侵犯，但由于优步的服务条款中有强制仲裁这一条，她们无法诉诸法庭。此后不久，优步的竞争对手Lyft取消了仲裁条款。

    立法者也试图结束不公平的条款。美国《赫芬顿邮报》报道称，今年9月，加州差点通过一项禁止强制仲裁的法律，但州长杰里·布朗否决了该法案，称其违反了联邦法律。去年，两位参议员提出一项提案，呼吁在性骚扰和歧视案件中废除强制仲裁协议，但该提案在国会石沉大海。

    美国最高法院的一项判决给这些努力泼了一盆冷水。据美国新闻网站“石板”报道，今年5月21日，最高法院以5比4的结果裁定，雇主有权要求雇员在个人仲裁中解决集体纠纷，禁止他们对雇主提出集体诉讼。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表示，集体诉讼“破坏了仲裁的目的”，即高效、廉价地解决纠纷。

    “最高法院的决定建立了一堵墙，阻止人们进入法庭。”劳工权益保护者艾米丽·马丁对CNBC抱怨道。ACLU也表示，最高法院剥夺了雇员们“抱团”的权利，而集体诉讼一直是迫使公司让步的最有效办法，毕竟“人多力量大”。工人权利组织Outten＆Golden合伙人朱诺·特纳告诉CNBC，“最高法院为雇主提供了违法的免费通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