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新闻界“赶走”一战真相

    100年前的那个“双十一”是个大日子——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这一天落幕。

    在刚刚过去的11月10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马克龙进行了一次特殊的旅程。两人参观了一节陈旧的火车车厢，它1889年生产于法国，编号2419D，原本是贡比涅马车公司的财产，曾在多佛海滨运送乘客和牛肉。如今，它作为纪念馆，静卧在贡比涅森林里。

    平时，经常有游客问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博物馆的职员，为什么各国选择在这么不起眼的地方，而不是在宏伟的要塞或金光闪闪的宫殿中，结束“现代史上最可怕的暴行”之一？

    游客们的困惑是当代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整体印象的缩影。在欧洲和美国，公众只知道一战是一场“漫长残酷而不失伟大的战争”，对其细节所知不多。在美国20世纪参与的重大战争中，一战是唯一一场在首都华盛顿没有纪念碑的。在民间，一战也很难唤起深刻的敬畏乃至反思，描绘那场发生于一个世纪前的战争的电影和电视作品屈指可数，相关书籍多年没出几本新作，就连游戏公司也是在百年纪念日之际，才想到制作几款以一战为背景的游戏。

    这种现象与技术限制有关——一战留下的“物证”远没有后来的战争多。不过，一个重要因素经常被忽视，那就是，参战各国想方设法将战争真相“赶”出了报纸头版。

    一战战地报道在各国遇阻

    英国1914年8月投身于一战时，主流报刊并不知道自己将面对何等严峻的挑战。弥漫于编辑部中的观点是：“战地记者”很酷，能与骑兵军官称兄道弟。《每日邮报》和《泰晤士报》的老板诺斯克利夫勋爵命令手下“赶紧去买马”，并向政府报告。

    英国政府对新闻媒体的防范，比其他参战国慢了半拍。战争爆发后，德国政府立刻发布《媒体指南》，对战时新闻报道加以限制。法国重拾第二帝国时代的传统，《鸭鸣报》描绘了一位穿军装的老妇人拿着剪刀，在许多报纸上剪出大洞。1917年，美国参战后不到一周，时任总统威尔逊就建立了公共信息委员会，负责人是拥护政府的记者乔治·克里尔。加拿大立法机关在战争开始不到3周时通过了“战争措施法”，明确指出，政府需要“对出版物、文字作品、地图、照片、通信和其他传播方式进行审查、控制和禁止”。

    1915年9月初，也就是德军进逼巴黎、法国政府撤往波尔多之时，英国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领导的自由党内阁终于决定对战地记者施加限制。英国议会通过《国土法》修正案，规定“任何人不得以口口相传或书面形式，散布可能导致军队或平民不满或惊慌的消息”。

    在此之前，为民族主义激情感染的媒体人就开始积极配合政府了。《泰晤士报》记者亚瑟·摩尔报道1914年8月英法军队的撤退时，用积极乐观的笔调写道：“让我再说一遍，纪律没有丧失，没有恐慌，没有认输。每个人的情绪都是甜蜜的，没有神经紧绷。小伙子们平静而愉快。”“相信将军们。”诺斯克利夫勋爵如此概括舰队街（英国报社集中地）的立场。

    作风古板的英国陆军大臣基钦纳勋爵一度认为，只有士兵才属于战区，记者根本不该出现在前线。《每日纪事报》的菲利普·吉布斯和《每日邮报》的罗勒·克拉克蔑视禁令，顶着“新闻歹徒”的称呼潜入法国发回报道，随后双双被捕，并被警告：若再犯便会被枪毙。

    战争没有像乐观者预期的那样在同一年的圣诞节前结束，伦敦感到有必要借媒体之口安抚民众。1915年6月，6名英国战地记者抵达前线，吉布斯也在其中。英国陆军司令部称他们为“会写作的狗”。接下来的几年里，又有几位记者获得战时采访许可，但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处在当局注视下，以确保只有军队和政府觉得不错的内容才能披露给读者。

    这些幸运儿来到距离加莱约32公里的圣奥梅尔，受到西线英军总司令约翰·弗伦奇爵士欢迎。这位陆军元帅做了简短的演讲，说他“信任记者们的荣誉感和忠诚”。然后，采访团入驻附近村庄的一栋老屋，算是有了临时住所和办公室。除了军方派来的专车和帮他们跑腿的卫兵，还有一群军官和他们同吃同住、同上前线，为的是提前了解记者们想写点儿什么。

    政府、军队和媒体达成默契

    环境使然，战地记者很容易被军队“同化”。他们统一换上军官制服：卡其色的外套和领带，长裤塞进长靴里，尖顶军帽在危险时刻可以换成钢盔。所有人都获得了上尉的荣誉军衔，除了绿色的袖标，和真正的军官别无二致。

    不仅是外表，记者们的思维方式也很快就和周围人一致了。为《每日邮报》和《每日镜报》撰稿的威廉·比奇·托马斯堪称典型。1915年8月4日，当德军首次使用化学武器、两军在夏季的暴雨和泥塘般的战壕中对峙时，他向读者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

    “烤鸡肉和煎炸的土豆嘶嘶作响时，偶尔会有一枚子弹砸在战壕上……这些勇敢的小伙子是英国军队中最优秀、最骄傲的老兵，跟任何部队相比，他们都是最精锐的百战之师。”

    站在政府的立场上，战时新闻管制确实有必要性。1915年5月，英国人管不了的《纽约时报》曝光了“勇敢的小伙子”遇到的大麻烦：英军炮弹短缺。报道在伦敦造成了爆炸性的政治冲击，阿斯奎斯被迫组建联合政府，大卫·劳合-乔治进入内阁，随即取阿斯奎斯而代之。

    但总体来说，各国政府、军队和新闻媒体有较强的默契，甚至不惜掩盖和歪曲事实。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案例与索姆河战役有关。这场会战自1916年7月1日开始，持续了四个半月，总共300万人投入战斗，死伤者达到了7位数。仅在战役第一天，就有1.9万名英国士兵丧生，3.8万人受伤。有评论说，人类文明史上从未出现过如此高效的杀戮。

    在此期间，为了不给前线部队“添麻烦”，记者们遵照指示留在宿舍里，只能通过军方公告了解战斗进展。于是，远在大后方的读者们被告知：“这对英格兰和法国来说是美好的一天。在战争中，这是个充满希望的日子。”菲利普·吉布斯的稿件这样写道。

    《曼彻斯特卫报》转载了这则报道，在标题中宣称“我军伤亡不重”：“第一天的攻击非常令人满意……军队不再用刺刀突击；而是一种缓慢、持续、有条不紊的推进，可以挽救生命。”英国的所有报刊都对索姆河战役做了类似描述，让民众满心以为军队打得轻松愉快。

    接下来的几个礼拜里，记者们被允许外出观察战斗，然而，他们无一例外继续保持着原先的腔调，即便目睹成千上万的年轻人伤亡，也没有任何改变。

    时隔多年，一些曾经的战地记者对自己当年所写的内容“深感惭愧”。1925年，威廉·比奇·托马斯写道：“英国陆军情报部门提供给我们的信息，有很大一部分是完全错误和误导性的……实际上，（报道发出的）第二天和之后几天，我都寝食难安，因为那不是真实情况。”托马斯说，“头条新闻巨大的粗体字，外加我自己大大的名字，都无法减轻这种耻辱。”

    1923年，菲利普·吉布斯以带有悔意的口吻说：“我们完全把自己当成了军人……我们是自己的审查员。”但他辩解称，自己试图“照顾那些儿子和丈夫在法国作战的人的感情”。

    一战结束后，托马斯和吉布斯接受了政府颁发的骑士勋章。也有少数人如《每日镜报》的编辑汉密尔顿·菲夫，将这一荣誉视为贿赂，这样的贿赂使他对目睹的一切保持沉默。

    “客观只是和平时期的奢侈品”

    直到持续了上千个日夜的杀戮落幕，欧美各国的公众才渐渐了解到，堑壕战是多么恐怖，毒气、炮弹、机枪、铁丝网、疾病和泥泞怎样杀死了整整一代年轻人。1917年12月，劳合-乔治在菲利普·吉布斯的庆功宴上坦言，永远不应该允许公众了解这种“血腥生意”的本质。“如果人们知道真相，战争明天就会停止。他们当然不知道，也无法知道。”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许多细节可能永远不会为后世所知。除了约束新闻报道，各国政府还检查军人寄出的家书，以免泄露机密信息，或是打击家乡父老的士气。审查人员把敏感的内容撕掉或使用黑色笔涂抹，让无数记忆碎片就此消失。当然，由于这场战争太过可怕，战壕中的许多人也不愿向亲友提起自己到底经历过什么。

    1918年，美国参议员海勒姆·约翰逊表示：“当战争到来，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约翰逊因反对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而遭到孤立，他对战争会掩盖真相的判断被证明颇有见地。美国传播学者哈罗德·拉斯韦尔于1927年指出：“有关控制舆论的方式方法的所有讨论……证明民主浪漫主义轰然崩塌。”自那以后，各国政府的战时新闻政策花样翻新，1982年英阿马岛战争期间，英国记者马克斯·黑斯廷斯说，“客观只是和平时期的奢侈品”。

    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8年11月11日落幕。此前4天，美国人见证了这次战争期间最后一次重大报道失误：前线军官误读了一条宣布局部停火、以便德国代表团前来谈判的消息，结果，11月8日的各家报纸就刊出了“战争结束”的大标题，引发举国狂欢。

    辟谣姗姗来迟时，许多人早已陷入宿醉。纽约时报广场上，一些愤怒的民众撕碎了报纸。“虚假报道是可怕的，该对它们负责的人只比罪犯稍好点儿。”美国前总统杜鲁门当时写道。

    1918年11月11日，战争结束的消息再次传来。战争真的结束了，但庆祝活动明显冷清了很多。民众耗光了激情，而后，他们渐渐意识到战争的意义和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