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偷走291块阵亡士兵身份牌

    每当战争来临，小小的士兵身份牌就可能成为阵亡者留在世间最后的痕迹。血与火的印记让它们能够唤起后人的追思，也令它们被不法之徒觊觎。

    每个士兵奔赴战场前都会想到身后事。为激励士气并安抚遗属，现代军队非常重视对阵亡者的安置。由此，记录着军人身份信息的身份牌应运而生。作为军装的组成部分，它挂在士兵身上时少有人关注；被从逝者遗体上取下时，它因为承载着士兵的个人经历而被赋予独一无二的意义，甚至被视为珍贵文物而遭不法之徒觊觎。

    最近，美国出现了一起与阵亡士兵身份牌有关的案件。

    这位憨厚的学者频频伸出罪恶之手

    近些年，法国人安托宁·德哈伊斯经常前往美国马里兰州乔治王子县的国家档案馆。据美国“每日野兽”网站报道，这位历史学家的研究方向是二战，出过一本讲述诺曼底战役的大部头著作《圣迈尔·埃格利斯：诺曼底的美国避难所》，平装本售价134美元。

    这位戴着无框眼镜的学者看上去斯文、憨厚，与那些常年埋首于文献中的“书虫”并无不同。在国家档案馆里，他直奔公共研究室，用官方颁发的证件借阅文件，特别是跟诺曼底登陆有关的资料，一待就是一天。档案馆每年接待很多像他这样的人，因此没有谁注意到，他每次离开时带走的东西比来时更多。

    美国《华盛顿邮报》提到，从2012年到2017年，德哈伊斯从档案馆盗窃了291块士兵身份牌。被他一并顺走的还有134件阵亡者的个人物品，包括免疫记录、私人照片和信件。这些物品绝大部分属于二战时期在德国坠机的美军飞行员。

    直到东窗事发，德哈伊斯的真面目才被揭开。大部分赃物被他挂在网上拍卖。为了不让外界起疑，他对其中一部分实施了破坏性处理。2016年，他偷了一名“塔斯克基飞行员”的两块身份牌。死者生前隶属于美国第一支非洲裔飞行员联队，当时的美国社会仍处于种族隔离下，这支部队却以英勇无畏的表现获得了“红尾天使”的美誉。德哈伊斯把其中一块送给一家航空博物馆，“换取在一架‘喷火’式战斗机里坐一坐的机会”。

    德哈伊斯频频作案，但获得的不义之财加起来不到45000美元，这桩“生意”似乎并不是那么有利可图。即便如此，考虑到这些身份牌无可替代的历史及人文价值，舆论普遍认为，他犯下的绝非普通罪行。

    “他不是小偷，而是盗墓贼。”评论此案时，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发言人乔·戴维斯的愤怒溢于言表。

    从私人物品到制式装备

    很多时候，小小的身份牌是阵亡军人留在世间唯一的痕迹。这也能说明，针对它的犯罪为何遭受千夫所指。以美国为例，身份牌由军需部统一制作，通常以铝为材质，上面刻着佩戴者的姓名、军衔、单位等信息。奔赴战场前，士兵们会用绳索穿过牌上的小孔，挂到脖子上，塞进衣领，贴在胸前。身份牌是军装的一部分，没有战事时，士兵们会悉心保管。

    士兵身份牌是现代战争的产物。美国内战期间，多达15万名士兵阵亡时无名无姓，占死者总数的1/4，其中许多面目全非。“一截树桩上，堆放着两个骷髅、一具骨盆和两副下颌骨，连墓碑也没有。”一名媒体记者在1866年战争结束后如此报道他在美国南方的见闻。

    为了帮助家人找到阵亡后的自己，士兵们想出了千奇百怪的招数。有人在纸条上写下姓名和家庭地址，别在后背上；有的写在鞋底；还有的用刀刻在背包或腰带的衬里……

    一些精明的商家嗅到了商机。他们统一制作了可以刻上姓名和住址的别针，后来改成吊牌，一面有雄鹰或盾牌图案，以及“为统一而战”、“自由、统一、平等”之类的口号，另一面刻着士兵的信息。这种吊牌就是士兵身份牌的雏形。

    19世纪末，美国和西班牙打了一仗。随军牧师查尔斯·皮尔斯发现，佩戴吊牌的士兵“魂归故里”的可能性远大于没有吊牌的士兵。因此，他发起了一场运动，呼吁政府为所有士兵发放吊牌。“强制士兵佩戴身份标识，总好过死后无人认领。”他说。

    在同时期的欧洲，身份牌的推广并非一帆风顺——很多士兵把它视为不祥之物，拒绝佩戴。普法战争中的一次战役期间，普鲁士方面有8900人阵亡，只有429具遗体得到确认。1867年北德联邦成立后，德军开始强制推行身份牌，行军前须向每个士兵发放。其形状酷似普鲁士首都柏林的宠物狗吊牌，“狗牌”从此成为士兵身份牌的俗称。

    从1907年起，英国军队用铝盘代替了不耐用的纸卡。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等英联邦国家也陆续在一战和二战中使用身份牌。同一时期，美军首次将佩戴“狗牌”列入军法。1916年，美军规定士兵必须佩戴两块身份牌，“（所有者阵亡后）可视情况放在棺材盖上，或钉入十字架中”。美国军需博物馆馆长卢瑟·汉森告诉《纽约时报》。

    “它是亡者及其所爱之人最后的联系”

    从20世纪中叶开始，身份牌成为士兵个人装备的组成部分，也带上了更多感情色彩。“戴在战友身上时，你很少会注意到它们的存在。一旦有人死去，你就得把身份牌从他身上拿下来。”越战老兵伊利亚斯·克拉科夫说，“摘下牌子的过程充满痛苦。”

    这些小小的金属物件忠实地履行着职责。以美国为例，南北战争中无人认领的死者为15万，一战期间骤降至约1万。越南和伊拉克战争中，身份不详的阵亡军人为零。

    “这些‘狗牌’会被交到亲属手中，”汉森说，“它是亡者及其所爱之人最后的联系。”

    美军还发行过一种末端有缺口的身份牌。坊间一度传言，这种设计是为了把缺口一端塞进死者的牙缝，以便更好地加以固定，便于认领和运送。

    实际上，这种身份牌是为了能与当时的M70军用刻字机配套。后者能将字符压印在牌上，刻字后的身份牌可以把士兵的个人信息转录到各种表格上，十分方便。由于医疗兵属于后勤人员，刻字机通常由他们携带和使用。

    M70也有麻烦的地方：必须将身份牌的印字面朝下插入机器才能用，而紧张的战况往往给医疗兵带来巨大压力，导致错漏百出。为避免出错，带缺口的身份牌应运而生，刻字机内部也增设了对接口，若身份牌摆放有误，机器就无法工作。

    新的问题很快出现。M70的形状像手枪，战场上，普通士兵配发步枪，军官才有手枪。敌方狙击手经常把携带M70的医疗兵当成指挥官，医疗兵由此成了“高危群体”。后来，医疗兵携带刻字机的规定被废除，带缺口的“狗牌”也渐渐淡出视野。

    诞生之后的一个世纪里，士兵身份牌逐渐演变为战地墓碑的必备元素。这是为牺牲者在战场或军营里搭建的临时纪念碑，将士兵的步枪放入他的军靴，再把头盔挂在枪上，最后将身份牌摆在头盔上。过去，这种做法是为了便于在清理战场时辨别死者身份；如今，士兵们用这种方式向死去的战友告别，表达最后的尊重和思念。

    惨烈的厮杀过后，悬挂着身份牌的战地墓碑往往遍布荒野——对还要继续战斗的生者来说，并不是随时都有闲暇为死者举办正式葬礼。

    “狗牌”有价 历史无价

    在二战中阵亡的美国士兵只有2.5%身份不明，但在敌占区被击落的飞行员，身份牌和个人物品大多落入敌手，战争结束后才被盟军收回。1958年，身份牌和信件、照片、医疗记录等被整体转到国家档案馆，成为那段战火纷飞岁月的证明。

    它们的主人长眠70年后，一位打着学术旗号的窃贼，令这些文物流落四方。

    案发后，安托宁·德哈伊斯告诉法院，他的梦想是建立一所私人博物馆，行窃是因为“要实现梦想，必须自我牺牲”。

    这番辩解并不能解释他的所作所为。他在一个军品收藏论坛注册了账号，通过对这些战争遗物生动甚至血腥的描述激发网友的猎奇心态，借此兜售赃物。逝者生前遭受的苦难成了德哈伊斯口中的卖点。在推销从飞机残骸中捡到的身份牌时，他指着上面的血渍、油污和焚烧痕迹说，这是“见证激烈坠机场景的有力证据”。在与一位买家的通信记录中，他形容一名战地医生的身份牌“有咸味”，“外观明显损毁，带有战争的痕迹”。

    纸包不住火。2017年12月，当其他研究者打算借阅被德哈伊斯窃走的文物时，他的罪行大白于天下。警方起初认为此案始于2015年，后来发现，他2012年就开始销赃了。

    2018年4月，德哈伊斯被判1年监禁，后改为3年缓刑，外加100小时社区服务。此外，他得追回被卖掉的文物，并将所得款项悉数还给买家。

    “盗墓贼”落网了，但至今仍有8张身份牌去向不明。“每日野兽”网站指出，这些军人经历了最惨烈的战争，为国家献出生命，一位道貌岸然的“历史学家”窃走了他们的遗物，模糊了公众对他们的记忆，“这样的行径如此不道德，实在可憎又可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