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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08月15日 星期三
中青在线

“我的敌人是整个社会”

日本:歧视女性成为“必要之恶”

本报记者 高珮莙   青年参考  ( 2018年08月15日   05 版)

    8月3日,民众在东京医科大学前抗议该校的录取歧视。

    2017年9月5日,喜剧演员松岛尚美在东京宣传麦当劳的家庭主妇招聘项目。为促进经济发展、应对劳动力萎缩,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鼓励主妇回到职场。图片来源 CFP

    为控制女生的录取人数,日本老牌私立大学东京医科大学自2011年起,在入学考试中给全体女生扣分。日本总务大臣、女性活跃担当大臣野田圣子称这一“事态极其严重”,日本需要打造让女医生能坚持工作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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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校入学考试“防女于未然”

    据美国广播公司(ABC)报道,东京医科大学歧视女生的政策,是在调查该校为高官子弟入学走后门的过程中,被“歪打正着”地发现的。8月1日,日本《读卖新闻》报的一篇报道将此事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在铺天盖地的新闻报道推动下,8月3日,东京医大公布一份内部调查报告,承认了媒体报道的事实:至少从2011年开始,该校就对入学成绩进行“微调”,以降低女生的通过率。

    东京医大的入学考试分为两部分,通过第一轮笔试的考生,进入第二轮考试,也就是小论文和面试。学校将所有考生的小论文成绩“打八折”,再给应届和复读不超过两年的男生加20分、复读3年的男生加10分,但不给女生和复读4年及以上的男生加分。这意味着,女生们被变相扣了分。

    据《读卖新闻》报道,通过这种方式,东京医大每个班的女生比例被严格限制在30%左右。过去数十年来,该国医护人员中女性也不足30%。

    美联社从该校获得的录取记录显示,通过入学考试的女性比例从2009年的24%上升到2010年的38%,此后逐年下降,今年更是降至18%;2018年女生录取率为2.9%,男生录取率为8.8%。

    日本医学院的学生毕业后通常进入学校附属医院工作,女医生结婚、生育,很可能影响工作甚至辞职,导致医院人手紧张,因此学校在录取阶段就“防患于未然”,从入校的“源头”卡住女生。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教育大臣林芳正谴责东京医大操纵分数“极不恰当,是严重的问题,削弱了人们对大学的信任”。《今日美国》报道称,8月7日东京医大正式道歉,承诺“根除”操纵成绩行为,并表示考虑对被扣分的考生进行追溯性录取。同日,文部科学省展开紧急调查,追查其他医学院校是否存在类似的性别歧视。被调查的高校需在8月24日的最后期限前作出回应。

    “我们为入学考试中存在严重不当行为表示诚挚的歉意。高考给很多人带来了担忧和麻烦,辜负了公众的信任。”东京医大常务董事雪丘铁雄向考生们道歉,但否认自己参与其中。“我认为,这体现了东京医大对现代社会的很多变化不够敏感。我们没有理解,现代社会的女性应该和男性一样被平等对待。”

    校方的回应并未平息公众的愤怒和失望。对性别歧视的反思,深深刺痛着日本社会的神经。8月9日,为了声援曾报考东京医大的女性考生,作家北原美野里、众议院前议员井户正枝和多名律师成立“东京医科大学入学考试歧视问题当事者与支援者之会”,要求该校公开考试成绩、退还考试报名费。

    “因为是女性所以就要吃亏,不仅不公平,而且太落后于时代了。”日本女性医疗从业者联合会理事种部恭子说。

    “必要之恶”已成默契

    东京医大的丑闻曝出后,日本一家以女医生为受众发行网络杂志的企业开展了网络问卷调查,结果令人惊讶。

    参与调查的103名女医生中,有18.4%的受访者对东京医大的行为表示“理解”,46.6%“能在一定程度上予以理解”,两者之和占比为65%。

    “在医疗第一线如果没有男医生,工作完全无法开展。”有人说。一位女医生诉苦称:“我每天都工作到深夜,节假日也得加班,疲劳已经让我流产了好几次,但得不到周围人的理解和支持。我感觉快要撑不下去了。”

    曾在东京医大负责招生工作的一名管理者告诉日本TBS电视台,做医生需要体力,女性当不了外科医生,也不愿意去偏远地区工作,一旦结婚生子就轻易离职,手术较多且工作不规律的外科甚至有“3个女人才顶一个男人”的说法。因此,无论哪所医科大学都在悄悄“筛除”女生,想办法多招男生,他不认为这是不正当的做法。“这就是所谓‘必要之恶’,已经成为默契了。”他说。

    这番说辞引起了日本女性的强烈不满。据《北海道新闻》报报道,札幌一名坚持每天到补习学校加课的17岁女生愤怒地表示,绝不能容忍性别歧视。另一名以当医生为目标的19岁女孩认为,结婚生子是理所应当的权利,当今时代还对此存在性别歧视,令她深感震惊。一名打算报考医学院的21岁女生指出,有些医疗领域是女性更为擅长的,性别歧视没道理。

    “我可能永远都不会结婚。在日本,不结婚会被视为可怜人,但结婚有了孩子的女性比谁都辛苦。”英国路透社援引日本一位29岁女性网民的话称,“听说女人连学习技能的机会都受打压,气得我直发抖。”另一位日本女性告诉路透社,她顶着父母的压力考上了全国最好的大学,却在找工作时遭遇性别歧视,“我的敌人是整个社会”。

    《日本时报》指出,名校东京大学的本科生中,只有不到20%是女生。东京大学辩称,这是因为许多家长为女儿操心,不愿让她们离家在大城市独自生活。许多父母认为女性接受高等教育没意义。“母亲和祖母觉得,我拼命学习是浪费时间,因为我是个女孩。”东京大学一位大四女生告诉《朝日新闻》,在她之前,家族里只有男孩上过大学。

    该报指出,女医生休假和离职情况较多是事实,但导致这一现状的是女性背负的家庭重担。身在医疗前线很难兼顾家庭,社会没有为她们提供坚持工作的大环境。

    据美联社报道,日本大约50%的女性上过大学,这一比例在全世界名列前茅。然而,日本女性在职场常受歧视,男人养家糊口、女人相夫教子的传统家庭模式根深蒂固。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在日本,如果配偶的年收入低于103万日元(约合人民币6.4万元),一家之主(通常是男性)就可以申请减税,在养老金、医疗保险方面也会得到好处。此外,日本约70%的公司为家有全职主妇的男员工补贴赡养费。

    英国《金融时报》注意到,日本家庭主妇会把食物做成米老鼠、Hello Kitty、超级玛丽等卡通角色的形象,让孩子带着精致的便当上学,以此在职业女性的子女面前显示优越感。在该国主流观点看来,全职母亲心灵手巧,其贤惠备受赞美,职场女性却“被迫在不平等的工作场所进行悲惨的斗争”。

    美国非营利组织“人才创新中心”的数据显示,拥有大学学位的日本女性中,74%可能主动辞职,远高于美国的31%;其中32%是为了照顾孩子放弃职业生涯。77%的日本女性希望生完孩子后重返职场,但只有30%的人成功找到全职工作;在找到工作的幸运者中,有近一半人面临减薪。

    据日本“Nippon”网站报道,在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7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中,日本排名第114位,远远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日本政府2016年发布的一项调查也显示,绝大多数日本人认为男性比女性待遇更好,尤其是在职场和政治领域,男性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只有21.1%的人认为存在性别平等。

    “他们应该更努力地创造让女性能继续工作的环境,而不是担心女性是否会辞职。”日本女医师协会会长前田佳子在脸书上写道,“我们需要改革,不只是为了防止过劳死,也为了创造一个无论男女都能最好地发挥能力的职场环境。”

    “如果它失败,一切将倒流回从前”

    从日本顶级私立大学庆应义塾大学法律系毕业后,武田百合子在一家贸易公司找到了职位,但被告知只能干文秘的工作。与此同时,大多数男生已做好了进入管理岗位的准备。

    “上大学时,日本在我眼中似乎是公平的,但开始求职后,我突然意识到,他们完全毁掉了我的机会。”武田告诉英国《金融时报》,“我的语言能力比其他人都好,但他们把工作给了那些连一句英语都说不出来的男孩。面试中企业问得最多的问题是,‘你打算要孩子吗’。”

    据美国《时代》周刊报道,受过大学教育的日本女性中,只有67%找到了工作,她们中许多人要么在低薪的兼职中苦苦挣扎,要么从事前途黯淡的工作,为男性管理者端茶倒水、清理办公桌。

    在日本企业中,女性仅占管理人员的11%和董事会成员的3%,女性大多集中在底层岗位,薪酬、地位和晋升空间都逊于男性,很少有人走上中高层管理岗位,这被称为“纵向性别隔离”。有些公司甚至以临时员工或兼职的身份招聘女员工,导致33.4%的职场女性为非正式雇员。美国《石英》杂志称,日本女性的薪水比男性低30%。受过同等教育的两性被划分到不同的职场轨道上,女性的上进心和职业抱负被抑制,致使她们消极对待工作,相信“干得好不如嫁得好”。

    3年前,育有两个孩子的大村玲花被迫从信用卡公司辞职,如今在加油站上班。“日本女性面临的问题是,所有男性和大多数女性认为,女人是花。”她告诉《金融时报》,“实际上,我们是树。”

    尽管最高法院裁定歧视孕妇违法,很多女性还是在怀孕不久就被降职或被迫辞职。“一旦我回到职场,如果得不到丈夫或父母的帮助,同时工作和抚养孩子就会成为难以承受的负担。”一位博主写道。

    日本航空公司的空乘人员神野朋子告诉《金融时报》,法律保障女性在怀孕期间要求做体力要求较低的工作的权利,但她申请转到地面工作时,还是被迫进行无薪休假。后来,由8名律师组成的团队帮她争取到了34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1万元)的补偿。“女人早就应该公开表达愤怒了。”她说,“如果有人告诉你,日本女人不会生气,那他们就错了。”

    为促进经济发展,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承诺增加托儿设施,鼓励母亲重回职场,“创造所有女性都闪耀光芒的社会”。但正如《时代》所言,帮助女性“站起来”不仅需要政策的推动,还需要企业的变革。雇主必须为女性提供职业机会,以及获得晋升的途径。

    去年,日本政府通过一项法案,要求企业聘用和提拔更多女性,但没有强制性措施。这条法律让武田感觉苦乐参半,而且“苦比甜多”。“它来得太晚,我都快40岁了,真让人难受又难堪。”她告诉《金融时报》,“如果它能帮助下一代女性走向成功,那就太好了。但如果它失败,一切将倒流回从前。”

    曾任日本女性活跃担当大臣的有村治子则反复强调,职业女性和家庭主妇都应为自己感到自豪。“我们必须致力于创造这样一种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女性不会因为选择不工作而内疚,也不会因为把孩子留在托儿所而内疚。我们需要尊重她们的选择。”

 

日本:歧视女性成为“必要之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