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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08月01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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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让残障者“无障碍生活”

作者 李玥   青年参考  ( 2018年08月01日   11 版)

    融合餐厅里,服务人员中野学(左二)在和顾客互动。

    日本东京地铁里的视力障碍者。

    日本东京街头自如出行的肢体障碍者。

    今年5月,受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的邀请,我和一些为残障群体提供服务的公益组织代表赴日本东京参访。从北京出发,只需3个小时飞行。

    出发那天,一同候机的有一位肢体障碍者,他坐在轮椅上,排在队首优先登机。

    在日本盲道上,盲人健步如飞

    刚到日本那天,在地铁站里我遇到了一位盲人。和周围的上班族一样,他穿衬衫打领带,穿梭在地铁里。他头扬得高高的,走得飞快——日本的盲道实在太明显了。而且在日本,社会有这样的共识:盲道是视力障碍者的出行通道,健全人是不会且不应该占据的。

    在地铁站,这位盲人去买票,周围并没有人上前询问或是主动提出要施以援手,但看到他的人都默默让出了一条通道,让他在不知不觉中排到了队首。搭乘扶梯时,等电梯的人同样排在了他身后。上地铁时,正赶上下班高峰,但人们自觉地把他让到了最前面。没有人讲话。

    在日本,几乎每一个电梯都有盲文按钮,还为肢体障碍者专门设置了较低的按钮。电梯会用语音通报楼层,避免视力障碍者出现不知道该在哪层下的尴尬。

    进入公共洗手间前有盲文指示牌,方便视力障碍者出入。在供肢体障碍者使用的洗手间里有一张小床,他们使用洗手间后,可以短暂休息。所有公共区域都有坡道,供轮椅自由出入。室内一些地方设置有扶手,上面的盲文标识十分清晰,为视力障碍者提供方便。

    20年前,东京地铁站几乎没有无障碍电梯

    我被这样的尊重感动。在拜访一家为肢体障碍者服务的机构时,我向负责人表达了敬意。那位坐在轮椅上却依然西装革履的负责人笑着让我猜,20年前,日本多少地铁站配备了无障碍设施?

    “连1%都不到。”他举起一根手指,摇了摇头。1990年,东京470个地铁站里,无障碍电梯数量几乎为零。

    这位负责人告诉我,1986年日本障碍者群体自发成立DPI-Japan,致力于通过开展公共倡导和政策倡导活动为障碍者发声,保障和完善残障群体的基本利益和需求。这家机构从负责人到工作人员,均以肢体障碍者为主。他们认为,这个全体本身更懂这个群体的迫切需求。

    他们从1989年开始启动残障人士交通活动,每年都有一天组织残障人士乘坐地铁出行。那时,日本的肢体障碍者不敢出门,因为旁人的质疑常常甩在面前:你们行动不便,为什么还要出来坐地铁?

    但DPI-Japan坚持,“如果不去为自己的利益代言,那改变将不可能发生”。这家机构开始持续组织肢体障碍者出门。

    他们执意和普通人一起坐地铁,宣告自己的权利。最开始只有几个残障者参加活动,工作人员会把他们从地铁、公交上一一抬下来。后来,当几百名甚至几千名残障人士一起上街时,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社会需要的不是更多的人来抬他们,而是让残障者也能自由自在地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

    水滴石穿。这个组织花了20年呼吁、推动,如今,东京的地铁站已达770个,其中87%以上有无障碍电梯。在日本这个拥有1亿人口的国度,残障者有940万人。

    在日本,公交车上会贴一个轮椅标识。当有肢体障碍者上车时,车的台阶处会伸出一个挡板形成坡道。上车后,有专门固定轮椅的位置。

    当残障者乘坐地铁时,会有工作人员拎着“手提箱”大小的物体前来。那是一个可折叠的坡道,铺在车厢和站台之间,不需任何人帮助,轮椅就可自如上下。

    甚至,出租车行业也推出了残障者友好专车。比如,有些车可以把后两排座位收起来,打开后备箱,伸出一个坡道供轮椅进入。

    拜访完DPI-Japan组织,我们看到一个西装笔挺的年轻人,驾驶一台电动轮椅,汇入下班人流。他的权利,是一大群残障人士不断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争取来的。

    即便是重度障碍者,也能享受平等和尊重

    在日本,即便是重度障碍者,也能享受平等和尊重。

    我们拜访一家重度残障者的日间照料机构时,正赶上下午活动时间。这些障碍者躺在轮椅上,唯一能动的只有嘴和眼睛,有些人还伴有智力障碍或视力障碍。

    在一间宽敞的活动室里,重度残障者们被志愿者推出来,围成一个圆圈。一个带有响声的球摆在每个人面前,顺着一条长长的滑道滚落,把球滚得最远者获胜。

    盲人可以听到球互相撞击的声响,肢体障碍者在一边计算分数。哪怕全身没有一处可以自由移动的重度残障者,也能在志愿者的帮助下微微转头,用牙齿咬住一个塑料棒,把球从高处推落。即便重度障碍者,也可以参与游戏,有竞争与合作,也可以开心地大笑。

    日本一直努力推动残障群体和普通人群的融合。我们去一家开办十多年的融合餐厅吃饭,服务人员由障碍者和非障碍者组成。餐厅能同时容纳20多人就餐。

    楼上是培训机构,为心智障碍者提供不同类别的培训。障碍程度较轻的,学习与人沟通的工作,比如点菜、接电话。障碍程度较重的,也能完成折叠宣传单、摆放碗筷这样经过重复训练就能掌握的技能。

    和日本任何一家普通餐厅一样,这里看不到任何针对残障人士的宣传。我们好奇地问负责人,会以残障或者公益服务为卖点,向公众宣传这是一个由残障人士经营的餐厅吗?

    “当然不会。”这位负责人回答得很干脆,“即便这样做,也不会给餐厅带来什么改变,因为顾客选择我们看中的是味道、服务和品质,不是情怀和怜悯。”

    不贩卖情怀如何生存?吃到了美味又实惠的午餐后,我们明白了负责人的话。一位团友感慨地说,一个企业或许可以靠情怀诞生,但不能靠情怀生存,他们卖的不是情怀,是品质。

    当天为我们服务的心智障碍者叫中野学,在这里工作10年了。因为表现优秀,他得到过远赴美国亚特兰大学习英文的机会。在那里的餐厅,他发现美国的服务员会和客人热情互动。在日本这家餐厅,他会大声和客人打招呼,偶尔开开玩笑。除了他的动作比普通服务人员慢,其他一切服务不打任何折扣,比如每回答一个问题都会鞠躬。中野学杂糅了美式和日式的服务,这成为这家店的特色之一。

    残障者需要的不是“救助”,而是“服务”

    融合餐厅在自主运营的同时,也能获得政府支持,比如,残障者凭残疾证在餐厅就餐,只需负担10%的费用,剩下90%由政府补助。普通人来这里吃饭,价格也比其他饭店低很多。一般情况下,一份便当售价大约在1000日元(约合人民币61元),而那家店,一顿简单的午餐只需650日元(约合人民币40元)。因此,到融合餐厅就餐的顾客很多。这样一来,残障人士减轻了经济负担,店面也有了盈利。

    这家店的负责人告诉我们,这样的融合餐厅可以为残障人士提供聚会的场所,鼓励他们从家里走出来,也能吸引更多的人加入,促进社会融合,鼓励残障人士就业。

    日本有许多服务于18至65岁智力障碍者的生活实习所,帮助他们通过劳动技能培训融入社会,创造价值。实习所根据障碍者的程度和个人意愿分为A类和B类。A类障碍者经过一定周期的生活、工作训练,能完成饼干制作、资料整理甚至蜡染、编织等工作。毕业后,会输送给企业,并跟踪回访。如果仍无法胜任,可以“回炉再造”。

    B类障碍者残障较重,无法真正进入社会工作。即便如此,他们也会在机构内接受庇护就业训练,比如折叠宣传单、包装盒等。

    这些打动我的画面,是日本东京在过去20多年的探索中,给予世人的答案。更多的时候,残障者需要的不是“救助”,而是“服务”,是让他们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可能。

    回程的航班上,我想起那位和我乘同一趟航班来日本的肢体障碍者。如果他是回国,我敬佩他生活的无障碍社会。如果他是去旅游,我相信,他一定可以拥有美好的无障碍体验。

    本文作者为媒体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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