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后开始立遗嘱了
外媒:中国人不再“谈死色变”
本报记者 贾晓静
青年参考
(
2018年07月11日
12
版)
2016年9月25日上午,广州首家市场化遗嘱库开业。
2015年10月28日,中华遗嘱库吉林分库的工作人员在整理遗嘱证。本版图片来源CFP
“遗嘱”是个令人不快的词汇
中国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存款比率最高、财富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许多中国人没有立遗嘱的习惯,这日益引发不容忽视的问题。
美国《今日美国》报刊文称,“不愿写遗嘱,与中国人‘谈死色变’的文化传统不无关系”。在中国,动辄谈起身后事被认为是“触霉头”的象征,立遗嘱也被认为是诅咒自己,因此在公共话语中成为禁忌。文章称,“来自中国遗嘱库的数据显示,中国2.2亿老年人中,只有1%拟定了遗嘱,而这已经是最乐观的估计”。
事实上,即使是在富裕或高知人群中,“遗嘱”也是个令人不快的词汇。《今日美国》报称,无论何种阶层的中国人,普遍对遗嘱敬而远之。
随之而来的,则是遗嘱缺位造成的各种法律纠纷。
一个知名的案例是山西焦炭大王阎吉英。2015年去世、享年71岁的阎吉英,去世前并未留下遗嘱,这导致其妻子、情妇和6个子女为遗产展开了激烈争夺。争夺最为激烈的时候,其公司三佳煤化有限公司甚至停止向员工发放薪水。
《今日美国》报指出,遗嘱看似是个人问题,其中蕴含的社会隐优却不容忽视,“是否立遗嘱,决定中国人的财富去向,也关乎家庭、社会的长期稳定”。
遗嘱公证的数量缓慢上升
在北京遗嘱登记中心,74岁的刘茂林(音)正在公证员的协助下立遗嘱。这份遗嘱将确保他的女儿能够在其过世后独自继承其名下的房产,而非远在日本经商的儿子。
在刘茂林看来,女儿比儿子更关心、照顾自己。“我觉得女儿得到全部房产理所应当,”他告诉《今日美国》,“儿子也认可我这种想法。”
但他对儿子放弃遗产的口头承诺并不放心。“等我走了,一切都有可能改变。我不希望儿女们为了遗产你争我夺,这样(立遗嘱)他们就不能在我死后再发生争抢了。”
《今日美国》认为,在《第三调解室》等电视节目的影响下,中国人忌讳立遗嘱的思想有所松动。
“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主动提出在头脑清醒、身体状况尚可时立遗嘱,避免随时可能出现的子女争产纠纷……没有人希望电视上的家族纷争在自己家里上演,这也成为老人们想写遗嘱重要原因。”《今日美国》报道称。
随着观念的转变,中国遗嘱公证的数量正在缓慢上升。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网站报道称,2017年,广州市公证部门共受理了2.4万份遗嘱,同比增长20%。上海也出现了类似的增幅。
然而,虽然遗嘱公证数量有所上升,但相对于庞大的人口基数而言,这仍有些微不足道。据阳光老年健康基金会估算,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每年自然死亡的老人当中,立有正式遗嘱的不超过25%。
中国遗嘱公证的数量严重偏低,但在《经济学人》看来,遗嘱的实际数量可能比看上去的多。
《经济学人》的文章指出,一些人担心管理部门看到其遗嘱,进而计算出他们实际应该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或者担心一旦政府决定征收遗产税,遗嘱将成为征税凭证。出于这些考虑,很多人没有进行遗嘱公证。
从“谈死色变”到正视死亡
在新加坡《联合早报》看来,立遗嘱并非消极的想法,而是一种积极的态度。
“未雨绸缪总是好的。不要忘记天有不测风云,你一旦不在了,遗产不能按你的意愿去分配,这可能造成更多的遗憾。”《联合早报》刊文称。
57岁的徐先生身体强壮,声如洪钟。今年3月,他与妻子商量,希望在公证机构立一份遗嘱。在北京坐拥十多套房产的他和妻子育有一个儿子,儿子也已结婚生子。不久前,一个朋友突然离世,让徐先生顿时有了人生无常的感慨。
“我并不是特别害怕死亡,或者不愿讨论死亡。”他告诉《青年参考》,“人过半百,想东西的角度会变得很不一样。之前总觉得谈遗嘱晦气,让人难以接受,但我现在看得开,有些事应该早点说清楚,最好是在清醒时就对身边的人有个交代。”
“写遗嘱时你觉得很麻烦,但没有遗嘱,继承人就会很麻烦。我去世的朋友就是个例子。由于没写遗嘱,不光他的子女、配偶有继承权,父母、兄弟、姐妹也都有继承权,其他继承人不签字放弃财产,他的孩子就不能合法继承全部家产,导致亲友反目,矛盾不断。正是这些麻烦,让我觉得有必要提前设立遗嘱。”
在俄罗斯卫星网看来,从“谈死色变”到正视死亡,这反映了中国社会观念的进步。
不过,想法与实践之间,仍有不小的距离。中华遗嘱库的数据表明,从有立遗嘱的想法到真正采取行动,大部分老年人至少间隔了5年以上,有21.2%的老年人间隔了10年以上。他们缓立遗嘱的原因,主要是担心立遗嘱引起家庭矛盾,晚年不得安宁。
立遗嘱“防”儿媳“防”女婿?
《经济学人》报道称,在中国古代,一个家庭通常由嫡长子继承父亲的头衔与财富。许多中国人写遗嘱的主要初衷是维持此类传统。
中国公证协会2015年发布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全国各地家庭在分配财产时,仍然一边倒地偏向儿子而非女儿。
另一方面,急剧上升的离婚率对传统家族观念造成强烈冲击,导致家庭关系变得更加错综复杂。
中华遗嘱库的数据显示,47%的立遗嘱者只有一个孩子,但老人们想确保终生积累的财产由女儿或儿子继承,而非女婿或儿媳。
中华遗嘱库发布的《中华遗嘱库白皮书(2013-2017)》显示,有99.93%的老年人选择了“中华遗嘱库范本”中的“防儿媳女婿”条款,在遗嘱中规定继承人继承的财产属于个人财产,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俄罗斯卫星网分析认为,99.93%“防儿媳女婿”的选择背后,可能是对儿女婚姻的焦虑和担忧。这种焦虑和担忧一直存在,但遗嘱“放大”了这些问题。
95后也开始立遗嘱
立遗嘱的都是老人?不一定。在立遗嘱的人群中,已经出现了80后、90后甚至95后的身影。
刘女士生于1996年,22岁的她于今年1月立下遗嘱,把价值8000元的单反相机、收藏多年的旅行明信片和自己制作的拼贴画留给13岁的弟弟。
刘女士并不认为有谁会为这几样“遗产”发生争执,但她希望通过遗嘱的形式,将自己认为无价的东西留给深爱的人。
“这些看起来不值钱的东西陪伴了我多年,”刘女士告诉《青年参考》记者,“如果我不在了,我希望它们能够替我陪伴我在世界上最在乎也最在乎我的那个人。当他看到它们的时候,就会想到我,想到我们一起经历的时光。我想这就是我最重要的财富。”
与刘女士相比,80后的陈女士立遗嘱的出发点更为现实——新婚不久的她,希望离世后将婚房留给父母。
陈女士告诉《青年参考》记者:“其实现在立遗嘱也谈不上早了,我不觉得有什么忌讳的。谁都说不好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这套房子本来就是父母还钱为我买的,所以万一我有什么不测,房子也应该留给我的父母。我先生也同意这种想法,所谓立遗嘱,其实就是把我们的这种共识落实到法律层面上而已,我们没有理由逃避它。”
在许多国家,立遗嘱人群日益年轻化。日本法律规定,公民从15岁开始就可以设立遗嘱;日本律师联合会把4月15日定为遗嘱日,在这一天会免费提供有关遗嘱的电话咨询。英国法律规定,除了不满14岁的未成年人和精神病患者,任何公民均可立遗嘱;对于年满14岁的未成年人,由于其具有部分行为能力,依法可以立口头遗嘱,但应由两名以上的见证人予以见证。
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了《早立遗嘱不留遗憾》一文,文章称,早立遗嘱体现出年轻人豁达开放的生活态度。为避免日后纠纷而提前立下遗嘱,是理性的选择,也是对自己、对家人负责。
“我身边很多20出头的人,都有立遗嘱的打算,”刘女士说,“我很高兴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在讨论这一话题。我们应该更多谈论死亡,这是生命的一部分。遗嘱带给亲人的是爱和信念,而非什么可怕的东西。”
“遗嘱”是个令人不快的词汇
中国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存款比率最高、财富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许多中国人没有立遗嘱的习惯,这日益引发不容忽视的问题。
美国《今日美国》报刊文称,“不愿写遗嘱,与中国人‘谈死色变’的文化传统不无关系”。在中国,动辄谈起身后事被认为是“触霉头”的象征,立遗嘱也被认为是诅咒自己,因此在公共话语中成为禁忌。文章称,“来自中国遗嘱库的数据显示,中国2.2亿老年人中,只有1%拟定了遗嘱,而这已经是最乐观的估计”。
事实上,即使是在富裕或高知人群中,“遗嘱”也是个令人不快的词汇。《今日美国》报称,无论何种阶层的中国人,普遍对遗嘱敬而远之。
随之而来的,则是遗嘱缺位造成的各种法律纠纷。
一个知名的案例是山西焦炭大王阎吉英。2015年去世、享年71岁的阎吉英,去世前并未留下遗嘱,这导致其妻子、情妇和6个子女为遗产展开了激烈争夺。争夺最为激烈的时候,其公司三佳煤化有限公司甚至停止向员工发放薪水。
《今日美国》报指出,遗嘱看似是个人问题,其中蕴含的社会隐优却不容忽视,“是否立遗嘱,决定中国人的财富去向,也关乎家庭、社会的长期稳定”。
遗嘱公证的数量缓慢上升
在北京遗嘱登记中心,74岁的刘茂林(音)正在公证员的协助下立遗嘱。这份遗嘱将确保他的女儿能够在其过世后独自继承其名下的房产,而非远在日本经商的儿子。
在刘茂林看来,女儿比儿子更关心、照顾自己。“我觉得女儿得到全部房产理所应当,”他告诉《今日美国》,“儿子也认可我这种想法。”
但他对儿子放弃遗产的口头承诺并不放心。“等我走了,一切都有可能改变。我不希望儿女们为了遗产你争我夺,这样(立遗嘱)他们就不能在我死后再发生争抢了。”
《今日美国》认为,在《第三调解室》等电视节目的影响下,中国人忌讳立遗嘱的思想有所松动。
“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主动提出在头脑清醒、身体状况尚可时立遗嘱,避免随时可能出现的子女争产纠纷……没有人希望电视上的家族纷争在自己家里上演,这也成为老人们想写遗嘱重要原因。”《今日美国》报道称。
随着观念的转变,中国遗嘱公证的数量正在缓慢上升。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网站报道称,2017年,广州市公证部门共受理了2.4万份遗嘱,同比增长20%。上海也出现了类似的增幅。
然而,虽然遗嘱公证数量有所上升,但相对于庞大的人口基数而言,这仍有些微不足道。据阳光老年健康基金会估算,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每年自然死亡的老人当中,立有正式遗嘱的不超过25%。
中国遗嘱公证的数量严重偏低,但在《经济学人》看来,遗嘱的实际数量可能比看上去的多。
《经济学人》的文章指出,一些人担心管理部门看到其遗嘱,进而计算出他们实际应该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或者担心一旦政府决定征收遗产税,遗嘱将成为征税凭证。出于这些考虑,很多人没有进行遗嘱公证。
从“谈死色变”到正视死亡
在新加坡《联合早报》看来,立遗嘱并非消极的想法,而是一种积极的态度。
“未雨绸缪总是好的。不要忘记天有不测风云,你一旦不在了,遗产不能按你的意愿去分配,这可能造成更多的遗憾。”《联合早报》刊文称。
57岁的徐先生身体强壮,声如洪钟。今年3月,他与妻子商量,希望在公证机构立一份遗嘱。在北京坐拥十多套房产的他和妻子育有一个儿子,儿子也已结婚生子。不久前,一个朋友突然离世,让徐先生顿时有了人生无常的感慨。
“我并不是特别害怕死亡,或者不愿讨论死亡。”他告诉《青年参考》,“人过半百,想东西的角度会变得很不一样。之前总觉得谈遗嘱晦气,让人难以接受,但我现在看得开,有些事应该早点说清楚,最好是在清醒时就对身边的人有个交代。”
“写遗嘱时你觉得很麻烦,但没有遗嘱,继承人就会很麻烦。我去世的朋友就是个例子。由于没写遗嘱,不光他的子女、配偶有继承权,父母、兄弟、姐妹也都有继承权,其他继承人不签字放弃财产,他的孩子就不能合法继承全部家产,导致亲友反目,矛盾不断。正是这些麻烦,让我觉得有必要提前设立遗嘱。”
在俄罗斯卫星网看来,从“谈死色变”到正视死亡,这反映了中国社会观念的进步。
不过,想法与实践之间,仍有不小的距离。中华遗嘱库的数据表明,从有立遗嘱的想法到真正采取行动,大部分老年人至少间隔了5年以上,有21.2%的老年人间隔了10年以上。他们缓立遗嘱的原因,主要是担心立遗嘱引起家庭矛盾,晚年不得安宁。
立遗嘱“防”儿媳“防”女婿?
《经济学人》报道称,在中国古代,一个家庭通常由嫡长子继承父亲的头衔与财富。许多中国人写遗嘱的主要初衷是维持此类传统。
中国公证协会2015年发布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全国各地家庭在分配财产时,仍然一边倒地偏向儿子而非女儿。
另一方面,急剧上升的离婚率对传统家族观念造成强烈冲击,导致家庭关系变得更加错综复杂。
中华遗嘱库的数据显示,47%的立遗嘱者只有一个孩子,但老人们想确保终生积累的财产由女儿或儿子继承,而非女婿或儿媳。
中华遗嘱库发布的《中华遗嘱库白皮书(2013-2017)》显示,有99.93%的老年人选择了“中华遗嘱库范本”中的“防儿媳女婿”条款,在遗嘱中规定继承人继承的财产属于个人财产,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俄罗斯卫星网分析认为,99.93%“防儿媳女婿”的选择背后,可能是对儿女婚姻的焦虑和担忧。这种焦虑和担忧一直存在,但遗嘱“放大”了这些问题。
95后也开始立遗嘱
立遗嘱的都是老人?不一定。在立遗嘱的人群中,已经出现了80后、90后甚至95后的身影。
刘女士生于1996年,22岁的她于今年1月立下遗嘱,把价值8000元的单反相机、收藏多年的旅行明信片和自己制作的拼贴画留给13岁的弟弟。
刘女士并不认为有谁会为这几样“遗产”发生争执,但她希望通过遗嘱的形式,将自己认为无价的东西留给深爱的人。
“这些看起来不值钱的东西陪伴了我多年,”刘女士告诉《青年参考》记者,“如果我不在了,我希望它们能够替我陪伴我在世界上最在乎也最在乎我的那个人。当他看到它们的时候,就会想到我,想到我们一起经历的时光。我想这就是我最重要的财富。”
与刘女士相比,80后的陈女士立遗嘱的出发点更为现实——新婚不久的她,希望离世后将婚房留给父母。
陈女士告诉《青年参考》记者:“其实现在立遗嘱也谈不上早了,我不觉得有什么忌讳的。谁都说不好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这套房子本来就是父母还钱为我买的,所以万一我有什么不测,房子也应该留给我的父母。我先生也同意这种想法,所谓立遗嘱,其实就是把我们的这种共识落实到法律层面上而已,我们没有理由逃避它。”
在许多国家,立遗嘱人群日益年轻化。日本法律规定,公民从15岁开始就可以设立遗嘱;日本律师联合会把4月15日定为遗嘱日,在这一天会免费提供有关遗嘱的电话咨询。英国法律规定,除了不满14岁的未成年人和精神病患者,任何公民均可立遗嘱;对于年满14岁的未成年人,由于其具有部分行为能力,依法可以立口头遗嘱,但应由两名以上的见证人予以见证。
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了《早立遗嘱不留遗憾》一文,文章称,早立遗嘱体现出年轻人豁达开放的生活态度。为避免日后纠纷而提前立下遗嘱,是理性的选择,也是对自己、对家人负责。
“我身边很多20出头的人,都有立遗嘱的打算,”刘女士说,“我很高兴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在讨论这一话题。我们应该更多谈论死亡,这是生命的一部分。遗嘱带给亲人的是爱和信念,而非什么可怕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