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流氓：以球迷为名的极端主义狂徒
本报特约撰稿 袁野
青年参考
（
2018年07月11日
03
版）
2014年11月15日，数千名足球流氓和新纳粹分子在德国汉诺威游行，高喊排外口号。
2016年6月11日，英国球迷和俄罗斯球迷爆发冲突，令法国马赛街头一片狼藉。本版图片来源CFP
“最近，欧洲足坛的民族主义者和极端主义者越来越多……足球是体现社会动荡的晴雨表，现在这个晴雨表暗示未来将有大风暴。”2015年4月，欧洲足联时任主席普拉蒂尼警告。他一语成谶，足球场内外，越来越多的足球流氓变身为极端主义狂徒。
“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们”
弗拉基米尔是莫斯科火车头队的死忠。为了一场欧洲杯，他和150位弟兄准备了很久——不为看球，只想好好“教训”一下英国人。
俄罗斯队和英格兰队在2016年法国欧洲杯小组赛中狭路相逢。比赛不重要，因为球迷取代球队成了主角。在马赛，俄罗斯足球流氓对英格兰球迷发起了有组织的攻击，他们将后者按在地上暴揍，甚至将一位球迷扔进了河里。欧足联迅速做出反应，警告如果俄英球迷再有任何出格举动，两队均将被逐出欧洲杯。同时，不少惹事的俄罗斯球迷被遣返回国，弗拉基米尔是其中之一。
这挡不住他去法国惹事的决心。几天后，他潜回了法国。“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们。”弗拉基米尔在接受英国“Hooligans TV”网站采访时表示。
英国是足球流氓的发源地，该国足球流氓臭名昭著，制造了“海瑟尔惨案”等一系列球场惨案。为处理这一难题，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甚至组织了一个“战时内阁”。然而，世界足球流氓的“先驱”被俄罗斯人结结实实地“教做人”了。“我们就是要让他们知道，我们比他们更厉害、更能喝酒。”弗拉基米尔宣称。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在2016年的“战斗”中，不到200名俄罗斯足球流氓打垮了1000名英格兰足球流氓，弗拉基米尔说这是由于他们“训练有素、装备完整，跟作战部队一样”。
据BBC估计，2016年约有1.5万名俄罗斯球迷去法国看球，其中500～600人被认为是“高危分子”。最活跃的极端球迷被称为“乌尔特拉（Ultras）”，以戴着标志性牙套的壮汉瓦西里为首领，他与电影《兵临城下》中的狙击手同名。英国《太阳报》称，瓦西里擅长搏击，绰号“杀手”，这名新纳粹主义者麾下的上百名搏击高手胸前都有新纳粹主义的刺青。难怪德国联邦刑事调查局在今年3月的一份报告中，将俄罗斯足球流氓和恐怖分子并列为2018年世界杯的主要威胁。
“硬汉”背后的极右翼影子
“我们都是硬汉，很多人来自军队和警察队伍。”自称“尤里”的俄罗斯足球流氓在脸书上说。为保证世界杯平安举办，开赛前俄政府要求这些出了名的足球流氓签署“保证书”。
英国《镜报》对此嗤之以鼻，并援引一位签署者对俄媒吹嘘“战绩”的话说：“（在马赛打架）就像一场军事行动，他们袭击人群，把球迷们踹倒在地。其中一些人穿着印有俄罗斯球队和普京照片的T恤，手持树胶盾牌。这些人不是典型的那种足球流氓，他们更强壮，受过一些搏击训练。我见过一个英国退伍老兵，他说自己不来俄罗斯，因为那比他去过的战场还恐怖。”
一些对俄怀有敌意的英国媒体称，俄罗斯足球流氓频频闹事的背后有国家的鼓励。英国《卫报》揣测，这“极有可能是俄向西欧展示国家力量的一种表现”，BBC则在世界杯前特意播放了纪录片《俄罗斯的流氓军队》。
俄政府和足协对足球流氓的态度让英国人抱怨不已。据西班牙《先锋报》报道，2017年3月，俄国家杜马议员兼足协官员伊戈尔·列别杰夫针对足球流氓问题提出了提案：将其变成一项可供观赏的运动，例如对抗双方各派20人，在体育场赤手空拳“约架”。列别杰夫在自己担任主席的右翼政党俄罗斯自由民主党的官网上称，这对英国球迷是一种“榜样”，因为英国人太“散漫”，是“糟糕的搏斗者”。英国《每日邮报》称，他曾在推特网上鼓励在马赛打架的俄罗斯暴徒：“孩子们，做得好！继续这么干！”
今年3月，《镜报》描绘了俄罗斯足球流氓加强拳击训练、抓紧“练兵”的场面，称俄罗斯人已为此设立了“暴力节”。俄卫星通讯社迅速回击，指责《镜报》完全不了解该国文化，竟将传统节日“谢肉节”期间的游乐活动政治化。后者随即承认，报道中使用的照片来自“谢肉节”活动，但坚称有关足球流氓的报道并无问题。
在同右翼势力的纠葛上，英国和俄罗斯其实是半斤八两。西汉姆联队一位铁杆球迷在《每日邮报》上撰文，回忆上世纪70年代的足球流氓如何对暴力行为兴致勃勃，在看台上向客队挑衅，跟在滋事分子的屁股后面找对方球迷的麻烦，从西汉姆球迷手上购买极右翼政党的刊物……“暴力、愤怒和极右政治一直是那个时代的社会问题。”他说。
极右翼的影子不只在英国球迷中存在。2008年，德国足球流氓在欧洲杯上高喊新纳粹口号“所有波兰人都应该戴上黄色星星（指纳粹强迫犹太人佩戴的‘大卫之星’）”，惹来波兰球迷愤怒回击。2014年年中，反伊斯兰萨拉菲教派的示威者和足球流氓联手举行反难民游行，很快演变成右翼势力的大联欢，其代号“Pegida”是“欧洲爱国者反西方伊斯兰化”的缩写。这场排外游行很快席卷全德，一路延续至2015年年初。
2016年2月，上百名黑衣人在瑞典斯德哥尔摩街头四处游荡，寻找并殴打任何不像瑞典面孔的移民，《每日邮报》称新纳粹团体和足球流氓团体为其幕后支持者。报道称，这些足球流氓本是死敌，为了排外，他们自1992年以来第一次联手。
足球流氓搅动政局
如果说德国和瑞典的极右翼仍被挤压在政治舞台的边缘，那么在一些国家，足球流氓和极右翼的结合已经染指政权，希腊就是其中之一。
《卫报》发现，希腊新纳粹党派“金色黎明党”创始人建立了一支名为“蓝色军团”的队伍，其口号是“维护国家队尊严”。20世纪90年代以来，希腊球场的多个严重暴力事件与该组织有关。“它们在国内外染指足球，最终金色黎明党以史无前例的规模开始招收年轻成员和足球流氓，甚至代替警察成为执法力量。”《卫报》写道。英国媒体指责塞尔维亚和俄罗斯的足球流氓也“扮演了政治执法者的角色”。
不过，欧洲的情况同埃及相比是小巫见大巫。据美国体育新闻网站“ESPN”报道，2015年2月8日夜，埃及首都开罗的球迷骚乱造成至少25人死亡。内政部称，冲突由极端球迷组织“白色骑士”引发。这并非埃及第一场大规模球迷暴力事件，2012年塞得港赛后的骚乱导致74人死亡、200余人受伤，被国际足联称为“足球史上黑暗的一天”。
美国福克斯新闻网发现，惨案背后的故事远不止看球那么简单。埃及极端球迷充满侵略性，在该国2011年的政治风云中，各俱乐部的极端球迷积极投身抗议运动，成为一些政治力量的代表。
“我们每场比赛都跟警察交手，我们训练有素，了解警察会如何行动，所以在解放广场的抗议中，我们对所有抗议者进行了培训，教他们怎样抵抗警察、怎样扔砖头，等等。”“白色骑士”的领袖公开宣称。埃及自由与正义党高级成员埃里安称，极端球迷引发的足球骚乱背后，掺杂着太多的政治因素。“一些人故意散播不安定因素，为政治权力的和平移交设置障碍。”
当个足球流氓是什么体验
“整件事背后，其实还是金钱在驱动。他们（足球流氓）只是一个巨大产业中的齿轮与炮灰。”安德鲁·卢比诺夫说。这位记者曾深入乌克兰足球流氓组织内部，并将这段经历发表在北美青年文化网站“VICE”上。
“竞争十分激烈，很多成员不满17岁就被人从球场或武术学校里招募过来。不少人家庭条件不错，是通过朋友进了这个圈子。”卢比诺夫写道，“这些少年或多或少被灌输了一种微妙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然后，他们被组成‘街头群架小组’进行实战测验。如果你能证明自己有足够的战斗力，就会被送到其他城市。”
这些足球流氓的思想混乱不堪，连自己都说不清。组织运营的资金由足球流氓在比赛期间从球迷那里收取，用于打理组织开的球迷用品店和酒吧，充当奔赴外地“战斗”的路费。
“这些家伙会为自己的组织打一辈子架。某种程度上，也算是种职业生涯。”卢比诺夫称，打手们必须不断地证明自己，以求被第一级别联赛中的足球流氓组织看上。这个圈子有严格的年龄限制，比如18岁年龄组不会跟15岁年龄组的对手开战。每个小组由6～15名男孩组成，通常打到19岁或20岁就停手，转而参与组织的运营和资金分配工作。
有时，打群架要遵循“规矩”，比如只准赤手空拳对垒，绝不动用武器。但更多时候，通常是在一场球赛之后，规矩会被抛诸脑后，石头、酒瓶、棍子乃至土制燃烧弹都能被用上。每个人都受过或大或小的伤，但“即使一切看上去都是在进行一场愚蠢而缓慢的自杀，他们也心甘情愿”。
“作为足球流氓的双重生活让我失去了工作、人际关系和很多钱。”尼克·海伊在“VICE”上写道。这位荷兰白领曾有一份好工作、一辆好车，薪水体面，但每到周末他都化身足球流氓，为费耶诺德队四处打杀，持续了整整10年。“我谨小慎微地平衡生活中的两个极端，几乎没有人了解我的双重生活……有个秘密能让生活更兴奋。”2009年，一切戛然而止——两根手指被打断后，原本每分钟能敲击键盘150次的海伊，如今只能输入30次。“最终，当足球流氓让我付出了巨大代价，安全局称我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
即使如此，海伊也不后悔。“冒着失去一切的风险是值得的，只因我感受到自然的冲动。”他说。
老牌足球流氓、被英国警方标为“C级危险人物”的安德烈·尼科尔斯深有同感，他对美国体育网站“布利特报告”说：“是什么驱使你变得这么暴力呢？答案很简单——兴奋。瘾君子依赖海洛因，我们依赖足球暴力。”
足球流氓并不都是对收入不满的底层民众。描绘球场暴力的经典电影《足球流氓》中，主角是哈佛大学的肄业生。动辄上百英镑的球赛门票，绝非普通人能轻易消受。人们在赛场边寻衅滋事、打架斗殴，并非只为发泄不满。足球提供了一种宣泄古老兽欲的渠道，一座满足表现欲的舞台，以及强烈的归属感。有时，一些足球流氓对比赛并不关心，也不在乎自己的行为给支持的球队抹黑。
“我们无意伤害甚至杀害谁，我们只是想展示我们的力量。”弗拉基米尔说。
“最近，欧洲足坛的民族主义者和极端主义者越来越多……足球是体现社会动荡的晴雨表，现在这个晴雨表暗示未来将有大风暴。”2015年4月，欧洲足联时任主席普拉蒂尼警告。他一语成谶，足球场内外，越来越多的足球流氓变身为极端主义狂徒。
“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们”
弗拉基米尔是莫斯科火车头队的死忠。为了一场欧洲杯，他和150位弟兄准备了很久——不为看球，只想好好“教训”一下英国人。
俄罗斯队和英格兰队在2016年法国欧洲杯小组赛中狭路相逢。比赛不重要，因为球迷取代球队成了主角。在马赛，俄罗斯足球流氓对英格兰球迷发起了有组织的攻击，他们将后者按在地上暴揍，甚至将一位球迷扔进了河里。欧足联迅速做出反应，警告如果俄英球迷再有任何出格举动，两队均将被逐出欧洲杯。同时，不少惹事的俄罗斯球迷被遣返回国，弗拉基米尔是其中之一。
这挡不住他去法国惹事的决心。几天后，他潜回了法国。“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们。”弗拉基米尔在接受英国“Hooligans TV”网站采访时表示。
英国是足球流氓的发源地，该国足球流氓臭名昭著，制造了“海瑟尔惨案”等一系列球场惨案。为处理这一难题，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甚至组织了一个“战时内阁”。然而，世界足球流氓的“先驱”被俄罗斯人结结实实地“教做人”了。“我们就是要让他们知道，我们比他们更厉害、更能喝酒。”弗拉基米尔宣称。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在2016年的“战斗”中，不到200名俄罗斯足球流氓打垮了1000名英格兰足球流氓，弗拉基米尔说这是由于他们“训练有素、装备完整，跟作战部队一样”。
据BBC估计，2016年约有1.5万名俄罗斯球迷去法国看球，其中500～600人被认为是“高危分子”。最活跃的极端球迷被称为“乌尔特拉（Ultras）”，以戴着标志性牙套的壮汉瓦西里为首领，他与电影《兵临城下》中的狙击手同名。英国《太阳报》称，瓦西里擅长搏击，绰号“杀手”，这名新纳粹主义者麾下的上百名搏击高手胸前都有新纳粹主义的刺青。难怪德国联邦刑事调查局在今年3月的一份报告中，将俄罗斯足球流氓和恐怖分子并列为2018年世界杯的主要威胁。
“硬汉”背后的极右翼影子
“我们都是硬汉，很多人来自军队和警察队伍。”自称“尤里”的俄罗斯足球流氓在脸书上说。为保证世界杯平安举办，开赛前俄政府要求这些出了名的足球流氓签署“保证书”。
英国《镜报》对此嗤之以鼻，并援引一位签署者对俄媒吹嘘“战绩”的话说：“（在马赛打架）就像一场军事行动，他们袭击人群，把球迷们踹倒在地。其中一些人穿着印有俄罗斯球队和普京照片的T恤，手持树胶盾牌。这些人不是典型的那种足球流氓，他们更强壮，受过一些搏击训练。我见过一个英国退伍老兵，他说自己不来俄罗斯，因为那比他去过的战场还恐怖。”
一些对俄怀有敌意的英国媒体称，俄罗斯足球流氓频频闹事的背后有国家的鼓励。英国《卫报》揣测，这“极有可能是俄向西欧展示国家力量的一种表现”，BBC则在世界杯前特意播放了纪录片《俄罗斯的流氓军队》。
俄政府和足协对足球流氓的态度让英国人抱怨不已。据西班牙《先锋报》报道，2017年3月，俄国家杜马议员兼足协官员伊戈尔·列别杰夫针对足球流氓问题提出了提案：将其变成一项可供观赏的运动，例如对抗双方各派20人，在体育场赤手空拳“约架”。列别杰夫在自己担任主席的右翼政党俄罗斯自由民主党的官网上称，这对英国球迷是一种“榜样”，因为英国人太“散漫”，是“糟糕的搏斗者”。英国《每日邮报》称，他曾在推特网上鼓励在马赛打架的俄罗斯暴徒：“孩子们，做得好！继续这么干！”
今年3月，《镜报》描绘了俄罗斯足球流氓加强拳击训练、抓紧“练兵”的场面，称俄罗斯人已为此设立了“暴力节”。俄卫星通讯社迅速回击，指责《镜报》完全不了解该国文化，竟将传统节日“谢肉节”期间的游乐活动政治化。后者随即承认，报道中使用的照片来自“谢肉节”活动，但坚称有关足球流氓的报道并无问题。
在同右翼势力的纠葛上，英国和俄罗斯其实是半斤八两。西汉姆联队一位铁杆球迷在《每日邮报》上撰文，回忆上世纪70年代的足球流氓如何对暴力行为兴致勃勃，在看台上向客队挑衅，跟在滋事分子的屁股后面找对方球迷的麻烦，从西汉姆球迷手上购买极右翼政党的刊物……“暴力、愤怒和极右政治一直是那个时代的社会问题。”他说。
极右翼的影子不只在英国球迷中存在。2008年，德国足球流氓在欧洲杯上高喊新纳粹口号“所有波兰人都应该戴上黄色星星（指纳粹强迫犹太人佩戴的‘大卫之星’）”，惹来波兰球迷愤怒回击。2014年年中，反伊斯兰萨拉菲教派的示威者和足球流氓联手举行反难民游行，很快演变成右翼势力的大联欢，其代号“Pegida”是“欧洲爱国者反西方伊斯兰化”的缩写。这场排外游行很快席卷全德，一路延续至2015年年初。
2016年2月，上百名黑衣人在瑞典斯德哥尔摩街头四处游荡，寻找并殴打任何不像瑞典面孔的移民，《每日邮报》称新纳粹团体和足球流氓团体为其幕后支持者。报道称，这些足球流氓本是死敌，为了排外，他们自1992年以来第一次联手。
足球流氓搅动政局
如果说德国和瑞典的极右翼仍被挤压在政治舞台的边缘，那么在一些国家，足球流氓和极右翼的结合已经染指政权，希腊就是其中之一。
《卫报》发现，希腊新纳粹党派“金色黎明党”创始人建立了一支名为“蓝色军团”的队伍，其口号是“维护国家队尊严”。20世纪90年代以来，希腊球场的多个严重暴力事件与该组织有关。“它们在国内外染指足球，最终金色黎明党以史无前例的规模开始招收年轻成员和足球流氓，甚至代替警察成为执法力量。”《卫报》写道。英国媒体指责塞尔维亚和俄罗斯的足球流氓也“扮演了政治执法者的角色”。
不过，欧洲的情况同埃及相比是小巫见大巫。据美国体育新闻网站“ESPN”报道，2015年2月8日夜，埃及首都开罗的球迷骚乱造成至少25人死亡。内政部称，冲突由极端球迷组织“白色骑士”引发。这并非埃及第一场大规模球迷暴力事件，2012年塞得港赛后的骚乱导致74人死亡、200余人受伤，被国际足联称为“足球史上黑暗的一天”。
美国福克斯新闻网发现，惨案背后的故事远不止看球那么简单。埃及极端球迷充满侵略性，在该国2011年的政治风云中，各俱乐部的极端球迷积极投身抗议运动，成为一些政治力量的代表。
“我们每场比赛都跟警察交手，我们训练有素，了解警察会如何行动，所以在解放广场的抗议中，我们对所有抗议者进行了培训，教他们怎样抵抗警察、怎样扔砖头，等等。”“白色骑士”的领袖公开宣称。埃及自由与正义党高级成员埃里安称，极端球迷引发的足球骚乱背后，掺杂着太多的政治因素。“一些人故意散播不安定因素，为政治权力的和平移交设置障碍。”
当个足球流氓是什么体验
“整件事背后，其实还是金钱在驱动。他们（足球流氓）只是一个巨大产业中的齿轮与炮灰。”安德鲁·卢比诺夫说。这位记者曾深入乌克兰足球流氓组织内部，并将这段经历发表在北美青年文化网站“VICE”上。
“竞争十分激烈，很多成员不满17岁就被人从球场或武术学校里招募过来。不少人家庭条件不错，是通过朋友进了这个圈子。”卢比诺夫写道，“这些少年或多或少被灌输了一种微妙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然后，他们被组成‘街头群架小组’进行实战测验。如果你能证明自己有足够的战斗力，就会被送到其他城市。”
这些足球流氓的思想混乱不堪，连自己都说不清。组织运营的资金由足球流氓在比赛期间从球迷那里收取，用于打理组织开的球迷用品店和酒吧，充当奔赴外地“战斗”的路费。
“这些家伙会为自己的组织打一辈子架。某种程度上，也算是种职业生涯。”卢比诺夫称，打手们必须不断地证明自己，以求被第一级别联赛中的足球流氓组织看上。这个圈子有严格的年龄限制，比如18岁年龄组不会跟15岁年龄组的对手开战。每个小组由6～15名男孩组成，通常打到19岁或20岁就停手，转而参与组织的运营和资金分配工作。
有时，打群架要遵循“规矩”，比如只准赤手空拳对垒，绝不动用武器。但更多时候，通常是在一场球赛之后，规矩会被抛诸脑后，石头、酒瓶、棍子乃至土制燃烧弹都能被用上。每个人都受过或大或小的伤，但“即使一切看上去都是在进行一场愚蠢而缓慢的自杀，他们也心甘情愿”。
“作为足球流氓的双重生活让我失去了工作、人际关系和很多钱。”尼克·海伊在“VICE”上写道。这位荷兰白领曾有一份好工作、一辆好车，薪水体面，但每到周末他都化身足球流氓，为费耶诺德队四处打杀，持续了整整10年。“我谨小慎微地平衡生活中的两个极端，几乎没有人了解我的双重生活……有个秘密能让生活更兴奋。”2009年，一切戛然而止——两根手指被打断后，原本每分钟能敲击键盘150次的海伊，如今只能输入30次。“最终，当足球流氓让我付出了巨大代价，安全局称我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
即使如此，海伊也不后悔。“冒着失去一切的风险是值得的，只因我感受到自然的冲动。”他说。
老牌足球流氓、被英国警方标为“C级危险人物”的安德烈·尼科尔斯深有同感，他对美国体育网站“布利特报告”说：“是什么驱使你变得这么暴力呢？答案很简单——兴奋。瘾君子依赖海洛因，我们依赖足球暴力。”
足球流氓并不都是对收入不满的底层民众。描绘球场暴力的经典电影《足球流氓》中，主角是哈佛大学的肄业生。动辄上百英镑的球赛门票，绝非普通人能轻易消受。人们在赛场边寻衅滋事、打架斗殴，并非只为发泄不满。足球提供了一种宣泄古老兽欲的渠道，一座满足表现欲的舞台，以及强烈的归属感。有时，一些足球流氓对比赛并不关心，也不在乎自己的行为给支持的球队抹黑。
“我们无意伤害甚至杀害谁，我们只是想展示我们的力量。”弗拉基米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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