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秘密地图上的世界熟悉又陌生

    20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雄心勃勃的苏联军方制作了数百万份外国地图，其精确和详细令西方人深感惊讶。即便在卫星定位和手机大行其道的今天，这些原本秘不示人的冷战遗产仍在发挥余热，但其服务对象已是苏联昔日的对手。

    翻开一叠略微磨损的地图，当你发现熟悉的河流、森林、街道、工厂都被附上斯拉夫语注释时，一切仿佛带上了异域风情。这些旧地图上还标有许多陌生的信息，包括潜艇制造厂的详细资料及桥梁的承载能力。

    正如美国芝加哥大学推出的专著《红色地图集》所展示的那样，在东西方对峙的年代，苏联曾对全世界进行了详尽的测绘；数十年后的今天，这些本属机密的地图依然散发着巨大的魅力，尽管它们承载的雄心早已消逝无踪。

    史上最具雄心的制图事业

    《红色地图集》收集的数百幅地图不可能在书店买到。每张图的右上角都印着红色的俄语单词“秘密”。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在苏联总参谋部军事地形局指导下，苏联人完成了或许是人类历史上最雄心勃勃的制图事业。

    据美国《连线》杂志网站介绍，苏联人用四种比例尺描绘了他们眼中的世界。最宏大的是1∶200000，仅用一张图就可以覆盖纽约大都市区；苏军总参谋部还用1∶100000和1∶50000的比例尺测绘了整个欧洲、几乎亚洲全境，以及北美和北非的大部分地区。最精细的地图是1∶25000的，收录了苏联和东欧之外全球数百甚至上千个城市的详细情况。在这种比例下，城市里的每一栋建筑物都清晰可辨。此外，苏联人还制作了数百张1∶10000的城市地图，大部分与欧洲有关。据估计，苏联一共制作了超过110万种秘密地图。

    以当时的技术水平评判，这些地图非常靠谱。一些美国和欧洲城市的地图细节丰富得惊人，道路的宽度精确到厘米，每座桥梁都标注了尺寸和承载能力，甚至是建筑材料；每座工厂都标注了类型，公共交通运输、通讯系统的要害，以及城市建筑物的高度也一并显示。

    野外地图包含的信息量同样不小，从道路的土质到树木的直径和间距，再到一年中不同时节的典型气候。例如，一幅同蒙古和俄罗斯接壤的中国边境地区的地图呈现了以下细节：湖泊通常不大，面积0.5～2平方公里（最大可达7平方公里），深度可达1米，湖岸低，坡度缓，底部有淤泥，有些湖泊是咸水或碱性水……一份这样的地图相当于一部兵书。

    回到三四十年前，这些地图是高度保密的，苏军的连级单位都不被允许看到它们。曾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苏军服役的拉脱维亚地图商人埃瓦尔斯·贝尔达夫回忆说，他在东德的军事演习中使用过这些秘密军事地图，每一幅在使用之前都需要签名，用过后必须交还司令部，“即使弄烂了，你也得把碎片带回来。”贝尔达夫说。

    美国军方也制作过类似的地图，两个超级大国不同的制图策略反映了各自的军事思想。苏联一直希望用装甲部队挺进西欧，指挥坦克攻城略地需要尽量详尽的数据。相比之下，美国军方很少绘制比1∶250000更精细的地图，美军的空中优势使得中等比例尺的地图足以应对在全球大部分地区作战的需要，只有在具备特殊战略利益的地区，美国人才会求助于精细地图。时至今日，北约部队在军事演习中使用的地图最大比例尺仅为1∶50000。

    测绘人员直面严寒、饥渴、疾病和野兽

    如今的人们只需掏出手机点击几下，就能获得高分辨率卫星地图，但冷战初期的苏联人没有这份奢侈可享。为了测绘地图，一些人丢掉了性命。空中摄影减少了对野外作业的需求，但很多时候，测绘员仍然需要穿越西伯利亚的荒野或高加索崎岖的山脉，直面严寒、饥渴、疾病和野兽。

    “我所有的驯鹿都死了，”一名地形测绘员在1948年11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食品储藏点也被熊洗劫了。我的手下病得非常厉害，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和生活用品。”据亲历者陈述，为了按时完成任务，这位测绘员率队强行前往200英里（约322公里）外一条人迹罕至的河流，当地冬季的气温很少高于零下20摄氏度。

    英国诺丁汉大学历史学家尼克·巴伦指出，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他的继任者赫鲁晓夫对非洲、南亚国家的前景感到振奋。“大约在那个时候，苏联军方才开始进行境外测绘，派出他们的制图师到许多发展中国家进行调查。”

    苏军动员了成千上万的人力，去全世界收集一手资料。苏联军用地图的质量比民用地图好得多。为避免被敌对势力利用，民用地图往往被故意扭曲，使外界无法依据地图获知某一地点的真实位置。“民用制图员深知军方正在忙着测绘外国领土，”俄罗斯制图师阿列克谢·波斯特尼科夫说，“我们互相认识，我们知道他们的主要任务。”

    当然，苏联也会使用国外公开发行的地图，把地名译成俄语，把度量衡换成公制。“我1976年加入美国地质调查局时，时常听到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抢购调查局和其他机构合作编写的地图集的原始副本的事。”美国地质学家克利福德·纳尔森说。

    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网站称，虽然美国地质调查局和英国军械测量局都抱怨苏联同行侵犯了他们的版权，但苏联地图并非单纯的复制品。在很多地方，他们展示了新的东西——道路，桥梁，住宅开发情况，以及许许多多西方地图上未显示的要素。其中一部分来自空中侦察或间谍卫星，另外一些，如道路和桥梁的建筑材料，则是情报员赴实地考察所得。瑞典情报机构注意到，一些苏联外交官尤其喜欢到战略重地周边大办野餐会。

    发现西方人不知道的许多秘密

    很多地图揭示了西方人不了解的秘密。在英国查塔姆，一张1984年的苏联地图显示其港口船坞是建造潜艇的车间，而在英国公开发行的版本中，这里只是空地。在剑桥，苏联地图显示当地有一座科研中心，它直到很多年后才出现在英文地图上。

    美国人也有类似经历。在看到西雅图市巴拉德三文湾海岸的第29号地点被苏联人标记为“用于生产核爆炸装置”的工厂时，《西雅图时报》记者惊讶得合不拢嘴。追根溯源，美国人才发现这块空地于1983年5月被霍尼韦尔公司买下，号称是用来生产鱼雷零件。

    苏联人对西雅图感兴趣是理所当然的。这里有美国最大的国防承包商波音公司，有华盛顿大学和微软，西雅图港区的班戈基地还是“三叉戟”弹道导弹核潜艇在北美西海岸的唯一驻地，储存着全美国近1/4的核武器。

    令人疑惑的是，苏联人以1∶10000的超大比例尺绘制了美国几个城市的详图，但它们不具备战略上的重要性，如密歇根州的庞蒂亚克、得克萨斯州的加尔维斯顿、宾夕法尼亚州的斯克兰顿，以及著名的尼亚加拉大瀑布。西雅图的地图上不仅标有潜艇基地，还标有“银行”、“电视台”、“纸和金属容器生产厂”和“邮局”，甚至标出了美国共和党在当地的办公室。有趣的是，这幅1983年绘制的地图并未列出民主党办公室。

    “如果它们都是进攻时用的，就不会标出公交车站，”《红色地图集》编者之一约翰·戴维斯分析称，“这是你掌权时用的地图。”“在一场核战争中，如果你要炸毁它，描绘所有东西有什么意义？唯一可能的假设是，苏联人在亲自管理这些城市时需要地图。”

    美国北科罗拉多大学俄罗斯政治和思想史专家史蒂文·西格尔认同这一观点。他认为，可能是经济而非军事目标促使苏联人详细描绘这些城市。“苏联人崇拜战后美国的经济繁荣，想知道它是如何运作的，”西格尔说，“这些城市可能因其在重工业、航运或物流方面的声誉受到关注。庞蒂亚克有通用汽车工厂，加尔维斯顿是重要港口，斯克兰顿拥有巨大的煤矿。”

    美学意义不因技术进步而消逝

    最终，这些精心绘制的地图未能如测绘者希望的那样发挥作用。上世纪90年代，在苏联解体后的混乱中，负责看管地图的军官们监守自盗。“制图厂的官员接到指示，要销毁或回收所有地图，”埃瓦尔斯·贝尔达夫说，“但一些聪明的官员找到了我们的公司。”贝尔达夫帮助一家地图商店买下了足够装满13辆有轨电车的地图，来自世界各地的地图经销商个个满载而归。“我猜我们买了一百万张。”英国地图商罗素·盖伊说。

    “从美学角度来说，这些地图非常引人瞩目。”作为罗素·盖伊的商业对手之一，美国人肯特·李宣称，他拥有俄罗斯境外最大的苏联军事地图库存。“制图文化之于俄罗斯，就像葡萄酒文化之于法国。”李对《连线》网站说。

    不过，盖伊和李如今都在为地图的销路发愁。盖伊表示，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一段时间，他的生意十分兴隆。电信公司成箱成箱地拿货，因为他们要在非洲和亚洲建设基站，而苏联的地图是发展中国家地理信息的最好来源。“不管在哪个国家、什么时候进行招标，一旦有一家公司订购了苏联地图，马上就会冒出三四个人订购同样的东西。”盖伊说。

    美国政府也是大买家。美国国务院利用苏联地图为自家的地图校准，因为苏联制图师们勤恳地前往了全世界，找出了划界的原始条约，并实际测定了界桩和地标。“我们意识到这是座金矿，特别是在确定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边界时。”曾为美国军方防御测绘局（现为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工作的地理学家雷·米勒夫斯基说。约翰·戴维斯则表示，美军2001年入侵阿富汗时也使用了苏联地图，因为它们比美国货更详细。

    随着卫星地图的普及，苏联地图变得不那么抢手了。电信或航空公司偶尔会订一套，探险旅游公司有时会买一些，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也继续使用它们。“在GPS和智能手机的世界里，这些地图看起来有些不合时宜，”戴维斯强调，“但它们的历史意义不容否认，它们的内在之美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