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哈首部合拍电影《音乐家》： 跨越时空的中哈友谊
本报记者 蔡梦吟
青年参考
（
2018年06月13日
11
版）
1940年，冼星海、钱韵玲夫妇抱着女儿冼妮娜在延安鲁艺窑洞前合影。
6月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举行会谈。据新华社报道，两国元首还共同接见了中哈首部合拍电影《音乐家》主要演职人员并观看电影片花。
电影《音乐家》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日前，《音乐家》项目发起人、中方出品单位北京闪亮影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沈健，代表该片团队接受了《青年参考》记者的专访。
古城阿拉木图有一条冼星海大道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重要演讲，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习主席在演讲中说：“古丝绸之路上的古城阿拉木图有一条冼星海大道，人们传诵着这样一个故事。1941年伟大卫国战争爆发，中国著名音乐家冼星海辗转来到阿拉木图。在举目无亲、贫病交加之际，哈萨克音乐家拜卡达莫夫接纳了他，为他提供了一个温暖的家……”
习主席的讲话，让电影人深受震撼和启发。正在谋划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合拍电影的沈健率团队先后5次赴哈萨克斯坦进行调研和采访，掌握了大量有关冼星海在哈期间的珍贵文献资料。在中国，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是“第二国歌”，家喻户晓；生命最后几年，冼星海经历了什么，却鲜为人知。
冼星海曾在《创作札记》中这样写道：“我的音乐，要献给祖国，献给劳动人民大众，为挽救民族危机服务……”
创作者们面对的，是一个很少被细腻表现的灵魂。2015年，《音乐家》项目团队联系上冼星海唯一的女儿冼妮娜，并获得其授权。
《音乐家》动情地刻画了这一幕：8个月大的冼妮娜被母亲抱在怀里，咿咿呀呀地送别离开延安、奔赴苏联的父亲……这一分离，竟成永别。
“我这辈子都在寻找父亲，寻找跟父亲有关的一切。”冼妮娜告诉《音乐家》团队，“很多拍我父亲的影视作品，我都不太满意。观看的时候，顶多是眼眶发热，泪水却怎么也掉不出来。而《音乐家》描写的，正是父亲离开我之后的人生故事，也是我最想知道的。”
75岁的冼妮娜流着泪对《音乐家》团队说：“希望《音乐家》这部电影顺利拍摄，让我在有生之年能够再看看爸爸。”
“他把对女儿的爱都给了我”
在遥远的阿拉木图，一位老人怀着和冼妮娜同样的期待。她是拜卡达莫夫的外甥女卡利娅，幼时与冼星海共同生活过一段时间，二人情同父女。
时间倒退到近80年前。《音乐家》团队搜集到的史料显示，1940年5月，受中共中央委派，时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的冼星海化名“黄训”与导演袁牧之前往莫斯科，为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进行后期制作。冼星海辗转抵达莫斯科后不久，纳粹德国就发动了对苏联的突袭，冼星海一行不得不启程回国，却因新疆军阀盛世才反共被挡在国门之外。混乱中，冼星海与袁牧之等人走散，孤独一人。1942年年底，冼星海流落到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即今天的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首府阿拉木图。
接下来的故事，也是电影《音乐家》所着力表现的——
地冻天寒。音乐家拜卡达莫夫在阿拉木图一家音乐厅门前，发现了怀抱小提琴孤坐在皮箱上的冼星海，“很瘦、眼皮浮肿”，当即决定对这位素昧平生的同行伸出援手。当时阿拉木图属于战时后方，拜卡达莫夫家已接纳了数位躲避战乱的音乐界友人，他便将“黄训”安顿在姐姐达纳什家中，和达纳什一家挤在只有一个房间的居所里。为了让衣着单薄的“黄训”御寒，拜卡达莫夫的母亲找出一件旧大衣连夜翻改……在战时供给极为紧张的情况下，拜卡达莫夫和家人把口粮匀出来给冼星海，正如当地的一句民谚：“在饥饿的时候，分食最后一块面包。”达纳什的女儿卡利娅当时只有6岁，每天教冼星海俄文；冼星海则逐渐扮演起父亲的角色，和孩子们感情日深。
2015年，《音乐家》团队在阿拉木图拜访了年近八旬的卡利娅。老人住在一座没有电梯的普通居民楼的顶层，又患有严重的腰疾，行动极为不便。回忆起和冼星海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自幼丧父的卡利娅数度流泪。卡利娅告诉他们，在酷寒的战争岁月，每天她瑟缩着身子从学校回到家时，冼星海都会帮她脱下冻得硬邦邦的鞋子和包脚布，一边用双手搓揉她冻僵的小脚，一边向上面哈气；有时，他干脆解开自己的衣扣，把卡利娅的脚丫放到腋下，用体温给她焐脚的同时，轻轻地教她哼唱歌曲。
卡利娅对《音乐家》主创说：“直到我长大、有了孩子才能体会，冼星海当年有多思念女儿，他把对女儿的爱都给了我。我在心中一直将冼妮娜视为亲妹妹，希望能把冼星海给我的爱还给她。”
在卡利娅的印象里，尽管承受着饥寒病痛的折磨，冼星海仍以笔为矛，废寝忘食地创作了以哈萨克民族英雄阿曼盖尔德的事迹为蓝本的交响诗《阿曼盖尔德》，激励人们为抗击法西斯而战。
《阿曼盖尔德》首次公演时，全场掌声雷动。冼妮娜曾在一篇怀念父亲的文章中写道：“他面对台上台下的一片欢呼声，激动得热泪盈眶，用颤抖的声音高喊着，‘我十分高兴，因为你们听懂了我的音乐，理解我，这是对一个艺术家的最高奖赏’。”观众从《阿曼盖尔德》里，听懂了中国音乐家对哈萨克的尊重、对祖国的热爱，还有英勇反抗法西斯侵略的气概。
1945年10月，被送到莫斯科治疗的冼星海不幸去世。直到从报纸上看到讣告，拜卡达莫夫一家才知道，他们朝夕相处的“黄训”就是伟大的音乐家冼星海。
1998年，在中哈两国领导人的关心下，阿拉木图市的一条街被正式命名为“冼星海大道”；与它平行的另一条街，则被命名为“拜卡达莫夫大道”。
卡利娅曾对《音乐家》摄制组郑重提出，自己要到中国参加《音乐家》首映，“紧紧拥抱冼妮娜妹妹”。两位老人上次见面是在1998年，冼妮娜赴哈萨克斯坦访问，专程去看望卡利娅。当时卡利娅刚摔断了腰，无法下楼；冼妮娜因腿疾爬不到顶楼。卡利娅只能把头伸出窗外，与楼下的冼妮娜喊话，彼此难舍难分。
近年来，冼妮娜和卡利娅一直通过邮件联系，她们约定，“务必好好保重身体，在《音乐家》首映式上，和‘共同的爸爸’见面”。冼妮娜甚至“带着小女孩般的天真神情”告诉《音乐家》主创，自己“准备减肥”，这样才能穿得进更漂亮的衣服，“美美地参加首映”。
贺敬之、苏菲等当年延安鲁艺的文艺工作者也对《音乐家》表达了期待。现年93岁的《白毛女》剧作者贺敬之回忆起冼星海时，把冼星海称为自己“投考鲁艺的领路人”，“没有冼星海就没有我”。贺敬之对《音乐家》主创说：“《音乐家》首映时，我爬也要爬过去参加！”
友谊在年轻一代中哈电影人中延续
2017年6月，中哈双方签署了《中哈合作拍摄电影协议》，影片《音乐家》是该协议的启动项目。
参与各方以最高标准打磨这部作品。在《音乐家》中，演员胡军和袁泉分别饰演冼星海和夫人钱韵玲。胡军出身音乐世家，父亲胡宝善、伯父胡松华均是著名歌唱家，当他把自己将扮演冼星海的消息告诉家人时，全家沸腾了。胡军对《音乐家》团队回忆：“老人们激动不已，张罗全家下馆子庆祝，都觉得这是莫大的荣耀。”
在阿拉木图拍摄期间，胡军几乎每天不吃饭，体会冼星海饥寒交迫的状态。拍摄之外，数个俄语老师轮流上阵为他补习俄语。后来《音乐家》样片送俄语专家评审时，没人相信剧中一口流利俄语的他，在拍摄前其实“俄语零基础”。
饰演拜卡达莫夫的是哈萨克斯坦著名演员别里克·艾特占诺夫，他说：“我希望把拜卡达莫夫和冼星海的故事传递给每一个哈萨克斯坦人，让我们两国之间的友谊世代流传。”
《音乐家》反映的感人故事深深打动着中哈剧组，戏里戏外洋溢着温暖。沈健对《青年参考》记者回忆，剧组每天早上开工，哈方剧组人员见到中方人员都以兄弟相称，或干脆以高呼一声“冼星海”作为问候。
《音乐家》拍摄期间，中国驻阿拉木图总领事张伟赴摄制现场慰问，见证了两国电影人的深厚情谊。他对拍摄团队感慨：“冼星海和哈萨克斯坦音乐家之间的友谊，不仅在他们的后辈中得到继承，更在年轻一代中哈电影人中延续。”
用影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5月13日，《音乐家》观影座谈会在位于阿拉木图的哈萨克斯坦国家电影集团举行。哈萨克斯坦国家电影集团副总裁谢里克在会上表示，由于哈萨克斯坦在独联体中的特殊地位和影响力，“中亚独联体其他国家也非常关注哈中两国此次的合拍，试图从中找到和中国电影合作的途径和机会”。
与会的中国电影同行深深感到，中国电影迎来了“走出去”的重要机遇。要讲好中国故事、不被“流量”绑架，就必须跳出“唯钱是瞻”的“利益共同体”，奔向构建“民心相通”的“命运共同体”，挖掘更多超越民族、文化、国家的友好篇章，塑造中国的国家形象，这才是中国电影的根本利益所在。
据悉，中国电影界的一些有识之士制定了一个庞大的“挖掘”计划，准备和来自各国的电影界同行合作启动“一带一路”的电影合拍，“以影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阿拉木图“冼星海大道”路口，矗立着一座荷花造型的冼星海纪念碑。莲花瓣状的碑身正面，用中、俄、哈三种文字刻着：“冼星海用音乐在两国人民之间建起了一座友谊的桥梁，让我们永远铭记他的名字，愿中哈友谊世代相传。”
在一篇纪念父亲的文章中，冼妮娜写道：“高三米的冼星海纪念碑主碑上，镶嵌着冼星海的头部浅浮雕像，雕像上的他正昂首远望，目光炯炯有神，嘴角露出一丝对未来充满信心的微笑，似遥望着东方的祖国，仿佛在告诉人们，一个强大的中国正像喷薄欲升的一轮红日从东方的地平线上升起……”
6月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举行会谈。据新华社报道，两国元首还共同接见了中哈首部合拍电影《音乐家》主要演职人员并观看电影片花。
电影《音乐家》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日前，《音乐家》项目发起人、中方出品单位北京闪亮影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沈健，代表该片团队接受了《青年参考》记者的专访。
古城阿拉木图有一条冼星海大道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重要演讲，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习主席在演讲中说：“古丝绸之路上的古城阿拉木图有一条冼星海大道，人们传诵着这样一个故事。1941年伟大卫国战争爆发，中国著名音乐家冼星海辗转来到阿拉木图。在举目无亲、贫病交加之际，哈萨克音乐家拜卡达莫夫接纳了他，为他提供了一个温暖的家……”
习主席的讲话，让电影人深受震撼和启发。正在谋划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合拍电影的沈健率团队先后5次赴哈萨克斯坦进行调研和采访，掌握了大量有关冼星海在哈期间的珍贵文献资料。在中国，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是“第二国歌”，家喻户晓；生命最后几年，冼星海经历了什么，却鲜为人知。
冼星海曾在《创作札记》中这样写道：“我的音乐，要献给祖国，献给劳动人民大众，为挽救民族危机服务……”
创作者们面对的，是一个很少被细腻表现的灵魂。2015年，《音乐家》项目团队联系上冼星海唯一的女儿冼妮娜，并获得其授权。
《音乐家》动情地刻画了这一幕：8个月大的冼妮娜被母亲抱在怀里，咿咿呀呀地送别离开延安、奔赴苏联的父亲……这一分离，竟成永别。
“我这辈子都在寻找父亲，寻找跟父亲有关的一切。”冼妮娜告诉《音乐家》团队，“很多拍我父亲的影视作品，我都不太满意。观看的时候，顶多是眼眶发热，泪水却怎么也掉不出来。而《音乐家》描写的，正是父亲离开我之后的人生故事，也是我最想知道的。”
75岁的冼妮娜流着泪对《音乐家》团队说：“希望《音乐家》这部电影顺利拍摄，让我在有生之年能够再看看爸爸。”
“他把对女儿的爱都给了我”
在遥远的阿拉木图，一位老人怀着和冼妮娜同样的期待。她是拜卡达莫夫的外甥女卡利娅，幼时与冼星海共同生活过一段时间，二人情同父女。
时间倒退到近80年前。《音乐家》团队搜集到的史料显示，1940年5月，受中共中央委派，时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的冼星海化名“黄训”与导演袁牧之前往莫斯科，为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进行后期制作。冼星海辗转抵达莫斯科后不久，纳粹德国就发动了对苏联的突袭，冼星海一行不得不启程回国，却因新疆军阀盛世才反共被挡在国门之外。混乱中，冼星海与袁牧之等人走散，孤独一人。1942年年底，冼星海流落到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即今天的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首府阿拉木图。
接下来的故事，也是电影《音乐家》所着力表现的——
地冻天寒。音乐家拜卡达莫夫在阿拉木图一家音乐厅门前，发现了怀抱小提琴孤坐在皮箱上的冼星海，“很瘦、眼皮浮肿”，当即决定对这位素昧平生的同行伸出援手。当时阿拉木图属于战时后方，拜卡达莫夫家已接纳了数位躲避战乱的音乐界友人，他便将“黄训”安顿在姐姐达纳什家中，和达纳什一家挤在只有一个房间的居所里。为了让衣着单薄的“黄训”御寒，拜卡达莫夫的母亲找出一件旧大衣连夜翻改……在战时供给极为紧张的情况下，拜卡达莫夫和家人把口粮匀出来给冼星海，正如当地的一句民谚：“在饥饿的时候，分食最后一块面包。”达纳什的女儿卡利娅当时只有6岁，每天教冼星海俄文；冼星海则逐渐扮演起父亲的角色，和孩子们感情日深。
2015年，《音乐家》团队在阿拉木图拜访了年近八旬的卡利娅。老人住在一座没有电梯的普通居民楼的顶层，又患有严重的腰疾，行动极为不便。回忆起和冼星海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自幼丧父的卡利娅数度流泪。卡利娅告诉他们，在酷寒的战争岁月，每天她瑟缩着身子从学校回到家时，冼星海都会帮她脱下冻得硬邦邦的鞋子和包脚布，一边用双手搓揉她冻僵的小脚，一边向上面哈气；有时，他干脆解开自己的衣扣，把卡利娅的脚丫放到腋下，用体温给她焐脚的同时，轻轻地教她哼唱歌曲。
卡利娅对《音乐家》主创说：“直到我长大、有了孩子才能体会，冼星海当年有多思念女儿，他把对女儿的爱都给了我。我在心中一直将冼妮娜视为亲妹妹，希望能把冼星海给我的爱还给她。”
在卡利娅的印象里，尽管承受着饥寒病痛的折磨，冼星海仍以笔为矛，废寝忘食地创作了以哈萨克民族英雄阿曼盖尔德的事迹为蓝本的交响诗《阿曼盖尔德》，激励人们为抗击法西斯而战。
《阿曼盖尔德》首次公演时，全场掌声雷动。冼妮娜曾在一篇怀念父亲的文章中写道：“他面对台上台下的一片欢呼声，激动得热泪盈眶，用颤抖的声音高喊着，‘我十分高兴，因为你们听懂了我的音乐，理解我，这是对一个艺术家的最高奖赏’。”观众从《阿曼盖尔德》里，听懂了中国音乐家对哈萨克的尊重、对祖国的热爱，还有英勇反抗法西斯侵略的气概。
1945年10月，被送到莫斯科治疗的冼星海不幸去世。直到从报纸上看到讣告，拜卡达莫夫一家才知道，他们朝夕相处的“黄训”就是伟大的音乐家冼星海。
1998年，在中哈两国领导人的关心下，阿拉木图市的一条街被正式命名为“冼星海大道”；与它平行的另一条街，则被命名为“拜卡达莫夫大道”。
卡利娅曾对《音乐家》摄制组郑重提出，自己要到中国参加《音乐家》首映，“紧紧拥抱冼妮娜妹妹”。两位老人上次见面是在1998年，冼妮娜赴哈萨克斯坦访问，专程去看望卡利娅。当时卡利娅刚摔断了腰，无法下楼；冼妮娜因腿疾爬不到顶楼。卡利娅只能把头伸出窗外，与楼下的冼妮娜喊话，彼此难舍难分。
近年来，冼妮娜和卡利娅一直通过邮件联系，她们约定，“务必好好保重身体，在《音乐家》首映式上，和‘共同的爸爸’见面”。冼妮娜甚至“带着小女孩般的天真神情”告诉《音乐家》主创，自己“准备减肥”，这样才能穿得进更漂亮的衣服，“美美地参加首映”。
贺敬之、苏菲等当年延安鲁艺的文艺工作者也对《音乐家》表达了期待。现年93岁的《白毛女》剧作者贺敬之回忆起冼星海时，把冼星海称为自己“投考鲁艺的领路人”，“没有冼星海就没有我”。贺敬之对《音乐家》主创说：“《音乐家》首映时，我爬也要爬过去参加！”
友谊在年轻一代中哈电影人中延续
2017年6月，中哈双方签署了《中哈合作拍摄电影协议》，影片《音乐家》是该协议的启动项目。
参与各方以最高标准打磨这部作品。在《音乐家》中，演员胡军和袁泉分别饰演冼星海和夫人钱韵玲。胡军出身音乐世家，父亲胡宝善、伯父胡松华均是著名歌唱家，当他把自己将扮演冼星海的消息告诉家人时，全家沸腾了。胡军对《音乐家》团队回忆：“老人们激动不已，张罗全家下馆子庆祝，都觉得这是莫大的荣耀。”
在阿拉木图拍摄期间，胡军几乎每天不吃饭，体会冼星海饥寒交迫的状态。拍摄之外，数个俄语老师轮流上阵为他补习俄语。后来《音乐家》样片送俄语专家评审时，没人相信剧中一口流利俄语的他，在拍摄前其实“俄语零基础”。
饰演拜卡达莫夫的是哈萨克斯坦著名演员别里克·艾特占诺夫，他说：“我希望把拜卡达莫夫和冼星海的故事传递给每一个哈萨克斯坦人，让我们两国之间的友谊世代流传。”
《音乐家》反映的感人故事深深打动着中哈剧组，戏里戏外洋溢着温暖。沈健对《青年参考》记者回忆，剧组每天早上开工，哈方剧组人员见到中方人员都以兄弟相称，或干脆以高呼一声“冼星海”作为问候。
《音乐家》拍摄期间，中国驻阿拉木图总领事张伟赴摄制现场慰问，见证了两国电影人的深厚情谊。他对拍摄团队感慨：“冼星海和哈萨克斯坦音乐家之间的友谊，不仅在他们的后辈中得到继承，更在年轻一代中哈电影人中延续。”
用影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5月13日，《音乐家》观影座谈会在位于阿拉木图的哈萨克斯坦国家电影集团举行。哈萨克斯坦国家电影集团副总裁谢里克在会上表示，由于哈萨克斯坦在独联体中的特殊地位和影响力，“中亚独联体其他国家也非常关注哈中两国此次的合拍，试图从中找到和中国电影合作的途径和机会”。
与会的中国电影同行深深感到，中国电影迎来了“走出去”的重要机遇。要讲好中国故事、不被“流量”绑架，就必须跳出“唯钱是瞻”的“利益共同体”，奔向构建“民心相通”的“命运共同体”，挖掘更多超越民族、文化、国家的友好篇章，塑造中国的国家形象，这才是中国电影的根本利益所在。
据悉，中国电影界的一些有识之士制定了一个庞大的“挖掘”计划，准备和来自各国的电影界同行合作启动“一带一路”的电影合拍，“以影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阿拉木图“冼星海大道”路口，矗立着一座荷花造型的冼星海纪念碑。莲花瓣状的碑身正面，用中、俄、哈三种文字刻着：“冼星海用音乐在两国人民之间建起了一座友谊的桥梁，让我们永远铭记他的名字，愿中哈友谊世代相传。”
在一篇纪念父亲的文章中，冼妮娜写道：“高三米的冼星海纪念碑主碑上，镶嵌着冼星海的头部浅浮雕像，雕像上的他正昂首远望，目光炯炯有神，嘴角露出一丝对未来充满信心的微笑，似遥望着东方的祖国，仿佛在告诉人们，一个强大的中国正像喷薄欲升的一轮红日从东方的地平线上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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