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非洲科研重镇的生与死

    坦桑尼亚的阿玛尼山研究站曾是非洲的科研重镇，然而，如今的它已化作知识的坟墓。这里发生的事揭示了世人应当严肃对待的真相——科学研究远比想象得更脆弱。

    推开吱吱作响的木门，灰尘和纸张的气味扑面而来。阳光透过高高的窗户洒在一排排铁架上，那上面整整齐齐地摆着成千上万册书籍，内容涵盖几乎所有基础科学领域。差不多和书架等高的墙壁上挂着块牌子，上头写着两个醒目的单词：“知识”和“静默”。

    提示显得多余，因为这里已无人踏足。除了秩序和庄严，这座图书馆给人的印象更类似坟墓。走到一个标注着“期刊”的书架前，拿下一本厚厚的硬皮书，它蓝色的书脊已然褪色，封皮布满虫蛀的洞。拂去灰尘，只见上边印着：“1956年当期论文”。

    在这本期刊还散发着油墨味道的年代，图书馆及其所属的阿玛尼山研究站是“黑色大陆”的骄傲。它的藏书量跻身非洲前列，为数百名各国科学家服务。尽管地处偏远的坦桑尼亚山区，该研究站依然声名远扬，在推动非洲的基础科研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从辉煌到落寞，阿玛尼山研究站经历了什么？为了寻找答案，挪威奥斯陆大学教授保罗·文策尔·盖斯勒在过去几年间走遍非洲，探访了多处相似的科研设施，它们共同的特点是“今不如昔”。盖斯勒认为，这种衰败体现了“逝去的未来”，即许多发展中国家曾经相信并追求的美好愿景。“如果你站在20世纪70年代的非洲科学家的立场，那么你绝对料不到一切会土崩瓦解，而是相信，科学意味着持久、团结和进步。”他说。

    正如盖斯勒在专著《未来的痕迹》中所言，他的初衷不是要搞“废墟探险”，而是要给所有人提供警示。“这些逝去的未来，可以帮助我们思考自身可能面临的风险。”

    黑色大陆曾经的骄傲

    阿玛尼山研究站的故事始于19世纪末，当时，德国殖民者在坦桑尼亚东北部建立了一系列野外疗养设施。一战后，德国把这块土地让给英国，后者在平原地带开设了一处科研机构，不久后因为气候的缘故而决定把实验室迁到海拔更高的位置。

    坐落于崇山峻岭之中，阿玛尼山研究站没有闹市的喧嚣，只有宜人的景色。晴朗的日子里，放眼远眺可以看到印度洋。“如果你想读书看报，如果你想研究学习，这里的环境再完美不过。”曾于20世纪60年代在此工作的技术员斯蒂芬·菲达说。

    研究站的生活水平也令人向往。虽然山高路远，但邮局收到的邮件源源不断；每星期都有卡车送来各色商品和最新的电影拷贝；牛奶和肉类敞开供应。这里还有独立的发电站和自来水厂，篮球场、网球场、足球场、保龄球馆一应俱全。周末，科学家们在社交俱乐部打发时间，有时会从山下的城镇请来乐队，让夜幕降临后的派对更有情调。

    1962年，随着殖民地独立运动席卷非洲，更积极的变化出现了。非洲技术人员的名字越来越多地被标注在论文合著者的位置，俱乐部、餐馆和运动场里的种族隔离迅速消失。不少留学欧美的年轻人纷纷回到祖国。盖斯勒说：“这个时期，全球疾风劲吹，涉及种族、阶级和性别。所有人都希望用科学建设一个自由、平等和发达的非洲。”

    更重要的是，科研人员的生活和从前一样舒适。非洲科学家们得到了别墅、汽车还有学术头衔，而在国家独立前，只有白人才有这些。研究项目也完全掌握在他们手中。

    战乱和贫困毁掉了一切

    那之后的十余年间，阿玛尼山研究站度过了黄金岁月。美国福特汉姆大学历史学教授阿斯夫·希迪奇指出，二战后特别是冷战时期，从美国、西欧、苏联到非洲，各国都流行一种观念：政府对基础研究的资助有助于推动创新，催生了互联网等革命性成就。

    在坦桑尼亚，科研投资的规模持续扩大。阿玛尼山研究站的管理者甚至请了建筑师，设计一栋用于流行病学研究的现代化实验大楼，并承诺改善工作人员的居住条件。

    然而，一切在1977年被打乱。那年，政治动荡导致坦桑尼亚、肯尼亚和乌干达三国组成的东非共同体解散，在阿玛尼山研究站工作的乌干达人和肯尼亚人被迫离开。“事情开始变得不妙，”斯蒂芬·菲达回忆说，“当三个国家的人在这儿一起工作时，气氛要好得多。”

    科研仍在继续，但财政紧张起来。彼时，研究站已没有外国科学家常驻，来自欧美的资金和技术支持逐步断绝。雪上加霜的是，1979年，坦桑尼亚在经历了与邻国的武装冲突后陷入经济困境，当局决定，基础科研的资金来源将主要通过对外合作获取。

    坦桑尼亚国家医学研究所首席科学家彼得·曼盖肖说：“东非共同体瓦解前，科学家们已经习惯了‘钱来伸手’的日子。当局势突变，研究资金需要通过竞争获得时，绝大多人在全新的流程面前一筹莫展。”

    随着时间推移，在偏远山区保留一处庞大的科研设施显得愈发没有意义。即便砍掉了大部分科研经费，高额的维护成本依然让政府头疼不已。最终，2006年，科研人员集体搬迁至两小时车程外的山下小镇穆海扎，位于山区的旧址只剩下少数工人留守。

    科研正遭遇全球性危机

    普罗大众往往认为，科学技术必定是向上发展且自动进步的。许多放眼长远的学者觉得这种情绪有些过分乐观。用阿斯夫·希迪奇的话说：“我们这些科技史学家……从来不会一厢情愿地把科学的进步看作一种不可阻挡的进程。事实上，认真观察科学知识如何产生以及历次科技革命，你会发现，这是一个非线性的过程，有高潮也有低潮。”

    也就是说，阿玛尼山研究站的遭遇听上去令人唏嘘，但它并不是那么非同寻常。

    科学研究的潮起潮落，与国家的支持紧密相关。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家层面的支持逐渐式微，私营企业在推动科技进步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问题在于，这意味着被利润驱动的大公司有权决定哪种研究会得到重视。自然而然地，学术界更少地关注并解决社会问题，包括不平等和气候变化，更多地关注能带来短期收入和娱乐效果的领域。于是，科学家们追着金主，疲于奔命。

    除了资金，政治稳定也是科技进步的必要保障。由于缺乏这种保障，巴基斯坦没能启动科研计划，叙利亚的研究项目更是随着内战的到来土崩瓦解。苏联解体也有类似的负面效果——这个国家的科学基础设施和人力曾是世界一流的，后来却变得很糟。

    盖斯勒强调，人们不该认为此事事不关己。“科研在挪威没有退化，在美国也没有。但你往欧洲南部或东部走一点，就会看到它是如何崩溃的。如果我们放任基础研究被忽视、贬低，那么，今天的阿玛尼山研究站完全可能预示着所有人的惨淡未来。”

    留下的人不肯放弃梦想

    盖斯勒造访阿玛尼山研究站期间，留守人员最常问的问题不外乎“您来做什么研究”。这些在研究站黄金年代度过了青春岁月的男女，依然渴望有新的项目可做。

    技术员姬卡曾是运动健将。她很乐意回忆那段经历。“我篮球打得很好，东非共同体时期，他们（科学家）还带我去肯尼亚打比赛。”她仰起头，语气中透出自豪。“当时，研究所希望找几个业余运动员活跃气氛，天赋所赐，我在这里找到了工作。”

    姬卡受聘于1974年，对工作非常上心。她带领访客们穿过一间间人去楼空的实验室，她曾在那里检查标本，寻找病原体的蛛丝马迹。她说，研究站仍然热闹的时候，她和科学家和其他技术员无话不谈，“分享新点子，讨论如何纠正问题”。可现在，一想起那些日子，“我只是感到悲伤”，“那段时光恐怕无法重现了”。

    去年退休前，姬卡把职业生涯最后的时光用于清扫蛛网，要不就是长久地凝视窗外。走进空荡荡的实验室，打开一个上了年头的柜子，她指着两部显微镜说，那是她昔日的最爱。“从2006年起，显微镜就再没开启，这里的人也是。”她摇着头，叹了口气。

    金维尔是名动物管理员，已56岁，却是坚守至今的最年轻的员工。随着科学家四散而去，金维尔只能打扫打扫卫生，清理一下灌木丛，要不就是照料一群小白鼠。这与研究站的全盛时期形成鲜明对比。彼时，他从早到晚工作，经常被派到野外采集生物样本，准备幻灯片……心中洋溢着满足感。“在阿玛尼山最好的时代，我总是非常非常忙碌，”他说，“我从没想到事情会发生变化，而且如此突然，令大家措手不及。”

    走进一栋锈迹斑驳的铁皮屋，屋内摆着一排笼子，笼内的小白鼠是当年实验动物的后代。看到有人来，它们纷纷爬到笼子两侧，粉色的鼻子穿过栅栏，像宠物般乞食。附近的学校有时会买走几只白鼠用于教学，但这些动物中的绝大多数在此生老病死。

    金维尔养过兔子、羊、豚鼠和猴子，现在只剩下老鼠。他轻轻地把其中一只从笼子里抓出来，放在自己的夹克上，笑着说：“我得让它们好好活着，因为科学家们向我们承诺过，他们总有一天会回来重启研究的。”

    英国广播公司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