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世界滑向“末日边缘”

    情报部门的失误、政治家的傲慢与多疑，再加上一两场“来得不是时候”的军演，让1983年的世界比任何历史时刻都更接近一场足以终结人类文明的热战。

    在公众眼里，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是最接近世界末日的时刻。不过，随着越来越多的细节从故纸堆中被发掘出来，这一思维定势有所动摇——最危险的年份并非1962年，而是1983年。

    35年前，在美苏全面对抗的背景下，在偏执、恐惧和误解推动下，两个超级大国险些打开核战争这只魔盒。更令人后怕的是，西方当时并不知道危险迫近。

    美国以挑衅宣示强硬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之交，全球战略态势是“苏攻美守”。苏联开始在欧洲部署SS-20弹道导弹，并入侵阿富汗；1981年9月，声势浩大的“西方-81”军事演习让整个西欧战栗。

    新上台的美国总统里根决心扭转局面。这位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有根深蒂固的反苏情结，一次在国会演讲试音时，他说：“亲爱的美国人民，很高兴地告诉你们，今天我签署了一项法令，苏联将被彻底毁灭，我们将在5分钟后开始轰炸。”这令人联想到电影《奇爱博士》。1983年3月8日，里根更是称苏联为“现代世界邪恶焦点”。

    美国在军事领域的行动强烈地刺激着苏联人的神经。“星球大战”计划被解读为为第三次世界大战打地基，五角大楼部署“潘兴-2”和“战斧”导弹的决定更令莫斯科如临大敌。接下来，美国人开始通过真刀真枪的方式试探苏联的弱点，1983年3月的FleetEx 83-1军演就是这类行动的极致：三个美军航母战斗群携40多艘战舰、300多架飞机，在苏联堪察加半岛外海耀武扬威，6架美军F-14战斗机突然飞越南千岛群岛，“拍拍北极熊的脑袋就撤”。这些持续不断的挑衅使苏联日益愤怒和紧张，给或许是冷战年代最惨烈的一幕埋下了伏笔。

    1983年9月1日，苏联国土防空军将误入本国领空的大韩航空007号航班击落，269人遇难。西方对此口诛笔伐。然而，正如剑桥大学学者泰勒·唐宁在新书《1983》中所述，苏联人曾经紧张而绝望地尝试识别、沟通，并警告这架不请自来的飞机。

    不到一个月后，世界就迎来了一场危机。当年9月26日深夜，苏联的预警系统发现美国射来了5枚核导弹，战争一触即发。万幸的是，当晚的值班军官斯坦尼斯拉夫·彼得罗夫足够冷静，他怀疑系统出了错，不肯反击。真相很快被查明：苏联卫星把云层反射的阳光误认为导弹。这是冷战年代美苏摩擦的一次高潮，但不是最后一次。

    苏联特工传来“警报”

    美国人似乎不知道东西方险些擦枪走火，以为可以靠威慑不战而屈人之兵。1983年10月1日，五角大楼制定了“6号统一作战行动计划”，旨在摧毁5万个苏联关键目标，并首次将苏联领导人列为核导弹的打击对象。当年10月25日，“冷战”再度擦出火花，美军悍然入侵加勒比岛国格林纳达，这是朝鲜战争后美国第一次用军队直接打击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克里姆林宫夜不能寐。执政18年的勃列日涅夫在此前一年去世，新上任的苏联领导人立足未稳，莫斯科的强硬派压倒了温和派。美国的一系列动作，让1941年遭到突然袭击的恐惧再次涌上苏联人心头，苏联国内舆论指责里根是“疯子”，将他与希特勒相提并论。双方尤其是苏联人本已紧张的神经，一步步趋近“非理性”的边缘。

    情报部门的推波助澜让事态变得更糟。早在1981年5月，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就认为“美国处于核战争前夜”，勃列日涅夫遂命令情报机构执行代号为瑞安（RYAN）的计划，RYAN是俄语“核打击”的缩写。苏联人希望遍布各国的间谍网络提早发现西方企图发动核打击的蛛丝马迹，确保苏联有时间组织足够的反击力量。

    谁知，“瑞安行动”适得其反。苏联特工确实实施了大规模的情报搜集行动，但汇报给总部的信息大都有助于加深苏联领导人的怀疑，即使身处前方的特工并不相信美国人会这么做。一些特工观察到华盛顿政府大楼里的灯光彻夜点亮，就认定这是“恶魔般的美国官员”在制定战争计划，实际上，开灯的可能只是清洁工。苏联领导人的执念使他们宁可信其有，渴望取悦上级的特工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执念。

    西方军演 东方备战

    1983年11月20日晚，当超过1亿美国人收看美国广播公司的美剧《末日之后》时，几乎没人知道，现实和剧情如此接近。当时，差点儿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北约“神箭手83”（Able Archer 83）军演刚刚结束一周。

    “神箭手83”的规模史无前例。演习地域覆盖欧洲，从斯堪的纳维亚到地中海，超过30万北约军事人员参与其中。包括美国总统里根和副总统老布什、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西德总理科尔在内，北约各国的最高级别官员亲自上阵指挥。演习由位于比利时卡斯提乌的欧洲盟军最高指挥部协调，模拟与华约的“末日之战”。

    “神箭手83”于当年11月2日拉开大幕时，苏联的“瑞安行动”也进入关键阶段。苏联情报机构迅速监测到北约的异动：第一，北约的核力量进入最高警戒状态，美国本土更是有史以来首次进入一级戒备状态；第二，北约在军演前采用了极难破译的新型密码，美英两国的加密通信频率大幅上升；第三，美国军事基地出现了持续约1小时的“无线电静默”。

    在苏联领导层看来，这些看上去简直是战争的倒计时。当年11月6日，苏共政治局委员罗曼诺夫在庆祝十月革命胜利68周年的讲话中意味深长地提到：“或许，二战后的世界还没有哪个时期像当前这样紧张……国际形势已趋于白热化，彻底的白热化。”

    整个东方阵营动员起来。“神箭手83”演习开始的第五天，北约情报部门观察到，苏联第四近卫航空集团军在东德和波兰的基地处于最高戒备状态，能挂载战术核武器的苏-24“击剑手”战斗轰炸机停在跑道尽头，机组成员坐在驾驶舱里枕戈待旦。华约国家的领空停止了民航飞行，间或有直升机将核弹头从储存地点运送至作战单位。

    北约情报部门进一步发现，苏联北方舰队的舰艇陆续驶离军港；同时，苏联悄悄地给最强大的武器——至少300枚弹道导弹灌注了燃料，只要克里姆林宫一声令下即可点火。苏联领导人还向华约各国发出警告，直言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很高”，并命令战略核潜艇进入靠近美国海岸的发射阵地。安德罗波夫的一封信在苏联全国各地的闭门会议上被宣读：“这表明，祖国真正处于危险之中，改善与美国的关系的机会微乎其微……”

    傲慢和无知险些酿成大祸

    有关这些情况的报告传至北约的决策层时，没有引起任何不安。情报分析人员和军事专家无法相信苏联会认真考虑开战。随着一些高级特工的密报陆续传来，西方各国才认清事态发展到了什么程度。这些特工中最出名的要数苏联克格勃驻英国伦敦情报站站长奥列格·戈迪耶夫斯基，这名上校早在1974年就成为双面间谍，与英国军情六处合作。

    戈迪耶夫斯基意识到苏联的“大脑”处于空前的恐慌中。当他收到莫斯科关于即将发动先发制人的核打击的指示时，立即通知了英国方面。“当我告诉英国人时，”戈迪耶夫斯基后来回忆道，“对方的第一反应是难以置信。”戈迪耶夫斯基的报告连同莫斯科指令的副本辗转来到唐宁街10号，后者将文件转交美国中央情报局。

    事不宜迟，中情局副局长威廉·凯西亲自将文件送往白宫，第一个读者是里根的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麦克法兰。起初，麦克法兰持怀疑态度，但克格勃在英国职位最高的间谍的紧急报告最终说服了他，接下来又说服了里根。

    近年解密的文件显示了美方曾经的误判有多么严重。总统外交情报咨询委员会（PFIAB）1990年2月的报告承认，“可能无意之中将我们与苏联置于一触即发的境地”。1988年，中情局指出，安保部门根本没有察觉到“瑞安行动”的存在，显然，那些偷窥美国政府办公大楼的苏联特工全身而退了。

    美国情报机构的过度自信和乐观达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PFIAB的报告严厉批评道：美国情报界“不仅是在当时，而且在之后几年内，都没有充分重视战争恐慌是真实存在的可能性”。“美国对克里姆林宫的决策机制知之甚少”，但他们又特别自信，尤其是在判断苏联领导人意图的时候，尽管几乎没有任何情报能支持他们的分析结论。

    “冷战的最后一次阵痛”

    《奇爱博士》里的噩梦并未成真。很快，雪片似的外交电报从华盛顿飞向莫斯科，一再保证“神箭手83”真的只是一场演习。里根派总统顾问布伦特·斯科克罗夫特前往苏联首都，当面保证美国“永远不会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当为期10天的演习在当年11月11日鸣金收兵，长出一口气的安德罗波夫也命令部队回营了。

    “神箭手83”引发的连锁反应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同年11月18日，美国总统在日记中写道：“我觉得苏联人的防御意识很强，被攻击的时候非常偏执，以至于他们毫不松懈。我们应该告诉他们，这里（美国）没有人有这样的意图。”

    不了解内情的公众最多只会留意到，里根在短时间里逆转了对苏政策。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前，美国对苏的“接触”就全面而低调地启动了。犹如戏剧般，1983年的核战争危机开启了东西方缓和的序幕，正如PFIAB在报告里所言，那场危机是“冷战的最后一次阵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