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性骚扰浪潮还会放倒多少名流政要

    始于去年秋天的反性骚扰运动“Me too”并非昙花一现。2018年，这场运动以更坚决、更彻底的姿态席卷了全球几乎每一个角落。继好莱坞大亨哈维·韦恩斯坦之后，一系列重磅人物在性丑闻的“多米诺骨牌”中相继倒下。

    美国《时代》杂志把这场运动中打破沉默的人们提名为“年度人物”。该杂志主编爱德华·费尔森塔评论道：“无论是否登上我们的封面，众多女性和男性的勇敢行为已经激起千层浪，触发了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最高速的文化变革。”

    正如美国《斯坦福社会革新评论》杂志所说：“‘人前衣冠，人后禽兽’的做派在这个时代行不通了。性别权力得到再分配，而强权受到监督，这就是‘Me too’运动的意义所在。”

    “他制定的法律将被用在他自己身上”

    5月8日，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埃里克·施耐德曼的性丑闻成为《纽约客》杂志上的一颗“重磅炸弹”。报道称，至少有4名女性遭受这位执法者的施暴和骚扰。

    据《今日美国》报报道，施耐德曼是反性骚扰运动“Me Too”的支持者，也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反对者之一。今年63岁的施耐德曼有一头银灰色的卷发，体型精瘦，外表温文尔雅，每次公开亮相都风度翩翩。他曾抨击性丑闻累累的好莱坞大亨哈维·韦恩斯坦是“我见过的最卑鄙无耻的人”，并于2月对他提起了诉讼。当《纽约客》因揭发韦恩斯坦的恶行获得普利策新闻奖时，施耐德曼立刻用推文送上祝贺，称赞这些“敢于对抗强权的勇士”。

    然而，在《纽约客》如今的报道中，他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曾与他亲密接触的女性描述称，施耐德曼经常狠抽她们耳光、掐住脖子使其窒息，还用下流话辱骂她们。“他仇恨女人，虐待成性。”他的前女友之一坦尼娅·塞尔瓦拉特南告诉《纽约客》，“跟他交往就像与恶魔共处。”

    曼宁·巴里什和施耐德曼交往的时间最长。第一次遭到施暴时，他和她正在家中小酌。“突然，他一巴掌扇过来，重重地落在我耳朵上。我被打懵了，脑袋嗡嗡作响。他把我摁在床上，继续打我，我拼命想推开他，但他压上来死死掐住我的脖子，直到我在窒息中昏迷，失去反抗能力。”

    那次之后，施耐德曼变本加厉，不但经常殴打曼宁，还用“婊子、妓女”之类的字眼羞辱她。暴行往往伴随着酗酒，在他清醒时也会发生。曼宁的耳朵一直不见好转，除了疼痛，有时还会产生异响，甚至往外渗血。她向《纽约客》出示了一份病历，记载医生从她耳朵里“掏出一大坨血痂”，她对医生谎称耳朵是被掏伤的。当被问到为什么不立刻分手时，她沉默了一会儿，答道：“我以为能改变他。”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女律师对《纽约客》讲述了另一个故事。2016年夏天，她和施耐德曼在一场派对上相遇，后者邀请她参加当晚的饭局。由于他们曾经共事，她欣然应允。到达目的地后，房间里却只有他们两人。他先是用下流话挑逗她，继而动手动脚，发现她无动于衷后，他怒从心头起，狠狠甩了她两个耳光。“他力气很大，在我脸上留下红色的指印，久久不散。”这名律师说。

    在与施耐德曼交往的两年里，巴里什瘦了30斤，头发大把掉落。分手后，受迫于施耐德曼发出的死亡威胁，她对这段经历保持沉默。“Me too”运动席卷全球后，施耐德曼频频以女权运动支持者的姿态出现在公众面前，她决定揭穿这个伪君子。

    在施耐德曼提出的法案中，有一条建议是将“锁喉”行为入罪。他表示，锁喉是极其恶劣的暴力行径，只需向受害人施加相当于5公斤的压力，10秒之内就会致其昏迷甚至死亡。2009年，时任纽约州长戴维·帕特森通过了这一法案。

    “施耐德曼制定的法律将被用在他自己身上，真乃奇闻。”美国《芝加哥论坛报》评论道。

    被《纽约客》曝光丑闻后仅仅过了3小时，施耐德曼就宣布辞职。“我的私生活与职业无关，但眼下正值敏感时期，这些指控会影响我的领导力，因此我宣布于5月8日辞去总检察长职务。”他否认了一切指控，并辩称那些行为都是“角色扮演”，得到了伴侣的默许。

    《今日美国》报称，总统特朗普没有立即对此表态。不过，总统的儿子小唐纳德·特朗普翻出了老爹2013年的一条推文：“温纳走了，斯皮策走了，下一个该轮到埃里克·施耐德曼了。等着瞧吧，他比温纳和斯皮策还坏。”安东尼·温纳和艾略特·斯皮策曾是美国民主党两颗冉冉升起的新星，结果双双栽倒在性丑闻上。

    诺贝尔奖背后的“宫斗”

    “Me too”的燎原之势从政界一路蔓延到文学界。据美联社报道，瑞典文学院5月4日宣布，“由于院士减员，公信力下降，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推迟至2019年颁发”。

    举世瞩目的诺贝尔文学奖缺席，这则大新闻的来龙去脉要从2017年11月说起。彼时，瑞典《每日新闻报》揭露了一桩丑闻：18名女性控诉一名“与瑞典文学院关系密切”的男子，在长达20多年里对她们进行性骚扰。

    这名男子是个摄影师，名叫让-克洛德·阿尔诺，是瑞典文学院院士卡塔琳娜·弗罗斯滕松的丈夫。1989年，这对名流夫妇联合创办了一个文学沙龙，它在日后成为瑞典最具影响力的艺术机构之一，常常从瑞典文学院获得资助，用于培养作家和艺术家。

    “那件事发生在2007年的一场派对上。在他向我伸出咸猪手以前，我们几乎没有交谈过。”18名控诉者之一、瑞典作家加布里埃拉·哈坎松告诉《每日新闻报》，“毫无征兆地，他抓向我的大腿根部，狠狠地掐我、挠我。没有搭讪，没有调情，动作直白粗暴。”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哈坎松的男友就在现场，但阿尔诺对他的存在似乎毫不在意。

    这18名女性，谁也没有报警。“面对大人物的侵犯，保持沉默是人之常情。”哈坎松说。直到“Me too”运动席卷全球，一些女性才敢站出来，称阿尔诺的恶名“在瑞典文学圈里尽人皆知”。

    陈年的性丑闻浮出水面后，瑞典文学院内部矛盾激化，上演了一出“宫斗大戏”：成员们迅速站成两队，一队认为阿尔诺的行为与妻子无关，支持弗罗斯滕松继续任职；另一队指责她纵容丈夫的恶习，必须开除。“学院里很多成员和家属受过阿尔诺骚扰，这些骚扰甚至在诺贝尔颁奖典礼的舞会上发生。”曾是学院常务秘书长的莎拉·达尼乌斯告诉《每日新闻报》。

    今年4月，达尼乌斯发起投票，意欲将弗罗斯滕松从瑞典文学院除名。这一计划落空了。弗罗斯滕松没被赶走，多名成员愤而辞职。文学史专家谢尔·埃斯普马克告诉美国《名利场》杂志，他看不惯院士们把私人关系放在首位，置公平正义于不顾，于是决定走人。

    如此一番折腾，反对达尼乌斯的势力反而占了上风。不久，学院临时主席安德斯·奥尔森宣布将达尼乌斯撤职。作为妥协，弗罗斯滕松将“主动请辞”。院士莎拉·斯特里兹伯格对这一决定大为不满，随即宣布辞职。

    这场史无前例的动荡令瑞典文学院元气大伤，院士由18人降至10人。而要招募一名新成员，需要得到12张投票，为此，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不得不出面调停。未来如何重新“集齐”18人，依然未知。

    《名利场》指出，理论上今年诺贝尔文学奖依然可以颁发，因为只需8张票便可决定花落谁家，但性丑闻将这个古老的评奖机构拖离了正轨，将其保守与陈腐暴露无遗，广受舆论指摘。

    “我们认为，有必要花些时日韬光养晦，待公众重新树立对学院的信任后再行补发文学奖。”奥尔森在公开声明中表示，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将有两位得主。

    日本重新认识性骚扰

    在轰轰烈烈的反性骚扰浪潮中，一些东方国家也开始被唤醒。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7年全球性别差距调查报告》对144个经济体的性别差距状况进行排名，日本排在第114位，邻近非洲国家几内亚和埃塞俄比亚。报告显示，首相安倍晋三上台后，日本的性别差距更加明显。

    财务省事务次官福田淳一因性丑闻辞职，在日本政坛造成了一次不小的地震。据日本《新潮周刊》4月报道，福田利用职务之便对多名女记者进行骚扰。该杂志公布的录音中，疑似福田的男子对女记者提出了一连串露骨的问题，比如“我能抱你吗？”“我能摸你的胸吗？”

    事发后，福田声称“在媒体压力下无法正常工作”而辞去财务省职务，但坚决否认有过性骚扰行为。财务省扣除了他的部分薪水，承认其行为失检。

    此事还未过去，副首相、财务大臣麻生太郎的言论就惹上了麻烦。据《日本时报》报道，麻生颇为手下打抱不平，公开质疑“不能排除女记者故意设下圈套”，并数次表示“日本法律里根本没有性骚扰这种罪”。此言一出，舆论火力全开。有人谴责他为性骚扰行为开脱，有人抨击他纵容作奸犯科。不过，麻生对这些批评不以为意，轻描淡写地表示：“我只是在陈述事实。”

    在《朝日新闻》报1月发布的调查中，70%的日本受访者称在职场上遭遇过性骚扰，并且大部分人选择忍气吞声。“如果女性向上司检举骚扰者，她可能丢掉饭碗，因为公司会把这样的女人视为麻烦。在日本，忍耐是女性的‘美德’。受害者一旦张扬出去，反而可能遭到千夫所指，责备她勾引别人在先。”安倍内阁中仅有的两名女性之一、内务大臣野田圣子告诉英国路透社，“我很担心那位记者，希望她所在的朝日电视台好好保护她。只有为受害者提供足够的保护，她们才能鼓起勇气站出来。”

    “麻生（副）首相并不是坏人，只是他生于不同的年代。过去缺乏对性骚扰定义的教育，所以他对此没有明确的认识。”野田为麻生“挽尊”道。

    5月9日，日本财务省为官员开设了培训课程，普及性骚扰定义，以及如何处理此类问题。虽然财务省过去也组织过同样的培训，但针对高层开展这类教育还是头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