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车证办了两年
最近,“佛系青年”仿佛成了一个时髦的名号,一时间大家都以宣称自己是“佛系”为乐。我淡定一笑,论“佛系”,你们谁能比得过非洲兄弟!他们深得我佛精髓,跟他们打交道,那才是真正的“一切随缘”啊!
千言万语汇成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一张办了两年的车证。
两年半前,我来到喀麦隆的第一件事就是买车。跟二手车贩子斗智斗勇了几个回合,还是以不低的价格买了一辆2002年的丰田轿车,开始了我的漫漫办理车证之路。
在喀麦隆办理车证的流程通常是这样的:准备好证件,去警察局办理过户,缴税,把这些材料拿到交通部,交钱交材料,等待办证结果。一般情况下,这个过程会耗费三四个月。但轮到我,大半年过去了,我不管是打电话还是去办公室催,人家就一句话,“还没办好,等着”。
期间我茶叶也送过,烟也买过,对方经办人换了一个又一个,终于某天我得到了通知:“我们找不到你的材料啊。”
“不可能啊!我X月X日交给X办公室的XXX的啊!”
“那你自己来找。”
于是我和同事在交通部的办公室翻箱倒柜,埋进厚达2米的材料堆里一整天,一无所获。
找到X处长,幸好处长手里有个大本,翻到了我交材料的信息。
“那我们再查查电脑里有没有你的信息吧,回去等消息。”
一等又是一个月。
打电话去催,今天电脑坏了,明天停电,后天系统坏了,大后天负责人不在。
当然,电话还有一大半时间是打不通的。
我和同事也去过交通部尝试“堵人”,然而他们的上班时间太“佛系”了,上午10点半人还没来,11点人已经走了……
随缘上班,随缘办事。
万念俱灰的我认识了一个中间人,据说有门路,但我得重新缴税交钱。我当时没细想,只想早点办好车证,就交了30万非郎(约合人民币3000多元),然后这个中间人就彻底消失了。
终于,有一天,X处长告诉我,“你过来吧”。
我:“电脑里查到我信息了?”
处长:“你先过来吧,过来我跟你说。”
屁颠儿屁颠儿去交通部,结果得知,电脑里没查到,材料彻底丢了(我交的都是原件)。
我一拍大腿说,我交原件之前全部复印留底了。哈哈哈哈哈,我是不是很英明!
处长:“不行,办车证只认原件。”
我:“原件是你们弄丢的,现在找我要原件?”
处长:“NoNoNo,不是我弄丢的,是我们以前的XX职员弄丢的,但是办车证就是要原件的。”
我:“那怎么办?我上哪儿给你找原件去?”
处长:“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你找我们司长吧。”
司长办公室。
司长:“这个情况啊,我们先前有个职员XX,她把办事人交的材料和钱一并卷走逃跑了,很遗憾,你的材料也在其中。”
我:“那你们要负责啊,这是你们交通部办的事。”
司长:“不不不,她不能代表我们交通部,你应该去找她。”
我:“她坐在你们交通部的办公桌上,办的是交通部的事,怎么就不能代表了?我现在去哪儿找她去?”
司长:“小姐你不要生气,下次你们交材料就直接来找我,我帮你们办,保证不乱收你们钱,还办得快。”
什么?你一个交通部道路司的司长亲自给我收材料办车证?
我:“咱别说下次了,这次怎么办?被卷走材料和钱的肯定不止我一个人,其他人怎么办的?”
司长:“他们都从头开始办材料,重新交钱了。”
我:“我已经交过了,我绝不交第二次!”其实是绝不交第三次,心在滴血。
司长:“没有原件确实办不了,你说不交第二次钱,我们相信你已经交过了,那你给部长阁下写信吧,看他说怎么办。”
我:“好,我会给部长阁下写信的。”
小小车证居然要劳烦交通部长!
回来的路上,看着街上堵成狗,部长阁下,您真是日理万机啊。
写信给部长,又是一两个月等待。
某天,司长打电话来:
“你过来吧,部长阁下回信了。”
我:“部长怎么说?”
司长:“你先过来,我当面告诉你。”
屁颠儿屁颠儿赶过去。
司长:“部长回复了,可以破例用复印件帮你办,你拿着这封信,去X车管所找XX所长,她给你办。”
我:“好的,谢谢。”
司长:“你不愿意再付钱,但这个钱总要有人付才能办,那只能我来付了。”
说完,司长从钱包里掏出钱来,放进信封,和部长的信夹在一起,交给我。
我惊呆了。在非洲这么久,第一次见到“回头钱”。
拿着钱和部长的信,我感觉拿到了圣旨,大摇大摆去车管所。
办事员:“不行,要原件才能办。”
我:“我有部长的信啊!部长说用复印件办!你看,部长签字了!”
办事员:“不行,我只能用原件办。你找我们所长。”
我:“所长在哪?”
办事员:“她不在,她今天生病了。”
然后我开始了漫长的找所长行动,所长这个星期休年假,下个星期休病假,再下个星期出差……
一句话,没缘分。
等到终于约上了,我带着香水等礼品前去拜访。
所长说: “你这个还需要交XX钱。”金额和司长放进信封的金额一模一样。
事已至此,我身心俱疲,交钱消灾吧。我都快离开喀麦隆了,没有车证不能卖车啊……
经此一役,我的忍耐力得到了巨大的磨练,还专门买了个杯子,上面写着“There is no hurry in Africa(在非洲,万事不急)”。
疟疾阴影挥之不去
在非洲,很多中国人的生活貌似不错。住的是市区3层大别墅,带院子和车库;出入有司机,生活有保姆,安全有保镖……但大别墅照样可以一天停电3次,一星期停水8次,还要随时提防保姆偷东西,保镖可能明天就串通绑匪进门,调转枪头指着你。
喀麦隆的治安在非洲算中等,匪徒的习惯是“交钱不杀”,不像安哥拉等国家的歹徒,习惯先爆头再抢钱。漂泊在外,只有尽量减少外出,天黑以后不在路上晃悠,不露财,谨慎一点,以降低出事的概率。
疾病是最难防的。来喀麦隆之前,我打了黄热、霍乱、脊灰等四五种疫苗,但最常发生的疟疾没有疫苗,治疗不及时可能昏迷、死亡。
2015年,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原因就是发现了青蒿素,可以有效降低疟疾患者的死亡率,但也只是降低死亡率而已。
疟疾通过蚊虫叮咬传播,防不胜防;发病征兆多样,发烧可能是因为疟疾,拉肚子可能是因为疟疾,全身疼可能是因为疟疾,甚至有医生跟我说,牙疼也可能是因为疟疾;有的人得了疟疾就和感冒一样,吃点药打打青蒿素就好了;有的人像生了一场大病,元气大伤;有的人不治身亡。
当地医疗条件极差,每年都有在喀华人因为疟疾去世,我身边也经常有朋友得疟疾。
不久前,我看到一份死亡报告:“23日开始不舒服,直接按疟疾治疗,打了一针又一针的青蒿素,也不见好转;25日恶化,转到XX大医院;26日凌晨5:15病故。死亡原因:重症肺炎。”逝者是一位籍贯河南、在喀麦隆打工的48岁电工。短短几天的时间,一个活生生的人、家里的顶梁柱,说没就没了,难以想象家属是什么样的心情。
不知道是第几次接到这种文件了,但那天我怔怔地盯着那份报告看了半小时,说不出一句话来。
可敬可爱的中国“非漂”
喀麦隆从来不缺中国元素。
喀麦隆有一万多华人,主要从事工程建筑、木材、贸易等行业。首都雅温得的标志性建筑体育馆和会议大厦都是中国援建的,市区里随处可见中国的工程公司在大兴土木。
喀总统保罗比亚在2017新年讲话中提到了11个国家重点基础设施项目,其中9个是由中方融资建设或中资企业承建的。
喀麦隆的孔子学院是非洲最大的孔子学院,学习中文的氛围特别好,走在大街上会有很多当地人用中文跟你打招呼。
这些都是中国人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在这里扎根、奉献,一步一步积攒起来的成绩。
他们有的在这里一呆就是十几二十年,经历了白手起家、腰缠万贯、破产、东山再起的传奇人生;有的混得风生水起,上到总统府下到小混混,三教九流都是朋友;有的水土不服,历尽苦难沧桑,最终命丧他乡。
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不远万里来从中国来到喀麦隆的白衣天使们。从2012年起,中国每年都派遣“光明行”医疗队赴喀麦隆,为喀麦隆白内障患者免费实施复明手术。
喀麦隆全国人口约2179万,失明人数约占全国人口的1%,其中近一半为白内障患者。
百岁老人玛姑德素(音)双目失明多年,患有高血压,病情复杂。手术后,当医生为他摘下眼罩,他激动地用当地语言欢呼“看见了,看见了,中国医生太棒了”。随后,许多病人自发地合唱、拥抱、跳舞。面对此情此景,在场的中国医生忍不住热泪盈眶。
“光明行”医疗队以严谨扎实的工作作风和精湛的医疗技术,为患者解除病痛,并为当地医务人员普及医疗知识,展示了中国眼科专家的水平和风采,诠释了“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援外医疗队精神。
不只是喀麦隆。从东非高原到西非海滨,从撒哈拉大沙漠的内陆国家到南部非洲的岛国,几十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来到非洲做“非漂”,为非洲的建设和进步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这些援助项目促进了当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体育事业的发展,受到当地人民的认同。
本文作者为青年外事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