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剩女”是个伪命题
见习记者 胡文利
青年参考
（
2018年04月11日
12
版）
2017年1月8日，第18届粤港万人相亲会在东莞樟木头观音山景区举行，吸引了3000多名单身青年报名参加。图为一名女子在填写资料。
“剩女”在中国，似乎是一个被各种偏见裹挟的标签：外表光鲜，却内心空虚；事业有成，却生活苦闷；恨嫁心切，却挑三拣四……最近，美国诺顿出版社出版了《剩女的自白》一书，作者罗思安·雷克宣称要通过此书为中国“剩女”正名。这再次引发了关于“剩女”的讨论。
消灭“剩女”是社会稳定的需要？
罗思安·雷克是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记者，有过5年在北京担任自由撰稿人的经历。在北京的日子里，雷克结识了很多优秀的“剩女”朋友，这些女人各种被催婚、被相亲的故事，成了《剩女的自白》一书的主干。
近年来，“剩女”现象在中国炒得沸沸扬扬，在国外也广为流传。“剩女”一词甚至有了专属的英文版维基百科词条，并有了对应的单词：Leftover Women。
美国《纽约时报》指出，“剩女”一词最早出现于2007年，是指已经过了社会一般认为的“适婚年龄”（27岁）但仍未结婚的女性。此后，“剩女”正式走进公众视野，并通过各种渠道传递这个词携带的焦虑感。
一篇文章如此“吓唬”知识女性：“美女不需要太高的学历就可以嫁给权贵，但长相普通甚至不好看的女孩子则很难，所以，她们希望通过提高学历来增强竞争力。可悲的是，她们不知道女人越老越不值钱，等她们硕士、博士毕业时，早就人老珠黄了。”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发表了专栏作家刘裘蒂为《剩女的自白》写的书评。文章称，“剩女焦虑”的炒作背后是性别失衡。
据新华网报道，2015年1月，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加强打击防控采血鉴定胎儿性别行为的通知》。卫计委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攀升，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出生人口性别结构失衡最严重、持续时间最长、波及人口最多的国家。另据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资料，目前我国19岁以下年龄段的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每出生100个0至4岁的女孩，相应会出生123.26个同年龄段的男孩。如此发展下去，到2020年，中国处于婚龄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出3000万。
刘裘蒂提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洪理达曾在其著作《剩女时代》一书中指出，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家庭自古就是社会的基本单位，“游离”在家庭之外的男女会被视为对现行秩序和社会稳定的威胁。由于未婚女性的婚配数量不足，把不愿意进入婚姻的女性即所谓“剩女”赶入婚姻便“势在必行”。
刘裘蒂还在文中指出，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北京、上海和广州25岁以上的未婚男女中，处于同一年龄段和相同教育程度的未婚男性都比未婚女性多。在北上广，不管在哪个年龄段及教育程度，未婚男性基本都比未婚女性多，大城市并非“剩女”的“重灾区”。
“剩女焦虑”背后是市场逐利
为了占领婚恋市场，一些婚恋网站很早就开始了行动，除了举行大型相亲活动，还提供婚恋调查。从2007年起，百合网连年发布婚恋调查报告。在2010年出炉的报告中，百合网以年龄为标准，把其会员分为“剩斗士”“必剩客”“斗战剩佛”和“齐天大剩”，一时间，单身男女纷纷对号入座，人人自危。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剩女调查》一书中指出，婚恋网站是市场逐利者，其调查结果不可能完全客观。有些网站为了商业推广，还聘请模特假扮“剩女”，利用“恨嫁”的噱头博取关注。2010年，几名自称“剩女”的女郎在闹市边跳脱衣舞，边向男性发放传单。两个月后有报道称，这些女子是某婚恋网请的模特。
电视节目、文学作品也纷纷瞄上了“剩女”。其中最有名的，要数江苏卫视的相亲节目《非诚勿扰》。
在《非诚勿扰》之前，同类节目如《玫瑰之约》等因如“白开水”般温吞，收视平平，一度遭停播。《非诚勿扰》则故意制造话题，靠特例和个案吸引眼球。《新民周刊》曾评论称：“《非诚勿扰》以‘剩女’为诱饵，作为节目收视率的催情剂。”与高收视率形成对比的是惨淡的配对率。《非诚勿扰》推出多年，走进婚姻的男女嘉宾寥寥无几，很多台上配对成功的嘉宾甚至“一下台就分手”。
商家除了消费“剩女”，还驱使“剩女”消费。根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数据，女性已经成为网购市场的绝对主力，且投诉量不足男性的一半。该中心分析师姚建芳认为，单身女性情感空虚，更倾向于用购物代替恋爱。对商家来说，“剩女”是所有女性客户中最易掏出钱包者。《金融时报》指出，妇女节原本是一个庆祝女性争取经济权、参政权和文化认同的节日，然而，和许多节日一样，如今的妇女节已经几乎沦为购物节。
《中国剩女调查》认为，“剩女”已被塑造为某种刻板印象：择偶标准高，并为这个标准付出了长期焦虑的代价；不是把自己锁在小圈子内，就是孤傲地品味生活。关于“剩女”的大众议题几乎完全侧重于情感方面，忽略了她们的工作和生活，并未完整呈现出真实的“剩女”形象。
“煽动‘剩女焦虑’扼制了女性追求适合自己的轨迹，也阻止了男性成长”
“中国‘剩女’是受过教育的女性，她们以与男性相当的数量进入职场，成为中国崛起的中坚力量。她们带来了巨大的转变，不仅定义了当代中国，也定义了这个时代全球最大的人口流动。”雷克在《剩女的自白》中写道。
刘裘蒂认为，中国女性已经能够撑起半边天，却不得不面对社会的双重标准——如果在“保质期”内没有得到婚姻“掩护”，她们就会被视为“不完整”。
《中国剩女调查》指出，“剩女”遭遇的只是情感迷雾，对已婚女性来说，高发的家庭暴力、沉重且毫无回报的家务劳动……却是现实而急需解决的问题。在美国，离婚率随结婚年龄增大而减小。20-24岁结婚的人，离婚率为38%，35-39岁结婚的人，离婚率为6%。“与单身职业女性孤独可悲的定式思维不同，一些年轻女孩正是由于过早步入婚姻殿堂，才导致麻烦不断。”
洪理达在《剩女时代》中写道，从国外一所法学院毕业后，25岁的吴梅回到北京，匆匆与一个“般配”的男人结了婚。“那时候我在北京的朋友大多结了婚。”被问到她是否爱他时，她耸了耸肩，“他是我当时能找到的条件最好的人”。
结婚后，丈夫像变了个人，经常拳脚相加。“我每天下班都是一路开车哭着回家。”回想起那段黑暗的婚姻生活，吴梅痛楚犹在。
作为律师，吴梅深知离婚耗时伤神。她没有选择法律程序，而是放弃了包括房产在内的所有财产，在最短时间内摆脱了这段婚姻。目前，年薪百万的她在北京买了房，但一直不愿再婚。
并非所有女性都有如此底气。“我有几个闺蜜婚姻都不如意，但她们都没有勇气像我这样，她们赔不起。”不过，她们后来还是离了婚。
据民政部2017年统计，北上广离婚率连年上升，北京已近40%。究其原因，第一是出轨，第二是家暴。
婚姻未必能给女性提供温暖的港湾，不结婚的人生也可以精彩。中国妇产医学奠基人林巧稚接生了5万多名婴儿，被称为“万婴之母”；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是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第一位女性；“甜歌皇后”邓丽君的歌曲在她去世多年后仍被一再翻唱；作家简·奥斯汀在文学史上“可与莎翁齐名”；波伏娃的女权主义作品唤起了法国和世界女性的觉醒……她们都终生未婚。
“我周围有许多优秀女性，她们有不同的婚姻状况，但这并不是我评价她们的标准。”刘裘蒂认为，“她们的成长和自我实现，需要更多的自觉和社会认知。煽动‘剩女焦虑’，不但扼制了女性追求适合自己的轨迹，也阻止了男性成长。”
婚姻不再是人生必选项
“剩女”现象的背后，隐藏着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价值观越来越多元化的今天，婚姻是不是人生的必选项？
雷克认为，在过去的几千年里，女性必须服从社会婚俗公约，几乎没有被“剩”的机会，“剩女”的出现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但正如刘裘蒂所言，社会的发展造就了单身的可能，却不表示社会环境对单身身份宽容。正因为许多人把结婚当作必须完成的人生任务，才有了公园“相亲角”这类“具有中国特色”的产物。
不久前，一段“海归男猛怼相亲角”的视频走红网络。视频中，一位帅气的男性和友人来到上海公园“相亲角”闲逛，并和那些替子女征婚的父母闲聊了几句，没想到这一幕被拍了下来，他因此成了“网红”。“结婚很多是给别人看的，在一起是自己的事，”这位名叫孟常的男子在视频中说，“这里很多女性都非常优秀，但对中国男人来说可能太优秀了，因为中国男人大多喜欢傻白甜。”
这与《剩女的自白》中的案例不谋而合。“我希望伴侣像平淡无味的奶酪一样，让我随意调味。”一名中国投资银行家曾这样告诉雷克。
不管中国父母如何为子女的婚事着急，婚姻在全球范围内遭遇挑战都是不争的事实。美国《赫芬顿邮报》指出，2014年，美国16岁以上的单身人士数量占总人口的50.2%，而1976年这个比例为37.4%；过去这种现象只在非裔和底层家庭出现，如今正向中产阶级蔓延。
“婚姻制度危机背后的问题很复杂，”孟常认为，“我们应该诚实地分析现代生活带来了哪些变量，承认婚姻制度进入现代社会后面临危机和挑战，以开放的心态推动婚姻观、婚姻制度的多元发展。”
▋本版图片来源 CFP
“剩女”在中国，似乎是一个被各种偏见裹挟的标签：外表光鲜，却内心空虚；事业有成，却生活苦闷；恨嫁心切，却挑三拣四……最近，美国诺顿出版社出版了《剩女的自白》一书，作者罗思安·雷克宣称要通过此书为中国“剩女”正名。这再次引发了关于“剩女”的讨论。
消灭“剩女”是社会稳定的需要？
罗思安·雷克是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记者，有过5年在北京担任自由撰稿人的经历。在北京的日子里，雷克结识了很多优秀的“剩女”朋友，这些女人各种被催婚、被相亲的故事，成了《剩女的自白》一书的主干。
近年来，“剩女”现象在中国炒得沸沸扬扬，在国外也广为流传。“剩女”一词甚至有了专属的英文版维基百科词条，并有了对应的单词：Leftover Women。
美国《纽约时报》指出，“剩女”一词最早出现于2007年，是指已经过了社会一般认为的“适婚年龄”（27岁）但仍未结婚的女性。此后，“剩女”正式走进公众视野，并通过各种渠道传递这个词携带的焦虑感。
一篇文章如此“吓唬”知识女性：“美女不需要太高的学历就可以嫁给权贵，但长相普通甚至不好看的女孩子则很难，所以，她们希望通过提高学历来增强竞争力。可悲的是，她们不知道女人越老越不值钱，等她们硕士、博士毕业时，早就人老珠黄了。”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发表了专栏作家刘裘蒂为《剩女的自白》写的书评。文章称，“剩女焦虑”的炒作背后是性别失衡。
据新华网报道，2015年1月，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加强打击防控采血鉴定胎儿性别行为的通知》。卫计委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攀升，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出生人口性别结构失衡最严重、持续时间最长、波及人口最多的国家。另据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资料，目前我国19岁以下年龄段的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每出生100个0至4岁的女孩，相应会出生123.26个同年龄段的男孩。如此发展下去，到2020年，中国处于婚龄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出3000万。
刘裘蒂提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洪理达曾在其著作《剩女时代》一书中指出，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家庭自古就是社会的基本单位，“游离”在家庭之外的男女会被视为对现行秩序和社会稳定的威胁。由于未婚女性的婚配数量不足，把不愿意进入婚姻的女性即所谓“剩女”赶入婚姻便“势在必行”。
刘裘蒂还在文中指出，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北京、上海和广州25岁以上的未婚男女中，处于同一年龄段和相同教育程度的未婚男性都比未婚女性多。在北上广，不管在哪个年龄段及教育程度，未婚男性基本都比未婚女性多，大城市并非“剩女”的“重灾区”。
“剩女焦虑”背后是市场逐利
为了占领婚恋市场，一些婚恋网站很早就开始了行动，除了举行大型相亲活动，还提供婚恋调查。从2007年起，百合网连年发布婚恋调查报告。在2010年出炉的报告中，百合网以年龄为标准，把其会员分为“剩斗士”“必剩客”“斗战剩佛”和“齐天大剩”，一时间，单身男女纷纷对号入座，人人自危。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剩女调查》一书中指出，婚恋网站是市场逐利者，其调查结果不可能完全客观。有些网站为了商业推广，还聘请模特假扮“剩女”，利用“恨嫁”的噱头博取关注。2010年，几名自称“剩女”的女郎在闹市边跳脱衣舞，边向男性发放传单。两个月后有报道称，这些女子是某婚恋网请的模特。
电视节目、文学作品也纷纷瞄上了“剩女”。其中最有名的，要数江苏卫视的相亲节目《非诚勿扰》。
在《非诚勿扰》之前，同类节目如《玫瑰之约》等因如“白开水”般温吞，收视平平，一度遭停播。《非诚勿扰》则故意制造话题，靠特例和个案吸引眼球。《新民周刊》曾评论称：“《非诚勿扰》以‘剩女’为诱饵，作为节目收视率的催情剂。”与高收视率形成对比的是惨淡的配对率。《非诚勿扰》推出多年，走进婚姻的男女嘉宾寥寥无几，很多台上配对成功的嘉宾甚至“一下台就分手”。
商家除了消费“剩女”，还驱使“剩女”消费。根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数据，女性已经成为网购市场的绝对主力，且投诉量不足男性的一半。该中心分析师姚建芳认为，单身女性情感空虚，更倾向于用购物代替恋爱。对商家来说，“剩女”是所有女性客户中最易掏出钱包者。《金融时报》指出，妇女节原本是一个庆祝女性争取经济权、参政权和文化认同的节日，然而，和许多节日一样，如今的妇女节已经几乎沦为购物节。
《中国剩女调查》认为，“剩女”已被塑造为某种刻板印象：择偶标准高，并为这个标准付出了长期焦虑的代价；不是把自己锁在小圈子内，就是孤傲地品味生活。关于“剩女”的大众议题几乎完全侧重于情感方面，忽略了她们的工作和生活，并未完整呈现出真实的“剩女”形象。
“煽动‘剩女焦虑’扼制了女性追求适合自己的轨迹，也阻止了男性成长”
“中国‘剩女’是受过教育的女性，她们以与男性相当的数量进入职场，成为中国崛起的中坚力量。她们带来了巨大的转变，不仅定义了当代中国，也定义了这个时代全球最大的人口流动。”雷克在《剩女的自白》中写道。
刘裘蒂认为，中国女性已经能够撑起半边天，却不得不面对社会的双重标准——如果在“保质期”内没有得到婚姻“掩护”，她们就会被视为“不完整”。
《中国剩女调查》指出，“剩女”遭遇的只是情感迷雾，对已婚女性来说，高发的家庭暴力、沉重且毫无回报的家务劳动……却是现实而急需解决的问题。在美国，离婚率随结婚年龄增大而减小。20-24岁结婚的人，离婚率为38%，35-39岁结婚的人，离婚率为6%。“与单身职业女性孤独可悲的定式思维不同，一些年轻女孩正是由于过早步入婚姻殿堂，才导致麻烦不断。”
洪理达在《剩女时代》中写道，从国外一所法学院毕业后，25岁的吴梅回到北京，匆匆与一个“般配”的男人结了婚。“那时候我在北京的朋友大多结了婚。”被问到她是否爱他时，她耸了耸肩，“他是我当时能找到的条件最好的人”。
结婚后，丈夫像变了个人，经常拳脚相加。“我每天下班都是一路开车哭着回家。”回想起那段黑暗的婚姻生活，吴梅痛楚犹在。
作为律师，吴梅深知离婚耗时伤神。她没有选择法律程序，而是放弃了包括房产在内的所有财产，在最短时间内摆脱了这段婚姻。目前，年薪百万的她在北京买了房，但一直不愿再婚。
并非所有女性都有如此底气。“我有几个闺蜜婚姻都不如意，但她们都没有勇气像我这样，她们赔不起。”不过，她们后来还是离了婚。
据民政部2017年统计，北上广离婚率连年上升，北京已近40%。究其原因，第一是出轨，第二是家暴。
婚姻未必能给女性提供温暖的港湾，不结婚的人生也可以精彩。中国妇产医学奠基人林巧稚接生了5万多名婴儿，被称为“万婴之母”；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是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第一位女性；“甜歌皇后”邓丽君的歌曲在她去世多年后仍被一再翻唱；作家简·奥斯汀在文学史上“可与莎翁齐名”；波伏娃的女权主义作品唤起了法国和世界女性的觉醒……她们都终生未婚。
“我周围有许多优秀女性，她们有不同的婚姻状况，但这并不是我评价她们的标准。”刘裘蒂认为，“她们的成长和自我实现，需要更多的自觉和社会认知。煽动‘剩女焦虑’，不但扼制了女性追求适合自己的轨迹，也阻止了男性成长。”
婚姻不再是人生必选项
“剩女”现象的背后，隐藏着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价值观越来越多元化的今天，婚姻是不是人生的必选项？
雷克认为，在过去的几千年里，女性必须服从社会婚俗公约，几乎没有被“剩”的机会，“剩女”的出现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但正如刘裘蒂所言，社会的发展造就了单身的可能，却不表示社会环境对单身身份宽容。正因为许多人把结婚当作必须完成的人生任务，才有了公园“相亲角”这类“具有中国特色”的产物。
不久前，一段“海归男猛怼相亲角”的视频走红网络。视频中，一位帅气的男性和友人来到上海公园“相亲角”闲逛，并和那些替子女征婚的父母闲聊了几句，没想到这一幕被拍了下来，他因此成了“网红”。“结婚很多是给别人看的，在一起是自己的事，”这位名叫孟常的男子在视频中说，“这里很多女性都非常优秀，但对中国男人来说可能太优秀了，因为中国男人大多喜欢傻白甜。”
这与《剩女的自白》中的案例不谋而合。“我希望伴侣像平淡无味的奶酪一样，让我随意调味。”一名中国投资银行家曾这样告诉雷克。
不管中国父母如何为子女的婚事着急，婚姻在全球范围内遭遇挑战都是不争的事实。美国《赫芬顿邮报》指出，2014年，美国16岁以上的单身人士数量占总人口的50.2%，而1976年这个比例为37.4%；过去这种现象只在非裔和底层家庭出现，如今正向中产阶级蔓延。
“婚姻制度危机背后的问题很复杂，”孟常认为，“我们应该诚实地分析现代生活带来了哪些变量，承认婚姻制度进入现代社会后面临危机和挑战，以开放的心态推动婚姻观、婚姻制度的多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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