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中国“90后”对文化消费需求最旺盛
实习生 余冰玥
青年参考
（
2018年01月24日
12
版）
北京人艺首都剧场旁的胡同里，排队买票的观众。受访者供图
在北京人艺首都剧场通宵排队等待买票的观众。受访者供图
2017年9月11日，《千里江山图》在故宫布展。 图片来源 CFP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当下中国文化市场的繁荣，答案或许应该是“排队”。从上海博物馆的《大英博物馆百物展》到故宫的《千里江山图》特展，博物馆、剧场门前排队渐成常态。外媒称，近年来，中国文化消费的市场不断扩大，“90后”对文化消费的需求最旺盛。
近日，《日本经济新闻》报网站发表了《中国八成“新中产”感觉生活变好了》一文。文章援引日本广告公司博报堂旗下研究机构上海博报堂生活综合研究所与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共同发布的《中国消费动向研究》称，在一项对900名生活在北京、上海、广州，家庭年收入在10万到20万元的中产阶层人士的调查中，八成受访者表示，“与四五年前相比，自己的文化生活更加丰富”。
《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称，追求生活的“余乐”正在成为中国消费的关键词。
剧院周边的胡同里挤满了排队买票的观众
2017年3月，《大英博物馆百物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展，并于6月至10月转至上海博物馆。中方策展人闫志对法国《欧洲时报》回忆，该展在京沪两地都非常火爆，观众从安检排队到进入展厅，常常需要近3个小时。
炎炎夏日里，想进敦煌莫高窟看展，排队至少“要用上40分钟”。敦煌研究院莫高窟开放管理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李萍对《欧洲时报》坦言，7到9月向来是莫高窟的游客高峰，一般接待量占全年70%以上。从今年开始，提前一个月在网上销售的6000张票迅速售罄。
9月至10月，《千里江山图》全卷展出成了故宫最热闹的事。开幕当天，一开门，前去参观的观众纷纷以“冲刺跑”的形式入场。策展人、故宫博物院副研究员王中旭表示，观众排队反映了“人们对高品质文化产品的需求”。
北京人艺的许多剧目也引发了购票长龙。据《欧洲时报》报道，2017年6月话剧《茶馆》开票时，有观众凌晨3时许就排队买票，“开票仅6个小时，《茶馆》的12场演出票就全部售罄”，680元的最高票价“一度被炒到了3000元”。
北京人艺负责媒体联络的工作人员亓华琛，对2017年11月话剧《窝头会馆》（该剧由林兆华导演，何冰、宋丹丹、徐帆、濮存昕、杨立新等主演）开票的情景记忆犹新：“11月1日早上8点30分开票，10月31日下午1点30分就有观众到达剧场售票处排队。”夜里，排队买票的观众无一散去，人们裹着大衣、捂着口罩，尽量凑在一起取暖。为了照顾通宵排队的观众，人艺在剧院内摆上了热水和纸杯。
“到了11月1日早上8点，排队的观众已经站满了周边的几条胡同。”亓华琛回忆，“有电视台的记者朋友想把排队的长龙都拍进镜头，结果拍了好几分钟愣是拍不完。”
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执行院长曾繁文看来，上述火爆现象正是我国“文化消费环境大有改善”的力证。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在1月19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2017中国文化产业系列指数发布会”上，曾繁文指出，我国文化消费年平均增长率为6.9%，随着消费能力的不断提高，人民对精神享受也越发重视。
不同学历人群，文化消费差异明显
“2017中国文化产业系列指数”显示，26岁至40岁居民的文化消费综合指数高于其他年龄段。其中，18岁至25岁居民的文化消费意愿和水平指数最高，表明“90后”对文化消费的需求最旺盛，实际发生的文化消费支出也最多，已经成为文化消费的主力军；26岁至40岁的文化消费能力指数优势比较明显，这是因为这个年龄段群体正当年，收入情况比较好。
“90后”小伙儿李书豪是“美丽中国”的一名教师，现于云南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支教。他相信“话剧能带来塑造人心的力量”。在北京读大学时，他总是省钱买票看话剧；而在云南的大山里，他常常会和学生们讲起话剧的美好。他甚至利用暑假时间筹钱组织学生来北京，到国家话剧院观赏话剧。
“希望学生们有一天真正走出大山，也不放弃对精神食粮的追求。”李书豪说。
同为“90后”的IT工程师李凯龙，也把很大一部分工资花在了文化领域。他自称理工男中的“异类”——爱好摄影，经常参加摄影展、绘画展、音乐会、话剧及央美或者其他美术馆的讲座。“前段时间去了一个德国杜塞的影展，德国摄影的方向和他们借相机表达的思路，对启发‘脑洞’还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2017中国文化产业系列指数”显示，从学历角度看，和2016年一样，不同学历人群的文化消费差异较为明显，其中本科尤其是研究生以上学历人群的文化消费综合指数相对较高，而且差距进一步拉大，文化消费意愿、能力和水平指数明显高于其他学历人群。
在北京某名牌高校外国语学院任教的黄教授表示，自己庆祝生日、节日、纪念日的方式，常常是和家人一起去看话剧。她的一位同事是歌剧迷，一个月花在国家大剧院看歌剧的钱就超过了5000元——虽然工资不算太高，“为剧痴狂”的劲儿却是数一数二。
这样的观众为数不少。一组公开数据或可作为注脚：据新华社报道，2017年北京演出市场的“成绩”已创历史新高，观众人数、票房收入分别为1075.8万人次和17.17亿元。
文化消费变热，但并未成为人们的生活常态
从英国某知名高校硕士毕业的张卓雅是一名文化爱好者，她在2017年阅读了81本书，观看了66部电影，参加了各类文化沙龙。“参加文化沙龙时，人们的思维非常活跃。一些更深层次的对话或者思维的碰撞，在日常的生活中是很难发生的。你很难和你周围的同学或者同事，谈到一种哲学思辨的高度。而这种文化沙龙直接营造了一个话语空间，人们可以深入探讨那些比较抽象的理念层面等更高维度的问题。”
但在张卓雅看来，在中国，虽然文化消费的热潮愈演愈烈，但还未能真正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
张卓雅表示：“在伦敦的时候，周末同学们相约小聚，很自然地就会约在博物馆或者美术馆。回国以后，年轻人更认可的聚会方式可能就是去看电影，或者去吃饭之类的。”她觉得，这或许是因为文化消费活动还没有被国人当成一种“日常”的生活。
“比如说，在国外一些漫画、影视作品中，当青年男女恋爱时，他们会习惯性地约在美术馆，然后一起去看画之类的。但如果把这个场景搬回国内，就会让观众觉得有点奇怪和不真实。”
在文化消费的潮流中，有一类人显得与众不同。他们不辞辛苦千里迢迢到每一个博物馆去，在展品面前举起手机微笑着自拍，美颜修图之后上传到社交媒体，顾不上细看展品的介绍，便匆匆赶往下一个地点。与其说是参观，不如说是在摆拍，对外展现自己的一种状态，即物质消费已经比较满足，有能力追求精神消费。
就读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潘露，常在朋友圈里发自己进行“文化消费”的九宫格。被问及2017年看展的收获，她开玩笑说：“收获了很多点赞！”
在某财经类媒体工作的吴文耀说，自己平时参加的很多音乐会或者话剧都只是社交活动，一般是朋友邀请前去免费观看，看完之后顺带一起吃饭。“印象里花钱的只有一次，就是2017年11月，和一个女孩子去听了一场古典音乐会，她喜欢听，我属于扫盲。”
张卓雅认为，我国文化消费的成熟还颇有一段路要走，这和国人对美学教育不够重视有关。“我们的中小学经常把美术音乐称为‘副课’，这让孩子从小感到文化艺术和所谓的科学知识是不在一个层面上的。可想而知，我们整个社会的文化消费理念，也存在着一定的偏差。”
《日本经济新闻》网站报道称，比起以往消费者在消费中追求“高效”、“省力”、“大众化”，当前的中国消费者更看重通过看似“徒劳”、“费力”和“自我”的文化消费来获取精神满足。
“以往的求‘量’消费意在充‘裕’，而当前文化消费是为了拓展感性和知性，继而生‘余’。‘裕’讲的是可见于表的事物，而‘余’更重视不可见的内心世界。”《日本经济新闻》指出，蕴藏在中国人心中的精神渴望，才是真正驱动文化消费不断增长的要素。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当下中国文化市场的繁荣，答案或许应该是“排队”。从上海博物馆的《大英博物馆百物展》到故宫的《千里江山图》特展，博物馆、剧场门前排队渐成常态。外媒称，近年来，中国文化消费的市场不断扩大，“90后”对文化消费的需求最旺盛。
近日，《日本经济新闻》报网站发表了《中国八成“新中产”感觉生活变好了》一文。文章援引日本广告公司博报堂旗下研究机构上海博报堂生活综合研究所与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共同发布的《中国消费动向研究》称，在一项对900名生活在北京、上海、广州，家庭年收入在10万到20万元的中产阶层人士的调查中，八成受访者表示，“与四五年前相比，自己的文化生活更加丰富”。
《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称，追求生活的“余乐”正在成为中国消费的关键词。
剧院周边的胡同里挤满了排队买票的观众
2017年3月，《大英博物馆百物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展，并于6月至10月转至上海博物馆。中方策展人闫志对法国《欧洲时报》回忆，该展在京沪两地都非常火爆，观众从安检排队到进入展厅，常常需要近3个小时。
炎炎夏日里，想进敦煌莫高窟看展，排队至少“要用上40分钟”。敦煌研究院莫高窟开放管理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李萍对《欧洲时报》坦言，7到9月向来是莫高窟的游客高峰，一般接待量占全年70%以上。从今年开始，提前一个月在网上销售的6000张票迅速售罄。
9月至10月，《千里江山图》全卷展出成了故宫最热闹的事。开幕当天，一开门，前去参观的观众纷纷以“冲刺跑”的形式入场。策展人、故宫博物院副研究员王中旭表示，观众排队反映了“人们对高品质文化产品的需求”。
北京人艺的许多剧目也引发了购票长龙。据《欧洲时报》报道，2017年6月话剧《茶馆》开票时，有观众凌晨3时许就排队买票，“开票仅6个小时，《茶馆》的12场演出票就全部售罄”，680元的最高票价“一度被炒到了3000元”。
北京人艺负责媒体联络的工作人员亓华琛，对2017年11月话剧《窝头会馆》（该剧由林兆华导演，何冰、宋丹丹、徐帆、濮存昕、杨立新等主演）开票的情景记忆犹新：“11月1日早上8点30分开票，10月31日下午1点30分就有观众到达剧场售票处排队。”夜里，排队买票的观众无一散去，人们裹着大衣、捂着口罩，尽量凑在一起取暖。为了照顾通宵排队的观众，人艺在剧院内摆上了热水和纸杯。
“到了11月1日早上8点，排队的观众已经站满了周边的几条胡同。”亓华琛回忆，“有电视台的记者朋友想把排队的长龙都拍进镜头，结果拍了好几分钟愣是拍不完。”
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执行院长曾繁文看来，上述火爆现象正是我国“文化消费环境大有改善”的力证。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在1月19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2017中国文化产业系列指数发布会”上，曾繁文指出，我国文化消费年平均增长率为6.9%，随着消费能力的不断提高，人民对精神享受也越发重视。
不同学历人群，文化消费差异明显
“2017中国文化产业系列指数”显示，26岁至40岁居民的文化消费综合指数高于其他年龄段。其中，18岁至25岁居民的文化消费意愿和水平指数最高，表明“90后”对文化消费的需求最旺盛，实际发生的文化消费支出也最多，已经成为文化消费的主力军；26岁至40岁的文化消费能力指数优势比较明显，这是因为这个年龄段群体正当年，收入情况比较好。
“90后”小伙儿李书豪是“美丽中国”的一名教师，现于云南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支教。他相信“话剧能带来塑造人心的力量”。在北京读大学时，他总是省钱买票看话剧；而在云南的大山里，他常常会和学生们讲起话剧的美好。他甚至利用暑假时间筹钱组织学生来北京，到国家话剧院观赏话剧。
“希望学生们有一天真正走出大山，也不放弃对精神食粮的追求。”李书豪说。
同为“90后”的IT工程师李凯龙，也把很大一部分工资花在了文化领域。他自称理工男中的“异类”——爱好摄影，经常参加摄影展、绘画展、音乐会、话剧及央美或者其他美术馆的讲座。“前段时间去了一个德国杜塞的影展，德国摄影的方向和他们借相机表达的思路，对启发‘脑洞’还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2017中国文化产业系列指数”显示，从学历角度看，和2016年一样，不同学历人群的文化消费差异较为明显，其中本科尤其是研究生以上学历人群的文化消费综合指数相对较高，而且差距进一步拉大，文化消费意愿、能力和水平指数明显高于其他学历人群。
在北京某名牌高校外国语学院任教的黄教授表示，自己庆祝生日、节日、纪念日的方式，常常是和家人一起去看话剧。她的一位同事是歌剧迷，一个月花在国家大剧院看歌剧的钱就超过了5000元——虽然工资不算太高，“为剧痴狂”的劲儿却是数一数二。
这样的观众为数不少。一组公开数据或可作为注脚：据新华社报道，2017年北京演出市场的“成绩”已创历史新高，观众人数、票房收入分别为1075.8万人次和17.17亿元。
文化消费变热，但并未成为人们的生活常态
从英国某知名高校硕士毕业的张卓雅是一名文化爱好者，她在2017年阅读了81本书，观看了66部电影，参加了各类文化沙龙。“参加文化沙龙时，人们的思维非常活跃。一些更深层次的对话或者思维的碰撞，在日常的生活中是很难发生的。你很难和你周围的同学或者同事，谈到一种哲学思辨的高度。而这种文化沙龙直接营造了一个话语空间，人们可以深入探讨那些比较抽象的理念层面等更高维度的问题。”
但在张卓雅看来，在中国，虽然文化消费的热潮愈演愈烈，但还未能真正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
张卓雅表示：“在伦敦的时候，周末同学们相约小聚，很自然地就会约在博物馆或者美术馆。回国以后，年轻人更认可的聚会方式可能就是去看电影，或者去吃饭之类的。”她觉得，这或许是因为文化消费活动还没有被国人当成一种“日常”的生活。
“比如说，在国外一些漫画、影视作品中，当青年男女恋爱时，他们会习惯性地约在美术馆，然后一起去看画之类的。但如果把这个场景搬回国内，就会让观众觉得有点奇怪和不真实。”
在文化消费的潮流中，有一类人显得与众不同。他们不辞辛苦千里迢迢到每一个博物馆去，在展品面前举起手机微笑着自拍，美颜修图之后上传到社交媒体，顾不上细看展品的介绍，便匆匆赶往下一个地点。与其说是参观，不如说是在摆拍，对外展现自己的一种状态，即物质消费已经比较满足，有能力追求精神消费。
就读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潘露，常在朋友圈里发自己进行“文化消费”的九宫格。被问及2017年看展的收获，她开玩笑说：“收获了很多点赞！”
在某财经类媒体工作的吴文耀说，自己平时参加的很多音乐会或者话剧都只是社交活动，一般是朋友邀请前去免费观看，看完之后顺带一起吃饭。“印象里花钱的只有一次，就是2017年11月，和一个女孩子去听了一场古典音乐会，她喜欢听，我属于扫盲。”
张卓雅认为，我国文化消费的成熟还颇有一段路要走，这和国人对美学教育不够重视有关。“我们的中小学经常把美术音乐称为‘副课’，这让孩子从小感到文化艺术和所谓的科学知识是不在一个层面上的。可想而知，我们整个社会的文化消费理念，也存在着一定的偏差。”
《日本经济新闻》网站报道称，比起以往消费者在消费中追求“高效”、“省力”、“大众化”，当前的中国消费者更看重通过看似“徒劳”、“费力”和“自我”的文化消费来获取精神满足。
“以往的求‘量’消费意在充‘裕’，而当前文化消费是为了拓展感性和知性，继而生‘余’。‘裕’讲的是可见于表的事物，而‘余’更重视不可见的内心世界。”《日本经济新闻》指出，蕴藏在中国人心中的精神渴望，才是真正驱动文化消费不断增长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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