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命不被承认 下落迷雾重重
消失在苏联的美国飞行员
编译 史春树
青年参考
（
2017年12月20日
11
版）
美国海军PB4Y飞机。这也是杰克·菲特失踪时驾驶的机型。
山姆·布希（后排左三）和同事合影。他们的飞机于1952年6月13日在日本海坠落。
冷战年代，数以百计的美国飞行员和座机一道坠落在苏联，就此登上失踪人员名册。时隔多年，其中一些人在国际协作下魂归故里，但更多人的亲属正在输掉与时间的赛跑。
位于马里兰州米德堡的美国国家安全局大门附近，停放着一架C-130“大力神”运输机。这架飞机被涂装成20世纪50年代的模样，以纪念美国空军60528号飞机。1958年9月2日，后者在入侵苏联领空期间被击落，载着17名机组成员坠毁在亚美尼亚境内。
飞行员们的家属并不知晓60528号飞机的真实使命，更不知道自己的亲人在最后时刻遭遇了什么，只是被告知该机“执行了一次发生差错的常规任务”。苏联方面否认击落了飞机。事发数周后，6名机组成员的遗骸被归还给美方，其他11人音讯全无。
苏联解体后的1993年，一支美国考察队来到亚美尼亚。他们从目击证人处得知，飞机坠毁后燃烧了8小时。访问坠机现场时，考察队发现了数百块骨骼碎片，认定它们属于11名失踪者中的两位。遗骸被运回美国，于1998年9月2日在阿灵顿公墓下葬。
60528号飞机及其乘客的经历非同寻常。这并不是因为政府将真相隐瞒了近40年，而是因为失踪者的下落最终被查明。对冷战期间另外数十架由于相似原因而在异国失事的飞机及其乘客来说，没有寻找，没有回归，更没有仪式。
数百名美国军人不知所终
1960年5月，美国飞行员弗朗西斯·鲍尔斯在执行越境侦察任务时遭击落被俘，成为美苏空中对抗的缩影。事实上，和鲍尔斯有相似遭遇的飞行员多达数百人，大部分寂寂无名。
实施越境空中侦察犹如在刀尖上跳舞。美国飞行员有时沿着苏联边境飞行，有时深入内陆数百公里；他们从不尝试躲避对方的耳目，而是故意被发现，然后观察对面的反应。这类任务的目的就在于搜集苏军防空系统的情报，然后赶在对方开火前撤离。
曾在20世纪60年代执行侦察任务的情报官员卡洛斯·坎贝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频繁地被苏联战机拦截。你先是麻木，然后兴奋，之后放松下来。许多自称‘我不害怕’的人，后来躺在墓地里。”
由于任务属于绝密，飞行员们被告知不要期待救援，他们的家属更是被蒙在鼓里。截至1992年相关档案解密，仍有126名飞行员不知所终，家人一直在搜寻他们的下落。
杰克·菲特是美国海军PB4Y-2反潜机的驾驶员，失踪前驻扎在摩洛哥。1950年4月8日，在假期到来前，杰克自告奋勇替一位生病的同事驾机出勤，当天午夜于波罗的海上空断绝了联系。事发当日，杰克的姐姐多萝西正在等候电报，通知她接弟弟去度假。“然而，她收到的电报中只有‘飞机失事’的简短信息。”杰克的女儿凯西·菲菲科说。
夏洛特·米特尼克最后一次见到哥哥山姆·布希是1952年。后者当时驻扎在日本，为美国空军驾驶RB-29侦察机。夏洛特回忆道：“那天我在楼上，突然听到父亲关上窗户，母亲随即哭了起来。我知道，又有悲剧降临了。”
对夏洛特的家庭来说，这并不新奇。她的另一位兄长在二战期间阵亡。她说：“你不可能哀悼一名战俘或失踪人员。你能做的只是祈祷，想知道他有朝一日会不会重返家园。”
转机在近半个世纪后浮现
凯西、夏洛特和所有失踪飞行员的家人等待了近半个世纪，事情终于在1992年迎来转机。那一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在访问美国时承诺，如果仍有冷战时期的美国公民留在俄罗斯，会设法找到他们。同年，美俄两国组建了“战俘/失踪人员问题联合委员会”。
深受叶利钦信任的德米特里·沃尔科古诺夫将军出任俄方代表，他的干练作风让委员会中充满了乐观情绪。俄方的另一名代表是退役元帅鲍里斯·诺维，他能接触到大批苏联军方留下的材料，提供了有助于揭示失踪飞机和人员去向的线索。
派驻莫斯科的美方调查团由杰姆斯·康奈尔率领。此后9年间，这位苏联问题专家走遍了曾经的苏联加盟共和国，渐渐意识到自己肩负的是一项令人生畏的任务。“圣彼得堡的俄海军档案馆、俄国防部中央档案馆、俄联邦安全局档案馆、俄外交部档案馆、俄联邦档案馆……名单有一长串，”他说，“然而，没有哪个文件夹专门标注了美国人的名字。”
康奈尔和他的团队寻访了数以百计的证人：退休官员、监狱看守，甚至是击落美军飞机的苏联飞行员。他强调，“我们接手的很多信息是谣传。”追踪线索并将不同来源的证据互相印证，既费时又费力。“光是为了调查杰克·菲特机组的下落，我们就找了几十名证人。”
几乎所有当事人都已满头白发，进一步凸显了调查工作的紧迫性。一个偶然的场合，康奈尔得到了1952年击落山姆·布希驾驶的RB-29飞机的一位苏联飞行员的情况。他迅速赶到外高加索地区，试图采访这名飞行员，却获悉此人已在两个月前去世。
1993年，联合委员会取得了第一个重大突破。一名曾为苏联克格勃服务的水手递交了一枚美国海军学院的纪念戒指，上头刻有约翰·罗伯逊·邓汉姆的名字。邓汉姆的飞机于1952年10月7日在日本海上空被击落。这位水手承认，他找到了美军飞行员的遗体，取下戒指，将死者埋葬在荒岛上。遗骸于1994年9月被挖掘出来，次年8月安葬在阿灵顿公墓。
更多的时候，失踪者家属面临的是无止境的循环：谣言冒出来，被调查，然后被官方叫停，随之而来的是“没有足够证据支撑这种说法”的例行辞令。
众多疑问至今未能解开
有一段时间，山姆·布希的家人仿佛看到了希望。根据美方的记录，1952年6月13日，山姆的座机从日本横田基地起飞，3小时后在雷达上消失。对照俄方在冷战后解密的资料，其中有一份写给时任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的备忘录，提到当天有一架美国飞机在离海岸不远处坠毁。
1999年夏，一位在苏联住过的以色列人向美国外交部门作证说，他确信有几名机组成员在坠机后还活着，并回忆起了两个名字：“布什”和“莫尔”——前者疑似拼写错误，后者很可能是与山姆·布希同行的一位军士长。杰姆斯·康奈尔表示：“遵照我方的要求，俄联邦安全局研究了这些线索，回复说它们没有事实依据。”
还有一些疑点至今没能得到解释。康奈尔在受访时提到，另一架侦察机在1952年7月4日被击落，机组成员跳伞被俘。羁押期间，有人被问到过山姆·布希的情况。
若这一细节属实，那么苏联方面为什么会知道布希这个美国飞行员？夏洛特·米特尼克说：“官方宣称无法证实我哥哥（在坠机后）还活着，但我相信这就是事实。”
调查工作取得初步进展后，俄美联合委员会的权力却遭到了削弱。1995年，俄方首席代表沃尔科戈诺夫去世，他的继任者缺乏影响力。2001年，俄美两国爆发间谍风波，康奈尔和其他49名外交官被迫离开莫斯科。2004年，俄罗斯国防部的档案馆对美方关闭，联合委员会虽然还在运转，但只能做些“零敲碎打”的活计。
美方的独立调查工作则深陷官僚主义的泥潭。凯西·菲菲科回忆说：“他们总是有一点信息就通知我们，包括‘我们已申请查阅相关档案，我们正在尝试获得边界巡逻记录’等，但仅此而已。”“跟我们联系的官员一直在变，年年都是新手。”在电子邮件中，她直白地表达了自己的失望：“五角大楼或许不认为这值得付出真正的努力。毕竟，冷战期间在苏联失踪的军人太少了。我不再期待他们能够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信息。”
“直到今天，奇迹依然没有发生”
仍在坚持搜寻的人们意识到，自己正逐渐输掉和时间的赛跑。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能够提供第一手信息的俄方当事人越来越少了。夏洛特·米特尼克很清楚自己时日无多。“我已经82岁了。在告别这个世界前，我想把哥哥的遗骸接回家。”她用遗憾的口气补充道，“我不认为在有生之年能完成此事。已经多久了？64年？他们应该给出一些说法了。”
在拉脱维亚，当地人定期举办官方认可的纪念活动，为坠机的美国飞行员默哀。这项仪式于2000年启动，刻着包括杰克·菲特在内的机组成员姓名的牌匾被镶嵌在一座纪念碑上。2015年，凯西·菲菲科作为失踪者家属代表首次参加了仪式，为拉脱维亚人的热情所打动。
仪式结束前，凯西和丈夫登上一艘小艇，将花圈投进波罗的海，默默地目送它们漂向远方。“我希望父亲能在此时此刻跟我说句话。我总是在想，‘或许我能得到一个小小的奇迹’，但直到今天，奇迹依然没有发生。”凯西说。
美国《航空航天杂志》
冷战年代，数以百计的美国飞行员和座机一道坠落在苏联，就此登上失踪人员名册。时隔多年，其中一些人在国际协作下魂归故里，但更多人的亲属正在输掉与时间的赛跑。
位于马里兰州米德堡的美国国家安全局大门附近，停放着一架C-130“大力神”运输机。这架飞机被涂装成20世纪50年代的模样，以纪念美国空军60528号飞机。1958年9月2日，后者在入侵苏联领空期间被击落，载着17名机组成员坠毁在亚美尼亚境内。
飞行员们的家属并不知晓60528号飞机的真实使命，更不知道自己的亲人在最后时刻遭遇了什么，只是被告知该机“执行了一次发生差错的常规任务”。苏联方面否认击落了飞机。事发数周后，6名机组成员的遗骸被归还给美方，其他11人音讯全无。
苏联解体后的1993年，一支美国考察队来到亚美尼亚。他们从目击证人处得知，飞机坠毁后燃烧了8小时。访问坠机现场时，考察队发现了数百块骨骼碎片，认定它们属于11名失踪者中的两位。遗骸被运回美国，于1998年9月2日在阿灵顿公墓下葬。
60528号飞机及其乘客的经历非同寻常。这并不是因为政府将真相隐瞒了近40年，而是因为失踪者的下落最终被查明。对冷战期间另外数十架由于相似原因而在异国失事的飞机及其乘客来说，没有寻找，没有回归，更没有仪式。
数百名美国军人不知所终
1960年5月，美国飞行员弗朗西斯·鲍尔斯在执行越境侦察任务时遭击落被俘，成为美苏空中对抗的缩影。事实上，和鲍尔斯有相似遭遇的飞行员多达数百人，大部分寂寂无名。
实施越境空中侦察犹如在刀尖上跳舞。美国飞行员有时沿着苏联边境飞行，有时深入内陆数百公里；他们从不尝试躲避对方的耳目，而是故意被发现，然后观察对面的反应。这类任务的目的就在于搜集苏军防空系统的情报，然后赶在对方开火前撤离。
曾在20世纪60年代执行侦察任务的情报官员卡洛斯·坎贝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频繁地被苏联战机拦截。你先是麻木，然后兴奋，之后放松下来。许多自称‘我不害怕’的人，后来躺在墓地里。”
由于任务属于绝密，飞行员们被告知不要期待救援，他们的家属更是被蒙在鼓里。截至1992年相关档案解密，仍有126名飞行员不知所终，家人一直在搜寻他们的下落。
杰克·菲特是美国海军PB4Y-2反潜机的驾驶员，失踪前驻扎在摩洛哥。1950年4月8日，在假期到来前，杰克自告奋勇替一位生病的同事驾机出勤，当天午夜于波罗的海上空断绝了联系。事发当日，杰克的姐姐多萝西正在等候电报，通知她接弟弟去度假。“然而，她收到的电报中只有‘飞机失事’的简短信息。”杰克的女儿凯西·菲菲科说。
夏洛特·米特尼克最后一次见到哥哥山姆·布希是1952年。后者当时驻扎在日本，为美国空军驾驶RB-29侦察机。夏洛特回忆道：“那天我在楼上，突然听到父亲关上窗户，母亲随即哭了起来。我知道，又有悲剧降临了。”
对夏洛特的家庭来说，这并不新奇。她的另一位兄长在二战期间阵亡。她说：“你不可能哀悼一名战俘或失踪人员。你能做的只是祈祷，想知道他有朝一日会不会重返家园。”
转机在近半个世纪后浮现
凯西、夏洛特和所有失踪飞行员的家人等待了近半个世纪，事情终于在1992年迎来转机。那一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在访问美国时承诺，如果仍有冷战时期的美国公民留在俄罗斯，会设法找到他们。同年，美俄两国组建了“战俘/失踪人员问题联合委员会”。
深受叶利钦信任的德米特里·沃尔科古诺夫将军出任俄方代表，他的干练作风让委员会中充满了乐观情绪。俄方的另一名代表是退役元帅鲍里斯·诺维，他能接触到大批苏联军方留下的材料，提供了有助于揭示失踪飞机和人员去向的线索。
派驻莫斯科的美方调查团由杰姆斯·康奈尔率领。此后9年间，这位苏联问题专家走遍了曾经的苏联加盟共和国，渐渐意识到自己肩负的是一项令人生畏的任务。“圣彼得堡的俄海军档案馆、俄国防部中央档案馆、俄联邦安全局档案馆、俄外交部档案馆、俄联邦档案馆……名单有一长串，”他说，“然而，没有哪个文件夹专门标注了美国人的名字。”
康奈尔和他的团队寻访了数以百计的证人：退休官员、监狱看守，甚至是击落美军飞机的苏联飞行员。他强调，“我们接手的很多信息是谣传。”追踪线索并将不同来源的证据互相印证，既费时又费力。“光是为了调查杰克·菲特机组的下落，我们就找了几十名证人。”
几乎所有当事人都已满头白发，进一步凸显了调查工作的紧迫性。一个偶然的场合，康奈尔得到了1952年击落山姆·布希驾驶的RB-29飞机的一位苏联飞行员的情况。他迅速赶到外高加索地区，试图采访这名飞行员，却获悉此人已在两个月前去世。
1993年，联合委员会取得了第一个重大突破。一名曾为苏联克格勃服务的水手递交了一枚美国海军学院的纪念戒指，上头刻有约翰·罗伯逊·邓汉姆的名字。邓汉姆的飞机于1952年10月7日在日本海上空被击落。这位水手承认，他找到了美军飞行员的遗体，取下戒指，将死者埋葬在荒岛上。遗骸于1994年9月被挖掘出来，次年8月安葬在阿灵顿公墓。
更多的时候，失踪者家属面临的是无止境的循环：谣言冒出来，被调查，然后被官方叫停，随之而来的是“没有足够证据支撑这种说法”的例行辞令。
众多疑问至今未能解开
有一段时间，山姆·布希的家人仿佛看到了希望。根据美方的记录，1952年6月13日，山姆的座机从日本横田基地起飞，3小时后在雷达上消失。对照俄方在冷战后解密的资料，其中有一份写给时任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的备忘录，提到当天有一架美国飞机在离海岸不远处坠毁。
1999年夏，一位在苏联住过的以色列人向美国外交部门作证说，他确信有几名机组成员在坠机后还活着，并回忆起了两个名字：“布什”和“莫尔”——前者疑似拼写错误，后者很可能是与山姆·布希同行的一位军士长。杰姆斯·康奈尔表示：“遵照我方的要求，俄联邦安全局研究了这些线索，回复说它们没有事实依据。”
还有一些疑点至今没能得到解释。康奈尔在受访时提到，另一架侦察机在1952年7月4日被击落，机组成员跳伞被俘。羁押期间，有人被问到过山姆·布希的情况。
若这一细节属实，那么苏联方面为什么会知道布希这个美国飞行员？夏洛特·米特尼克说：“官方宣称无法证实我哥哥（在坠机后）还活着，但我相信这就是事实。”
调查工作取得初步进展后，俄美联合委员会的权力却遭到了削弱。1995年，俄方首席代表沃尔科戈诺夫去世，他的继任者缺乏影响力。2001年，俄美两国爆发间谍风波，康奈尔和其他49名外交官被迫离开莫斯科。2004年，俄罗斯国防部的档案馆对美方关闭，联合委员会虽然还在运转，但只能做些“零敲碎打”的活计。
美方的独立调查工作则深陷官僚主义的泥潭。凯西·菲菲科回忆说：“他们总是有一点信息就通知我们，包括‘我们已申请查阅相关档案，我们正在尝试获得边界巡逻记录’等，但仅此而已。”“跟我们联系的官员一直在变，年年都是新手。”在电子邮件中，她直白地表达了自己的失望：“五角大楼或许不认为这值得付出真正的努力。毕竟，冷战期间在苏联失踪的军人太少了。我不再期待他们能够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信息。”
“直到今天，奇迹依然没有发生”
仍在坚持搜寻的人们意识到，自己正逐渐输掉和时间的赛跑。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能够提供第一手信息的俄方当事人越来越少了。夏洛特·米特尼克很清楚自己时日无多。“我已经82岁了。在告别这个世界前，我想把哥哥的遗骸接回家。”她用遗憾的口气补充道，“我不认为在有生之年能完成此事。已经多久了？64年？他们应该给出一些说法了。”
在拉脱维亚，当地人定期举办官方认可的纪念活动，为坠机的美国飞行员默哀。这项仪式于2000年启动，刻着包括杰克·菲特在内的机组成员姓名的牌匾被镶嵌在一座纪念碑上。2015年，凯西·菲菲科作为失踪者家属代表首次参加了仪式，为拉脱维亚人的热情所打动。
仪式结束前，凯西和丈夫登上一艘小艇，将花圈投进波罗的海，默默地目送它们漂向远方。“我希望父亲能在此时此刻跟我说句话。我总是在想，‘或许我能得到一个小小的奇迹’，但直到今天，奇迹依然没有发生。”凯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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