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越“喜马拉雅” 感受真实的印度
作者 袁贻辰
青年参考
(
2017年12月06日
09
版)
2015年7月13日,印度新德里街头。图片来源 CFP
出土于印度比哈尔邦的摩纳沙女神像,雕刻于公元11世纪。图片来源 CFP
印度用一场足以包裹住天地万物的雾霾迎接了我。德里机场橘色的灯光一打,空气里灰扑扑的,远方的城区模糊一片。十几天前,这里的pm2.5指数超过了700。
我的脑子里也是模糊一片。对这个与我们比邻而居的人口大国,我拼命调动所有关于印度的认知,却发现脑海里只有宝莱坞歌舞、印度纱丽和大街小巷拥挤破败的房屋,贫乏到用不了3句话就能概括。
事实上,地缘接近的中印两国总人口超过25亿,每年国民往来规模却不足百万人次。这是一个有点儿令人难以置信的数字。要知道,地处东亚的日本与我们的国民往来规模甚至突破了500万人次,和韩国则更多,曾一度超过8位数。
印度到底是怎样的?年轻人和文化生态又是如何?
我看过一篇讲述中印交流的文章,作者说,中印两国地理上长期被高高的喜马拉雅山阻隔,文化交流层面也隔着一座“喜马拉雅山”;两国缺乏对彼此全面深入的了解,是一个客观事实。
上个月,我随中国青年代表团出访印度。在为期8天的时间里,我的五官兴奋起来,这个足以称得上“神奇”的国度,正一点点地展示其丰富又独特的触角。
那是我所理解的,一个真实的印度。
吵翻议会也要修的“省立”博物馆
眼前这个气势恢宏、造型现代、线条婉转曼妙的金黄色建筑,真的是比哈尔邦首府巴特那的一部分?
这个邦给我的印象真不算太好,街边的建筑黑黢黢的,老旧的房子和垃圾共生共存,道路坑坑巴巴,连接辖区内世界文化遗产菩提迦耶的沥青路只有100公里出头,车行却要四个多小时。大大小小的坑洼蔓延开来,四个多小时几乎全程都在坐过山车。
鸣笛声更是没完没了。各式喇叭齐齐奏鸣之际,狗和牛悠然地卧在路边咀嚼垃圾堆里的食物,小孩子在齐膝的墨绿色脏水里蹦蹦跳跳。逼仄的路面上,本土三轮车“tutu”和自行车争抢空间,试图在迷宫般的路况里寻找出口。
我闭上眼。这简直太糟糕了,尤其从博物馆工作人员嘴里听到这座庞然大物的“食量”时。作为比哈尔邦的“省属博物馆”,其规模远超印度国家博物馆,耗资上亿卢比,由日本、新加坡、德国公司负责设计与修建。
难道印度人也爱搞“面子工程”?我和年轻的博物馆工作人员一对一交流,把我的不解抛给了她。在我看来,比哈尔邦有太多需要改善的地方了,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把钱投到哪里不好,为什么一定要修建这样一座和当地环境格格不入的博物馆?
年轻的姑娘告诉了我这座博物馆背后的故事。
像一个“三角形”、占地5.3公顷的比哈尔博物馆,其诞生经历了5年的“挣扎”,当地议会多次讨论了这所庞然大物所要吞下的公共财政支出,这对比哈尔邦来说算得上天文数字了,但联邦政府经历了多次讨论“争吵”后,最终还是决定投资建设。
这位姑娘告诉我,作为印度的宗教圣地,比哈尔邦曾经是一个经济和宗教都很繁荣的邦,有著名的宗教圣地——加雅、哈尔曼地尔寺、天花女神庙等,直到今天,这里每年依旧有文物出土。
可是,这里在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弘扬上做得并不理想,辖区内的世界文化遗产知名度低、保护开发不力,本国年轻人对其也并不了解。空有满身的文化财富,却没有什么施展的空间。
姑娘轻声说,印度和中国一样,都是拥有古老、灿烂文明的国度,但近年来都遭受了外来文化的冲击。印度年轻人可能不知道菩提迦耶,却不会没听说过好莱坞和麦当劳,这些一点点从泥土里被打捞出的文化痕迹,正在年轻一代的印度人心里变得越来越淡。
所以,博物馆的建立成了“一定要完成的工作”。
“印度的孩子们应该知道这里,知道这里几千年前发生了什么。从国外来的游客应该到访这里。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地方,能展示比哈尔邦的过去。”她指指了指博物馆,这里还有些空荡荡的,只有20%的文物展出,80%的文物在收集和整理之中,工作既庞杂又费劲,这个年轻人却笑着说,“这很有意义,不是吗”。
我看到了他们的雄心壮志。在博物馆一隅,一个庞大的“单间”留给了比哈尔邦古老的艺术。这些民俗作品以最时尚现代的方式进行再度组装呈现,安置在参观的必经之路上,博物馆年轻的管理者说,这也是“不能被忘记的东西”。
她辞掉了印度人眼中的好工作——国家文化部门的公务员,从沿海发达的孟买回到家乡巴特那。她说,自己并不特殊,这座博物馆百分之六七十的工作人员,都是和她一样的青年,是身着最鲜艳纱丽的年轻女孩和套上笔挺西装、梳着油背头的小伙子。
夜幕下的比哈尔博物馆在明黄色的灯光下勾勒出富有现代感的线条,远处依旧是车流混乱的十字路口。离别前,一位年轻的博物馆工作人员追上我,说:“请你一定把这里介绍给更多的中国年轻人,我们期待他们来这里参观。”
我用力地点了点头。
每一天都在经历“风暴”的年轻人
作为一名特稿记者,观察和理解人是我的本职工作。踏上南亚大陆时我曾想过,这里年轻人的姿态,应该和东亚各国年轻人无异吧?印度高等教育是极少数人的游戏,被层层考试选拔的他们,会被教育和社会筛成千篇一律的“考试机器”般的脸孔吗?
印度国家时尚技术学院的姑娘最先给了我答案。学生纳提莎告诉我,这所学院仅有200人,却是印度不折不扣的精英聚集地。她嘟着嘴说,自己考上这所学校“很不容易”,这所德里闹市里的校园小到装不下一座田径场,她却为此十分自豪。
她给我展示了她的作品,有印度传统的纱丽,也有流行时尚的服饰,她在试图把古典和时尚结合。轻飘而穿戴繁琐的纱丽被她修剪了滚边,套上修身的打底裤,既保留了纱丽传统的曼妙,又让服饰变得好穿而不怕走光。
“你会有就业的压力吗?”我问这个身材高挑的漂亮姑娘,“印度就业竞争压力也很大,人口众多,你们会为此不安,选择去考取证书,参加更多实习吗?”
她笑着摇头。在她看来,“未来可以尝试去做的事情有很多很多”。无论是为公司设计还是自主创立品牌,“决定这一切的不应该是你的内心吗”?
印度管理学院的学生代表讲话同样“哲学味”十足。一个身着西装、涂抹了厚厚发蜡的学生严肃地说,自己曾以为考上大学就意味着“折磨”的结束,但在印度管理学院的每一天都让他发现,自己仿佛在经历“风暴”——密集的课程和学习任务促使他穿越一个又一个“风暴”。
“我不确定风暴何时会停止。我只知道,穿越过风暴的我已和昨日的我不同。”他说。
这些年轻人真诚地直面压力,并选择遵循内心去攻克压力。这让我想到中国驻印度大使罗照辉的一席话。他说,印度哲学强调“梵我如一”,“大我”与“小我”统一,个人梦与国家梦统一。中印两国国情和哲学理念相似,发展阶段和发展目标相近,两国完全可以在如何促进青年全面发展、为青年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方面加强政策对话,相互交流,互学互鉴。
“如果未来有机会,我想去中国工作”
根据联合国2014年的报告,中印10岁至24岁的人口分别为2.69亿和3.56亿,占据世界前两位。庞大数据下是两国年轻人对彼此的好奇和尊重。
苏哈姆是加尔各答当地的大学生志愿者,他和我一道参观了泰戈尔故居及维多利亚纪念馆。这个浓眉大眼的印度小伙子对中国十分好奇,在他的生活里,处处可见中国元素——印度各大机场的广告位都打着中国手机的广告,印度兴起不久的移动支付方式正是中国“支付宝”的翻版,印度部分年轻人使用“微信”交流,他们还喜欢购买中国产的玩具和纪念品。
中国制造和中国经验已经渗透到印度社会的多个层面,但印度年轻人受本国媒体和国家政治层面的影响,依然对“中国故事”感到陌生。
就像最熟悉的陌生人。印度年轻人知道微信,知道北京和上海,知道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是朋友,对更多关于中国的情况却是陌生的。
苏哈姆抓住一切机会向我了解中国,还告诉我,自己明年想到中国参观旅行。“如果未来有机会,我非常愿意去中国工作,赶上中国的机遇。”
看着他兴奋的脸庞,我想起了那座“喜马拉雅山”。的确,这座“喜马拉雅山”依旧存在,我才刚刚开始攀登。路漫漫其修远兮。翻越这座高山,需要更多中印青年紧密地接力。
▋本文作者为《中国青年报》记者。
印度用一场足以包裹住天地万物的雾霾迎接了我。德里机场橘色的灯光一打,空气里灰扑扑的,远方的城区模糊一片。十几天前,这里的pm2.5指数超过了700。
我的脑子里也是模糊一片。对这个与我们比邻而居的人口大国,我拼命调动所有关于印度的认知,却发现脑海里只有宝莱坞歌舞、印度纱丽和大街小巷拥挤破败的房屋,贫乏到用不了3句话就能概括。
事实上,地缘接近的中印两国总人口超过25亿,每年国民往来规模却不足百万人次。这是一个有点儿令人难以置信的数字。要知道,地处东亚的日本与我们的国民往来规模甚至突破了500万人次,和韩国则更多,曾一度超过8位数。
印度到底是怎样的?年轻人和文化生态又是如何?
我看过一篇讲述中印交流的文章,作者说,中印两国地理上长期被高高的喜马拉雅山阻隔,文化交流层面也隔着一座“喜马拉雅山”;两国缺乏对彼此全面深入的了解,是一个客观事实。
上个月,我随中国青年代表团出访印度。在为期8天的时间里,我的五官兴奋起来,这个足以称得上“神奇”的国度,正一点点地展示其丰富又独特的触角。
那是我所理解的,一个真实的印度。
吵翻议会也要修的“省立”博物馆
眼前这个气势恢宏、造型现代、线条婉转曼妙的金黄色建筑,真的是比哈尔邦首府巴特那的一部分?
这个邦给我的印象真不算太好,街边的建筑黑黢黢的,老旧的房子和垃圾共生共存,道路坑坑巴巴,连接辖区内世界文化遗产菩提迦耶的沥青路只有100公里出头,车行却要四个多小时。大大小小的坑洼蔓延开来,四个多小时几乎全程都在坐过山车。
鸣笛声更是没完没了。各式喇叭齐齐奏鸣之际,狗和牛悠然地卧在路边咀嚼垃圾堆里的食物,小孩子在齐膝的墨绿色脏水里蹦蹦跳跳。逼仄的路面上,本土三轮车“tutu”和自行车争抢空间,试图在迷宫般的路况里寻找出口。
我闭上眼。这简直太糟糕了,尤其从博物馆工作人员嘴里听到这座庞然大物的“食量”时。作为比哈尔邦的“省属博物馆”,其规模远超印度国家博物馆,耗资上亿卢比,由日本、新加坡、德国公司负责设计与修建。
难道印度人也爱搞“面子工程”?我和年轻的博物馆工作人员一对一交流,把我的不解抛给了她。在我看来,比哈尔邦有太多需要改善的地方了,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把钱投到哪里不好,为什么一定要修建这样一座和当地环境格格不入的博物馆?
年轻的姑娘告诉了我这座博物馆背后的故事。
像一个“三角形”、占地5.3公顷的比哈尔博物馆,其诞生经历了5年的“挣扎”,当地议会多次讨论了这所庞然大物所要吞下的公共财政支出,这对比哈尔邦来说算得上天文数字了,但联邦政府经历了多次讨论“争吵”后,最终还是决定投资建设。
这位姑娘告诉我,作为印度的宗教圣地,比哈尔邦曾经是一个经济和宗教都很繁荣的邦,有著名的宗教圣地——加雅、哈尔曼地尔寺、天花女神庙等,直到今天,这里每年依旧有文物出土。
可是,这里在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弘扬上做得并不理想,辖区内的世界文化遗产知名度低、保护开发不力,本国年轻人对其也并不了解。空有满身的文化财富,却没有什么施展的空间。
姑娘轻声说,印度和中国一样,都是拥有古老、灿烂文明的国度,但近年来都遭受了外来文化的冲击。印度年轻人可能不知道菩提迦耶,却不会没听说过好莱坞和麦当劳,这些一点点从泥土里被打捞出的文化痕迹,正在年轻一代的印度人心里变得越来越淡。
所以,博物馆的建立成了“一定要完成的工作”。
“印度的孩子们应该知道这里,知道这里几千年前发生了什么。从国外来的游客应该到访这里。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地方,能展示比哈尔邦的过去。”她指指了指博物馆,这里还有些空荡荡的,只有20%的文物展出,80%的文物在收集和整理之中,工作既庞杂又费劲,这个年轻人却笑着说,“这很有意义,不是吗”。
我看到了他们的雄心壮志。在博物馆一隅,一个庞大的“单间”留给了比哈尔邦古老的艺术。这些民俗作品以最时尚现代的方式进行再度组装呈现,安置在参观的必经之路上,博物馆年轻的管理者说,这也是“不能被忘记的东西”。
她辞掉了印度人眼中的好工作——国家文化部门的公务员,从沿海发达的孟买回到家乡巴特那。她说,自己并不特殊,这座博物馆百分之六七十的工作人员,都是和她一样的青年,是身着最鲜艳纱丽的年轻女孩和套上笔挺西装、梳着油背头的小伙子。
夜幕下的比哈尔博物馆在明黄色的灯光下勾勒出富有现代感的线条,远处依旧是车流混乱的十字路口。离别前,一位年轻的博物馆工作人员追上我,说:“请你一定把这里介绍给更多的中国年轻人,我们期待他们来这里参观。”
我用力地点了点头。
每一天都在经历“风暴”的年轻人
作为一名特稿记者,观察和理解人是我的本职工作。踏上南亚大陆时我曾想过,这里年轻人的姿态,应该和东亚各国年轻人无异吧?印度高等教育是极少数人的游戏,被层层考试选拔的他们,会被教育和社会筛成千篇一律的“考试机器”般的脸孔吗?
印度国家时尚技术学院的姑娘最先给了我答案。学生纳提莎告诉我,这所学院仅有200人,却是印度不折不扣的精英聚集地。她嘟着嘴说,自己考上这所学校“很不容易”,这所德里闹市里的校园小到装不下一座田径场,她却为此十分自豪。
她给我展示了她的作品,有印度传统的纱丽,也有流行时尚的服饰,她在试图把古典和时尚结合。轻飘而穿戴繁琐的纱丽被她修剪了滚边,套上修身的打底裤,既保留了纱丽传统的曼妙,又让服饰变得好穿而不怕走光。
“你会有就业的压力吗?”我问这个身材高挑的漂亮姑娘,“印度就业竞争压力也很大,人口众多,你们会为此不安,选择去考取证书,参加更多实习吗?”
她笑着摇头。在她看来,“未来可以尝试去做的事情有很多很多”。无论是为公司设计还是自主创立品牌,“决定这一切的不应该是你的内心吗”?
印度管理学院的学生代表讲话同样“哲学味”十足。一个身着西装、涂抹了厚厚发蜡的学生严肃地说,自己曾以为考上大学就意味着“折磨”的结束,但在印度管理学院的每一天都让他发现,自己仿佛在经历“风暴”——密集的课程和学习任务促使他穿越一个又一个“风暴”。
“我不确定风暴何时会停止。我只知道,穿越过风暴的我已和昨日的我不同。”他说。
这些年轻人真诚地直面压力,并选择遵循内心去攻克压力。这让我想到中国驻印度大使罗照辉的一席话。他说,印度哲学强调“梵我如一”,“大我”与“小我”统一,个人梦与国家梦统一。中印两国国情和哲学理念相似,发展阶段和发展目标相近,两国完全可以在如何促进青年全面发展、为青年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方面加强政策对话,相互交流,互学互鉴。
“如果未来有机会,我想去中国工作”
根据联合国2014年的报告,中印10岁至24岁的人口分别为2.69亿和3.56亿,占据世界前两位。庞大数据下是两国年轻人对彼此的好奇和尊重。
苏哈姆是加尔各答当地的大学生志愿者,他和我一道参观了泰戈尔故居及维多利亚纪念馆。这个浓眉大眼的印度小伙子对中国十分好奇,在他的生活里,处处可见中国元素——印度各大机场的广告位都打着中国手机的广告,印度兴起不久的移动支付方式正是中国“支付宝”的翻版,印度部分年轻人使用“微信”交流,他们还喜欢购买中国产的玩具和纪念品。
中国制造和中国经验已经渗透到印度社会的多个层面,但印度年轻人受本国媒体和国家政治层面的影响,依然对“中国故事”感到陌生。
就像最熟悉的陌生人。印度年轻人知道微信,知道北京和上海,知道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是朋友,对更多关于中国的情况却是陌生的。
苏哈姆抓住一切机会向我了解中国,还告诉我,自己明年想到中国参观旅行。“如果未来有机会,我非常愿意去中国工作,赶上中国的机遇。”
看着他兴奋的脸庞,我想起了那座“喜马拉雅山”。的确,这座“喜马拉雅山”依旧存在,我才刚刚开始攀登。路漫漫其修远兮。翻越这座高山,需要更多中印青年紧密地接力。
▋本文作者为《中国青年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