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应该参与‘一带一路’倡议”

    编者按：为了响应“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承接了多个“一带一路”国家记者来华交流的项目，如巴基斯坦青年记者访学项目、中国-南亚东南亚新闻交流中心项目、中非新闻交流中心项目等。本报选取该院部分学生撰写的对来华交流记者的报道，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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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伊·普拉卡什·潘迪是印度自由撰稿人，2000年入行，已有17年的新闻从业经历。2005年至2010年，他加入印度发行量第五大的报纸《印度斯坦报》，随后在印地语媒体《不灭之光报》工作了7年。来华前，他辞去《不灭之光报》的工作，成为为多家中印媒体服务的自由撰稿人。

    今年2月，潘迪参加了中国-南亚东南亚新闻交流中心为期10个月的记者来华交流项目。交流至今，他已完成了数十篇介绍中国的印地语报道。

    “当我还是个学生的时候，就读了长征的故事”

    潘迪很赞赏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独特的发展模式，对中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非常崇敬。

    笔者：到中国之前，你对中国有着怎样的印象？

    潘迪：到中国之前，我脑海中浮现的第一印象就是中国革命。当我还是个学生的时候，我就读了很多关于毛主席等革命领袖的故事，以及红军长征的故事。我认为，革命是中国社会能够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一大原因，也是中国道路和印度社会发展模式的区别。革命促进了中国人社会文化心态的转变，许多进步的思想如男女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

    笔者：你到中国之后，对中国的印象有哪些改变？

    潘迪：我来中国的时间不多，但印象一直很好。今年是我第二次到中国，第一次是在2014年，当时我去了广东。中国的文化，中国的食物，特别是中国人的友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现在不是离群索居的时候”

    潘迪认为，中印两国在政党体制、发展模式等方面有着很大的不同，但中印两国应当携手，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倡议上戮力同心，谋求亚洲的共同发展。

    笔者：你觉得中印两国的最大不同是什么？

    潘迪：中国和印度有着不同的制度和政体，而中国目前的发展非常迅速，且对发展的规划比较好，印度在规划性方面做得相对差一些。你去任何一个中国城市，都会发现那里已经规划好了未来10年的发展方向。

    笔者：印度也有自己的“五年计划”。

    潘迪：在印度，“五年计划”的落实有待进步。虽然我们也在发展，但很多事情实质上并没有计划，或是即便做了计划，也没能有效地付诸实施。

    笔者：你是如何理解“一带一路”倡议的？

    潘迪：我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二乐章。特朗普上台之后，西方国家内部的保护主义浪潮愈发汹涌。与此同时，发展中的中国需要走出去。在这一收一放的大背景下，“一带一路”成为中国与亚非拉国家之间沟通合作的平台。一方面，在这一倡议的框架下，中国能促进与亚非地区的交流；另一方面，这些地区的发展中国家也能得到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的机会，形成互惠双赢的局面。

    笔者：据部分印媒报道，一些印度人对“一带一路”疑虑重重，觉得此倡议可能损害印度的国家利益。

    潘迪：我觉得印度应该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现在不是离群索居的时候。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但前提是，亚洲能够建设起足以支撑其发展的基础设施，然而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仅凭一己之力为整个大陆做到这一点，中国不能，日本不能，印度更不能。但如果这些国家和地区联合起来，这便不是难事。

    现在各国的当务之急是，如何积极地投身国际市场，如何锻造与他国的良好关系。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印度和巴基斯坦能够处理好彼此之间的关系，别忘了，中印之间也有多边合作的成功案例，比如“金砖国家”。

    笔者：中印两国之间还有一些历史包袱，例如上世纪60年代的边境冲突。这些会成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吗？

    潘迪：我觉得大部分印度人对中国人是心怀善意的。你去任何一个印度城市，都会发现中国的产品摆满了各大商场的柜台，人们都很喜欢来自中国的商品。

    “唤醒公众意识是媒体的责任”

    潘迪谈到了自己对新闻媒体、对印度新闻业发展现状的一些看法。一方面，他强调新闻媒体是社会的“第四权力”，担负着监督“肉食者”和教育公众的职责；另一方面，他也承认，印度媒体面临资金设备投入不足等诸多挑战。

    笔者：你为什么选择记者这个职业，而不是其他职业？

    潘迪：作为一名记者，我可以为社会做很多事情。当社会事件发生的时候，记者可以提出质疑，发出自己的判断：哪些是好事，哪些是坏事。

    笔者：在印度，记者这个职业的社会地位如何？

    潘迪：印度新闻业起源于民族独立运动。那时的记者大多无偿工作，新闻业更像是一个运动。印度独立后，新闻才成为一种产业。在印度，人们对记者始终怀着期待，一种源自独立运动时期的期待。他们觉得记者应该发现政府的不足及社会存在的问题。比如在2010年，源于媒体的呼吁，印度全国上下发起了一场反腐运动，一个原本不起眼的政党——普通人党在这场运动中崭露头角，并在2014年取得德里辖区的执政权。如果不是记者们的报道，我认为这个政党是无法取得胜利的，反腐运动也不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力。

    笔者：在印度，媒体的公信力如何？

    潘迪：大多数人不相信社交媒体，更青睐传统媒体。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印度的传统媒体需要为自己的报道负责。如果一家报纸报道失误，它便会被报业评议会（press council）批评。印度报业评议会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规范媒体行为的组织，每个人都可以去评议会举报某篇报道内容不实，评议会也制定了很多行业规范。

    笔者：在你看来，新闻业最基本的功能是什么？

    潘迪：我们的职责是为公众提供信息，媒体承担着教育和唤醒公众意识的责任。想象一下，如果你对社会上发生了什么都不在意，那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所以新闻本身是新闻行业的一面，对公众的引导是另一面。在印度，媒体是民主制度的第四根支柱。人们相信如果前三根支柱出现了问题，媒体可以制衡他们。

    笔者：印度媒体与党派有怎样的合作？

    潘迪：任何媒体都有政治性。比如我支持左派，当我写作的时候，就会不自觉地流露出我的倾向，表达我的观点。

    在印度，政党可以在媒体公司中投广告。在选举中，媒体以广告的名义为政党宣传报道。很多政党运用这样的策略宣传他们的方针。

    笔者：印度媒体现在面临的挑战是什么？

    潘迪：资金的问题。虽然现在印度的新闻业在发展，印度媒体人和读者在增加，社交媒体和网络新闻也在逐渐兴起，但比起21世纪第一个10年，现在新闻业的工作条件并不算好，因为私人企业家都追求牟利，他们不愿意投资新闻业。而且印度的媒体都是私人的，老板为了削减开支，会裁员、降低工资。而在中国，多数大媒体有国家财政支持，工作待遇和环境都比较好。

    ▋本文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新闻专业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