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女译电员助盟军打赢二战

    二战时期，女性是美国军方情报机构的顶梁柱，她们帮助同盟国牢牢把握战争的脉搏。隐姓埋名四分之三个世纪至今，她们依然恪守誓言，从不期待得到公众的赞美。

    第一个获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美国人是一位女性。

    彼时，纳粹德国已向同盟国投降，走投无路的日本也频频暗示，这段血腥的历史很快就会画上句号。不过，直到日本向瑞士发出的一封有关无条件投降的密电被弗吉尼娅·D·阿德霍尔特截获，笼罩在人们心头的阴云才一扫而空。

    阿德霍尔特是美国陆军的一名译电员，她对日本人使用的密码了如指掌。经过她的破译，这份情报被层层转交给时任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于是，在1945年8月14日那个炎热的夏夜，白宫发布了万众期待的声明：战争以同盟国获胜落下帷幕。

    兴奋的民众涌上街头庆祝，欢呼雀跃、手舞足蹈、相拥而泣……在之后的岁月里，为让胜利早日到来而付出过努力的男男女女，纷纷通过出书、拍电影和口述，让后人记住了各自的功勋。然而，阿德霍尔特所属的群体属于例外。

    她是上万名在战争年代服务于美国军队的译电员中的普通一兵。数千个日夜里，她们隐身幕后，一次又一次拆穿轴心国那千变万化、复杂难解的密码系统。依靠她们提供的情报，盟军摧毁了敌人的补给线，击落了“珍珠港事件”策划者的座机，成功实施诺曼底登陆……到战争末期，译电员们每天提供的情报，多到让前线部队应接不暇。

    “一些重要情报工作有女性参与，是战争期间保密最严的事项之一。”美国作家丽莎·曼迪在新著《密码姑娘》中写道。一些女性身居高位，军衔甚至超过同为军人的丈夫。但直到今天，就连他们的亲朋好友也不知道，她们曾扮演何等重要的角色。

    性别偏见为她们创造机会

    “珍珠港事件”爆发前，情报工作在美国不太受重视：中央情报局根本不存在，国家安全局的前身还在襁褓中，陆军和海军加起来只有几百名专职情报工作者。有感于空气中火药味渐浓，军方加强了对译电员和情报分析师的招募，但一线部队更缺人。因此，即便这些机构找到了合适的男性候选人，他们也很快会被其他部门“抢走”。

    更重要的是，70多年前，密电破译很难给人带来声望，被视为“秘书才干的活儿”。在男权主义至上的环境下，只有战场被认为是诞生英雄的地方。

    关于美军太平洋舰队为何在1941年12月7日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学术界进行了反复探讨，阴谋论花样百出，但情报工作的失误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事实上，美日开战前几天，美方已注意到日军悄悄改变了密码系统，但还来不及破解就遭到了轰炸。

    珍珠港遇袭后满目疮痍的模样，令情报系统的缺陷凸显。在大批适龄男性奔赴前线的背景下，军方突然发现，长期被忽视的女性擅长执行这种繁重且枯燥的任务。于是，战争开始后几个月间，数以千计的高校生及中小学教师，收到了内容相似的邀请函；承诺严守秘密后，这些正值青春年华的女性以从事秘书工作的名义告别了故乡。

    起初，女译电员们以平民身份工作。1942年，她们正式入伍，但在薪资、晋升和福利方面仍受到不平等对待。尽管如此，她们还是成群结队到达华盛顿特区，令这座城市的人口似乎在一夜间膨胀起来。究竟有多少女性从事破译工作？《密码姑娘》没有给出确切答案，但在高峰时期，女性在陆海军情报系统中的占比一度达到七至八成。

    此前，一些天文台之类的学术机构已尝试聘用女性充当“人力计算机”。相比之下，密电破译也是重复性工作，但难度更高。“这需要日复一日，从无意义的字母组合开始，慢慢找出规律。你得准备几个月甚至几年，最后可能以失败告终。”曼迪写道。

    要想有所作为，译电员们必须熟练掌握特定技巧，其中最重要的是在杂乱无章的字母和数字中识别出“信息由此开始”等暗号。捕捉有价值的信息，前提是要找到“切入点”；对“切入点”定位越准，译电员就越容易把情报本身的内容“拽”出来。

    “只要犯错，就可能有人死去”

    尽管译电员这份工作与聚光灯无缘，许多女性仍然取得了令人肃然起敬的成绩。密码分析师吉纳维芙·格罗扬堪称典范。她27岁时被威廉·弗里德曼雇佣，后者是著名的密码专家，他的夫人伊丽莎白在密电破译领域同样造诣深厚。进入情报系统前，有志于教书育人的格罗扬求职时屡屡碰壁，原因是没有任何高校愿意聘用女性从事教职。

    弗里德曼团队当时正试图破解代号“紫”的日本外交密码机。格罗扬加入时，该项目已搁浅数月，各路专家做出的假设一个接一个，但都不起作用。在大西洋彼岸，号称集中了无数精英的英国情报机构索性放弃了这项看似不可能的任务。

    团队中的男性大都拥有数年甚至数十年的密码破译经验。但1940年9月20日下午，正是由于格罗扬的灵光一现，“紫”的奥秘被揭开了。“灵感可以来自任何人。”《密码姑娘》的相关章节指出，解读外交密码的能力，令盟军得以牢牢把握战争的脉搏。

    与文艺作品呈现的不同，真实的密电破译与刺激和冒险无关。烈日炎炎，在拥挤的办公室里，这项工作对意志力要求极高。“每个人都汗流浃背，衣服贴在了胳膊上。”曼迪写道。译电员的心理素质也面临考验：“他们很清楚，只要犯错，就可能有人死去。”

    女译电员们经手的不只是涉及敌军行动的情报，她们面前还会出现有关己方舰艇沉没、人员伤亡的信息。“她们比常人更早地了解前线发生的事情……由此得知士兵们的命运，却不得不默默承受悲伤。许多人在重压下崩溃了——有男也有女。”

    这些女性还不得不学会忍耐外界的流言蜚语。随着穿制服的女性不断增加，坊间有谣言称她们是为“服侍男人”才来到华盛顿。出于保密要求，女译电员们对此有口莫辩。

    身处重重误解中的这些女性，为同盟国走向胜利的每一步都助了一臂之力。许多人意识不到，比起中途岛、诺曼底这种大规模战役，针对敌军补给线的旷日持久的打击消灭了更多轴心国军队，后者正是译电员们发力的重点。《密码姑娘》就此得出结论：如果没有这些忠诚的女性夜以继日的努力，惨烈的战争一定会拖得更久，导致更多牺牲。

    严守誓言，不期待获得赞美

    在数学和统计学领域，《密码姑娘》的主人公早已证明了女性的本领，但直到今天，这些领域仍不欢迎女性。“翻阅谷歌等大企业的备忘录，你会看到和当年如出一辙的成见。”曼迪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许多人遵循与生俱来的信条，认定男人是天才，女人只配做无聊的工作。这些人坚信，女性在科技领域的不足是生物学因素使然，而非源于歧视。

    曼迪为此深感困扰，直到她偶然间接触到女译电员们的事迹。几年前，她读了一本有关战时情报工作的书，其中的细节让她倍感惊讶：某些计划的大部分参与者是女性。

    出于好奇，她开始深入研究相关话题，到美国国家密码科学博物馆和国家档案馆查找资料。“我以为会在那些档案堆里待上一个星期。结果呢？一去就是几个月。”她说。

    她查阅了数千箱文件，搜寻泛黄的值班表、备忘录和其他资料的碎片。她向政府提交解密申请，发掘更多细节。用她的话说，“其实本来就有很棒的记录，只是需要拼接到一起”。

    曼迪甚至找到了20名曾经的译电员。不过，对这些已届耄耋之年的老人来说，吐露当年的真实经历需要借助一点“哄骗”手段。战争期间，她们不断被灌输“祸从口出”的观念。时隔四分之三个世纪，这些女性依然恪守誓言，从来不期待得到公众的赞美。

    “我得对她们说，‘看，好多书都写了当年的事情’。”曼迪回忆道，“政府同意你说，也希望你说。”她耐心地说服采访对象。“最后，她们一开口，故事便喷涌而出。”

    美国《史密森尼杂志》网站、“Politico”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