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极端组织和资源短缺缠斗
索马里女篮的“战争”刚刚开始
编译 胡文莉
青年参考
(
2017年10月11日
19
版)
2017年4月,索马里女篮队员在赴埃及参赛前进行训练。
在百废待兴的索马里,女篮选手们要克服资源短缺,还得提防极端分子的威胁。在联赛回归正轨的同时,民众逐渐对她们的努力予以认同。
索马里女篮选手阿以莎住在首都摩加迪沙。2013年,她第一次接到了恐怖分子的电话。电话另一端的男子威胁说,女性不得参加竞技体育,更不许穿着短裤在公众场合打球。此后,时年14岁的阿以莎换了手机号,但还是不断被骚扰。无奈之下,她奋起反击,在电话中跟恐吓者唇枪舌剑,争辩说“只有神才有资格控制人的灵魂”。
阿以莎接触篮球的时间不长,但进步神速。她的手机里全是篮球明星勒布朗·詹姆斯的照片和视频。她母亲年轻时是运动员,父亲是裁判。在双亲激励下,阿以莎早早地参加了选拔赛,把泥地当训练场。控球飞奔的感受让她热血沸腾,却又让她不时感到孤独。好在,母亲过去的队友娜斯洛·穆罕默德注意到了这位新星,自荐成为阿以莎的教练。
索马里篮联有8支女子球队,阿以莎所在的摩加迪沙队是其中之一,表现最出色的球员有机会入选国家队。不过,相比登上国际大赛的舞台,女篮选手们更希望能安全地打球。娜斯洛教练手下有30多名选手,她并不讳言,保护这些姑娘并不轻松。“如果不戴头巾,人们会对你指指点点。打球时也不得不提高警惕,因为你不知道穿短裤会得罪谁。”
战乱是竞技体育的天敌
摩加迪沙曾是个美丽的地方,但历经20多年内战,这里已满目疮痍。战前,前总统穆罕默德·西亚德·巴雷统治着整个国家。他独断专行,但也推动了现代化并支持妇女权益,使女子篮球得以发展。1991年,西亚德政府垮台,索马里陷入长久的混乱。
兵荒马乱间,“伊斯兰法院联盟”一度夺取政权。他们公然宣称体育是邪恶的,明令禁止女性观看比赛,更别说参加比赛了。2006年,“伊斯兰法院联盟”被埃塞俄比亚派赴索马里的远征军打败,但其残余势力很快重组,成为“索马里青年党”,与非洲联盟的军队爆发过多次血腥冲突。2011年,非盟终于夺回了摩加迪沙的控制权。
战争远未结束。一些政府官员与“索马里青年党”暗中勾结。无休止的爆炸和无差别的袭击让民众对当局失去了信心。在他们眼里,政府和恐怖分子同样不可靠。
对阿以莎这样全身心地热爱某件事物的人来说,困难显得无足轻重。没钱坐公交去训练场,她就跟邻居借钱,或者打电话给队友看谁能来接她。没有球衣球鞋,教练送了她一套。“我克服千难万险,只为了出现在赛场上。”阿以莎说。
坚持让她们面临危险
掌握基本要领后,阿以莎开始参加低级别联赛。令她惊喜的是,来此打球的有单身女性,有已婚妇女,有母亲,有学生。她们大多在20岁上下,亲如姐妹。
追求梦想的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何况是在索马里。一天练完球,阿以莎和两个朋友走到街上,拦了辆“摩的”。半路上,司机突然停下来,声称车坏了,要打电话求助。不久,一位持枪男性出现了,斥责她们的穿着“有伤风化”,双方短暂对峙。接到女篮姑娘们上气不接下气的求救电话后,警察赶来,逮捕了嫌犯。
还有一次,阿以莎和5名队友走出球场,一辆黑色轿车停在身旁,司机热情地问要不要搭车。在索马里,搭车是很常见的,她们没多想就上了车,阿以莎挤在后座上。行至半路,司机转过头来,用充满敌意的口气说,他知道她们在打球,还说出了每个人的住址。姑娘们非常害怕,司机则阴沉沉地说:“我看过你们所有人打球。”
此时,司机的电话响了。阿以莎乘其不备跳出窗外,举起路边的石块说,要和这个心怀叵测的司机同归于尽,成功吓退对方。除了报警,她没有把这次险情告诉任何人。
女篮队员阿玛尔的一位密友因为喜爱篮球,被极端分子杀害在家中。阿玛尔因此忧心忡忡,但还是坚持每天练球。篮球给了她力量,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让她坚强。她的家人早已搬到了难民营,但她决定留下,因为“没什么比篮球更重要”。
对女运动员来说,摩加迪沙街头潜伏着重重危险。邻居、同事、朋友甚至家人,任何人都可能是极端分子的眼线。
如此恶劣的环境让女篮选手们深谙生存之道。去球场前,阿以莎会贴身穿好印有自己号码的球衣,然后在外边套上长裙和头巾,到体育馆后再一层层脱下来。球场不比其他地方安全,但姑娘们至少可以暂时放松一下。球场成了她们的第二个家。
阿以莎遇到过很多对她有好感的男性,但他们都希望她放弃篮球。16岁那年,她在机场偶遇现在的男友,双方通过社交媒体建立了联系。如今,男方已经见过阿以莎的家长,更重要的是,他支持她打球。
匮乏和偏见背后仍是希望
索马里女篮的资源极为匮乏:女队要和男队共用少得可怜的场地,男队享有优先权;女裁判同样少得可怜,很难组织起像样的比赛。
根据索马里奥组委主席杜兰·法拉的说法,当下的最大问题在于缺乏合适的场地。摩加迪沙只有两座体育馆在战火中幸存下来,较大的那座一度被非盟军队占用。在执政当局看来,教育和医疗比体育重要。索马里篮联的一位负责人指出,篮联不是不愿意为女篮投钱,而是根本没钱;其工作人员都是义工,还得拉赞助以支付球队开销。
条件如此恶劣,但比赛始终是根本。去年,索马里体育界在极端组织影响力较弱的加罗韦市举行了全国女篮锦标赛。索马里宗教理事会在赛前发布声明,称篮球是“对信仰的威胁”。
面对即将到来的联赛,阿以莎和队友既兴奋又害怕。随着飞机舷窗里的摩加迪沙逐渐远去,另一个更理性、更平和的城市越来越近,激动代替了紧张。在酒店里,她们和其他队伍碰面了。阿以莎说:“不可思议,我以前根本不知道这些姑娘的存在。”
在着装方面,队员们决定采取折衷方案。她们在球衣外套上了罩衫。这样很热,而且不方便,但如果能让她们安全度过如此受人瞩目的时刻,妥协未尝不可。
开赛当日的气氛极其热烈。令参赛选手们略感惊奇的是,到场助威的观众大多是女性。对许多从头到脚捂得严严实实的观众来说,这是生平第一次观看篮球赛,无论哪方进球,她们都会欢呼。
最终,阿以莎的球队获得了亚军。她坦言,这是她头一次心无旁鹫:不用担心家人,不用考虑男友,不用顾及邻居,不用在意任何人的看法。她终于可以沉浸于自己的感受。
研究索马里女性问题的学者苏卡乐丽雅·蒂尼认为,战乱使女性丧失了很多权利,但也给她们带来了机遇。男性在战争中被削弱,改变了社会结构,赋予了女性新的角色。眼下,索马里70%以上的家庭收入由女性贡献,未来,女性极有可能成为主要决策者。
阿以莎说,女性应该做自己的主人,而不是让别人告诉她们该怎么做。遗憾的是,并非所有事都遂她的心愿。2016年4月,她正在上大学的哥哥阿布迪在回家路上遇到两个人发生争执,争执随即升级为火并,阿布迪被流弹击中,当场丧生。他是兄弟姐妹中同阿以莎关系最亲的一个,最了解她的性格和脾气,经常充当家里的和事佬。
哥哥的死让阿以莎一度产生了远走高飞的想法,她爱索马里,但“这里不安全,任何事都可能发生”。当时,她的很多朋友已移民欧洲,但思虑一番后,她还是决定留下来打球。“虚弱会让我陷入更危险的境地。我要做想做的事,不管别人如何反对。”她说。
美国《纽约客》杂志网站
在百废待兴的索马里,女篮选手们要克服资源短缺,还得提防极端分子的威胁。在联赛回归正轨的同时,民众逐渐对她们的努力予以认同。
索马里女篮选手阿以莎住在首都摩加迪沙。2013年,她第一次接到了恐怖分子的电话。电话另一端的男子威胁说,女性不得参加竞技体育,更不许穿着短裤在公众场合打球。此后,时年14岁的阿以莎换了手机号,但还是不断被骚扰。无奈之下,她奋起反击,在电话中跟恐吓者唇枪舌剑,争辩说“只有神才有资格控制人的灵魂”。
阿以莎接触篮球的时间不长,但进步神速。她的手机里全是篮球明星勒布朗·詹姆斯的照片和视频。她母亲年轻时是运动员,父亲是裁判。在双亲激励下,阿以莎早早地参加了选拔赛,把泥地当训练场。控球飞奔的感受让她热血沸腾,却又让她不时感到孤独。好在,母亲过去的队友娜斯洛·穆罕默德注意到了这位新星,自荐成为阿以莎的教练。
索马里篮联有8支女子球队,阿以莎所在的摩加迪沙队是其中之一,表现最出色的球员有机会入选国家队。不过,相比登上国际大赛的舞台,女篮选手们更希望能安全地打球。娜斯洛教练手下有30多名选手,她并不讳言,保护这些姑娘并不轻松。“如果不戴头巾,人们会对你指指点点。打球时也不得不提高警惕,因为你不知道穿短裤会得罪谁。”
战乱是竞技体育的天敌
摩加迪沙曾是个美丽的地方,但历经20多年内战,这里已满目疮痍。战前,前总统穆罕默德·西亚德·巴雷统治着整个国家。他独断专行,但也推动了现代化并支持妇女权益,使女子篮球得以发展。1991年,西亚德政府垮台,索马里陷入长久的混乱。
兵荒马乱间,“伊斯兰法院联盟”一度夺取政权。他们公然宣称体育是邪恶的,明令禁止女性观看比赛,更别说参加比赛了。2006年,“伊斯兰法院联盟”被埃塞俄比亚派赴索马里的远征军打败,但其残余势力很快重组,成为“索马里青年党”,与非洲联盟的军队爆发过多次血腥冲突。2011年,非盟终于夺回了摩加迪沙的控制权。
战争远未结束。一些政府官员与“索马里青年党”暗中勾结。无休止的爆炸和无差别的袭击让民众对当局失去了信心。在他们眼里,政府和恐怖分子同样不可靠。
对阿以莎这样全身心地热爱某件事物的人来说,困难显得无足轻重。没钱坐公交去训练场,她就跟邻居借钱,或者打电话给队友看谁能来接她。没有球衣球鞋,教练送了她一套。“我克服千难万险,只为了出现在赛场上。”阿以莎说。
坚持让她们面临危险
掌握基本要领后,阿以莎开始参加低级别联赛。令她惊喜的是,来此打球的有单身女性,有已婚妇女,有母亲,有学生。她们大多在20岁上下,亲如姐妹。
追求梦想的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何况是在索马里。一天练完球,阿以莎和两个朋友走到街上,拦了辆“摩的”。半路上,司机突然停下来,声称车坏了,要打电话求助。不久,一位持枪男性出现了,斥责她们的穿着“有伤风化”,双方短暂对峙。接到女篮姑娘们上气不接下气的求救电话后,警察赶来,逮捕了嫌犯。
还有一次,阿以莎和5名队友走出球场,一辆黑色轿车停在身旁,司机热情地问要不要搭车。在索马里,搭车是很常见的,她们没多想就上了车,阿以莎挤在后座上。行至半路,司机转过头来,用充满敌意的口气说,他知道她们在打球,还说出了每个人的住址。姑娘们非常害怕,司机则阴沉沉地说:“我看过你们所有人打球。”
此时,司机的电话响了。阿以莎乘其不备跳出窗外,举起路边的石块说,要和这个心怀叵测的司机同归于尽,成功吓退对方。除了报警,她没有把这次险情告诉任何人。
女篮队员阿玛尔的一位密友因为喜爱篮球,被极端分子杀害在家中。阿玛尔因此忧心忡忡,但还是坚持每天练球。篮球给了她力量,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让她坚强。她的家人早已搬到了难民营,但她决定留下,因为“没什么比篮球更重要”。
对女运动员来说,摩加迪沙街头潜伏着重重危险。邻居、同事、朋友甚至家人,任何人都可能是极端分子的眼线。
如此恶劣的环境让女篮选手们深谙生存之道。去球场前,阿以莎会贴身穿好印有自己号码的球衣,然后在外边套上长裙和头巾,到体育馆后再一层层脱下来。球场不比其他地方安全,但姑娘们至少可以暂时放松一下。球场成了她们的第二个家。
阿以莎遇到过很多对她有好感的男性,但他们都希望她放弃篮球。16岁那年,她在机场偶遇现在的男友,双方通过社交媒体建立了联系。如今,男方已经见过阿以莎的家长,更重要的是,他支持她打球。
匮乏和偏见背后仍是希望
索马里女篮的资源极为匮乏:女队要和男队共用少得可怜的场地,男队享有优先权;女裁判同样少得可怜,很难组织起像样的比赛。
根据索马里奥组委主席杜兰·法拉的说法,当下的最大问题在于缺乏合适的场地。摩加迪沙只有两座体育馆在战火中幸存下来,较大的那座一度被非盟军队占用。在执政当局看来,教育和医疗比体育重要。索马里篮联的一位负责人指出,篮联不是不愿意为女篮投钱,而是根本没钱;其工作人员都是义工,还得拉赞助以支付球队开销。
条件如此恶劣,但比赛始终是根本。去年,索马里体育界在极端组织影响力较弱的加罗韦市举行了全国女篮锦标赛。索马里宗教理事会在赛前发布声明,称篮球是“对信仰的威胁”。
面对即将到来的联赛,阿以莎和队友既兴奋又害怕。随着飞机舷窗里的摩加迪沙逐渐远去,另一个更理性、更平和的城市越来越近,激动代替了紧张。在酒店里,她们和其他队伍碰面了。阿以莎说:“不可思议,我以前根本不知道这些姑娘的存在。”
在着装方面,队员们决定采取折衷方案。她们在球衣外套上了罩衫。这样很热,而且不方便,但如果能让她们安全度过如此受人瞩目的时刻,妥协未尝不可。
开赛当日的气氛极其热烈。令参赛选手们略感惊奇的是,到场助威的观众大多是女性。对许多从头到脚捂得严严实实的观众来说,这是生平第一次观看篮球赛,无论哪方进球,她们都会欢呼。
最终,阿以莎的球队获得了亚军。她坦言,这是她头一次心无旁鹫:不用担心家人,不用考虑男友,不用顾及邻居,不用在意任何人的看法。她终于可以沉浸于自己的感受。
研究索马里女性问题的学者苏卡乐丽雅·蒂尼认为,战乱使女性丧失了很多权利,但也给她们带来了机遇。男性在战争中被削弱,改变了社会结构,赋予了女性新的角色。眼下,索马里70%以上的家庭收入由女性贡献,未来,女性极有可能成为主要决策者。
阿以莎说,女性应该做自己的主人,而不是让别人告诉她们该怎么做。遗憾的是,并非所有事都遂她的心愿。2016年4月,她正在上大学的哥哥阿布迪在回家路上遇到两个人发生争执,争执随即升级为火并,阿布迪被流弹击中,当场丧生。他是兄弟姐妹中同阿以莎关系最亲的一个,最了解她的性格和脾气,经常充当家里的和事佬。
哥哥的死让阿以莎一度产生了远走高飞的想法,她爱索马里,但“这里不安全,任何事都可能发生”。当时,她的很多朋友已移民欧洲,但思虑一番后,她还是决定留下来打球。“虚弱会让我陷入更危险的境地。我要做想做的事,不管别人如何反对。”她说。
美国《纽约客》杂志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