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职场生存记

    信心和工作技能可以在职业生涯中慢慢学习和培养。无论是否身有残障，我们都应该意识到自己是一件存在缺陷的作品，相信自己处在被生活塑造的过程中。

    我被解雇的次数多到我不想承认。我主动辞职的次数更多。

    我做过的一份工作是在一座办公楼的一层，窗户上有铁栏。安装那些栏杆显然是为了安全，那条街上的其他店铺和办公室都是如此。但我越来越确信，它们是专门为我准备的，是巨大阴谋的一部分；它们仿佛在暗示，我很快就会被关到铁窗后面。

    看到街上有警察，或者听见直升机飞过，我就会心跳加速。我服用的药物的镇定作用弄得我经常睡过头，有时甚至迟到90分钟。

    我在另一家公司的经理对此并不介意，因为我总是在晚上把时间补回来。但同事们介意——这是我听办公室里的其他人说的。当时，我没有公开承认自己患有精神分裂症。我不想背上为自己的拖沓找理由的恶名。我觉得旁人只会认为我太懒惰。

    我经常把同事们随口说的一句话、我在会上发表意见时别人的一个白眼，或者我迟到时同事的一声叹息视为攻击和威胁，认为那些都是对我的侮辱。

    直到今天，我依然不确定，自己到底是办公室欺凌的受害者，还是过于敏感？

    朝九晚五的职场生活是没完没了的。它缺乏灵活性，我无法定期进行心理治疗。我也常常忘记进行体检，忘记在药房订购药物。

    幸运的是，每个办公室里都有弱者或“受欺压的人”。他们与我惺惺相惜，常把我叫到一边安慰我，或者邀我一起出去抽根烟。

    有一次，我发现坐在旁边的女孩盯着我的电脑屏幕。她大概看了10秒钟，但我真的感觉看了很长时间，像是那种侵犯性的注视。我非常生气，马上给公司经理发了封措辞犀利的电子邮件。那封邮件写得太刻薄，我的同事被叫去询问时，眼里噙着泪水。她后来送了我一些巧克力致歉，还不止一次对我说她是教徒。

    后来，我在伦敦一度获得了梦想中的工作——做时尚撰稿人，这份工作薪水颇丰，但我的疾病导致的“突发奇想”及药物带来的焦躁毁掉了我的成功。我刚到那里两星期，就要求请假去夏威夷的一家地方报纸做实习记者，没有获得批准。过了两周，我请了三天假，再加上周末，跑到巴黎为一家小型独立杂志写了一篇关于除臭剂的测评。不久后，我又请了一周的假，为残障人士举办了几期讲习班。

    我的上司善解人意，我在那里干了整整18个月，但我最终辞职了，因为想住得离母亲近些。我的办公室告别仪式令人难忘。虽然我没跟很多人说起我的精神问题，但所有的留言都表达了这层意思：“我会想念你的疯狂。”

    我在克服逆境的过程中获得了重要体验，那就是，我们可以用生活砸向我们的巨石建造城堡。我现在在家工作，工作时间灵活，再也不会忘记进行心理治疗和体检。

    我主要写精神疾病方面的文章，去年只赚了6000多美元。但我看到了切实而正面的结果：我的诊断结论已经从妄想型精神分裂症改为分裂情感性障碍。与前者相比，后者被认为更有利于社交，但偶尔会“情绪波动”。

    我的职场生涯让我明白，信心和工作技能可以慢慢学习和培养。比这更重要的是，我开始接受自己是一件存在缺陷的作品，并相信自己仍然处在被生活塑造的过程中。

    作者是英国斯塔福德郡的自由撰稿人，也是致力于促进精神健康的社会活动家。

    美国《纽约时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