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国民英雄”演绎老兵传奇

    从王牌坦克手到法国防长，皮埃尔·比洛特的职业生涯堪称军人楷模。和“有争议的外交家”和“特立独行的政客”相比，“二战老兵”始终是他最难以磨灭的标签。

    电影《敦刻尔克》是今年暑期档的话题之作，它在作为故事舞台的法国却遭到“差评”。法国《世界报》的一段文字颇具代表性：“在这部电影里，12万名同样被撤离的法国军人在哪里？那4万名牺牲了自己，英勇奋战掩护了大部队撤退的法军士兵又在哪里？”

    法国人有资格和理由表达不满。虽然法军在1940年的战争中丧师失地，但前线官兵不乏英勇奋战者，一些日后的“国民英雄”更是从那时起便戴上了光环，皮埃尔·比洛特（Pierre Billotte）的故事正是由此开启。

    以少胜多 一战“封神”

    二战爆发时，比洛特是法国陆军装甲部队的一名普通尉官。不过，他的姓氏在当时的法国知名度不低——其父加斯东·哈维·比洛特已是法国第1集团军总司令。法德两军在比利时打响第一枪时，比洛特恰好在父亲麾下服役。

    老比洛特在当时的法军高级将领中算得上思维活跃，戴高乐和小比洛特日后建功立业的装甲部队正是在他的力促下得以建立。然而，在1940年春夏之交，这位64岁的老将军的表现是灾难性的，大部分历史著作认为，他要为法军的溃败承担主要责任。

    德军势如破竹地攻入法国后，稍微镇定下来的盟军统帅部突然发现了翻盘的一线希望：如果能在斯通尼地区奋力一击，就可能掐断德军的补给线、将敌人赶回马斯河。作为前线唯一可用的装甲部队，小比洛特所在的法军第3装甲师被寄予厚望，一场“主角光环”满满的表演随即上演。

    1940年5月14日天没亮，比洛特所在的第41坦克营的20辆“夏尔”B1bis坦克就冲向了斯通尼村。很快，营长搭乘的坦克陷入敌军炮火包围，动弹不得。担任连长的比洛特见状果断接手主攻，指挥战车左冲右突，率先杀进村庄。来到一条主干道入口，他习惯性地探头瞭望，顿时吸了口凉气——一长列德军战车正准备发动反击，双方相距只有几十米！

    这位时年34岁的上尉急中生智，一面命令坦克的75毫米主炮瞄准敌军队列尾端，一面操纵47毫米副炮对最前边的德军战车开火。两发炮弹都完成了它们的使命——随着一头一尾的两辆坦克瘫痪在地，德军的编队顿时被卡在狭窄的街道中。

    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比洛特的座驾仿佛一块吸引炮弹的磁石。一路前进一路射击，穿过村子来到街道另一头时，他的“夏尔”B1bis总共被击中了140余次，车内成员奇迹般地安然无恙。而在它身后，德军丢下了13辆坦克和两门反坦克炮的残骸。

    经此一役，皮埃尔·比洛特赢得了“斯通尼屠夫”的绰号，从此被载入装甲兵教科书。

    官运亨通却心系沙场

    比洛特的“神级”发挥，在法军兵败如山倒的大势下并无太大意义。1940年5月16日，德军夺回了斯通尼，盟军忙不迭地启动“发电机计划”，开始了敦刻尔克撤退。6月12日，比洛特的坦克在经历连日激战后彻底报销，他头部负伤，成为德军的阶下囚。而在此之前，他的父亲因车祸罹难，成为法国陆军在二战中损失的级别最高的将领。

    比洛特的好运并未耗尽。身陷波兰北部的集中营期间，他唯一在意的事就是越狱，经过3次失败终于如愿以偿。紧接着，他发现自己能去的地方只有与法国势同水火的苏联。不出所料，苏方如临大敌地拘捕了这个不请自来的法国军官。

    比洛特的第二段铁窗生涯同样没有持续太长时间。1941年6月，德军再度将矛头指向东方，莫斯科和英法两国踏进了同一条战壕。重获自由的比洛特被分配到在苏联组建的“自由法国”分遣队，进而成为“自由法国”驻莫斯科的代表。在异国辗转多时后，他返回“自由法国”的根据地英国伦敦拜会戴高乐将军，被后者视为左膀右臂。

    戴高乐在回忆录中提到了“他乡遇故知”的一幕：“我国的一个分遣队，15名军官和200名士兵，在比洛特上尉率领下……乘坐从阿尔汉格尔斯克（苏联北方港口城市）来的运输船，回到了我们的队伍中。”

    接下来的几百个日夜比身陷敌营时更难熬。“自由法国”缺兵少将，不得不仰英美鼻息，罗斯福和丘吉尔对戴高乐也缺乏尊重。1942年11月，盟军在维希法国统治下的北非发动“火炬行动”，法国人在登陆开始后才被告知。比洛特不得不在清晨6点唤醒戴高乐，并忍受后者一上午的大发雷霆，戴高乐甚至痛骂，“我希望维希分子把他们（英美）扔进海里”。

    虽然作为戴高乐的助手官运亨通，但和所有流亡法国军人一样，比洛特最渴望的是回归战场。这个愿望直到1944年秋天才实现——他跟随勒克莱尔将军的法国第2装甲师，扮演了解放巴黎的先锋。在盟军统帅艾森豪威尔授意下，比洛特指挥的部队一马当先地冲进沦陷了上千个日夜的首都，就像4年前他第一个冲进斯通尼村一样。

    敌人的抵抗微不足道，欣喜若狂的市民们堵塞了进军的道路。拉莱·科林斯和多米尼克·拉皮埃尔的名作《巴黎烧了吗？》在相关章节如此描述：

    “他们（巴黎市民）一开始很紧张，可是当看到士兵们的徽章是带有洛林十字架的法国地图时，他们欣喜若狂，搂着灰头土脸的士兵又抱又亲。有些人跑进了附近的教堂。隆隆的钟声响了起来，没过多久，巴黎圣母院的大钟也敲响了。黄昏中，大钟低沉的轰鸣回荡在整个城市上空。这个意义重大的晚上，黑夜如同黎明般降临。”

    巴黎解放后，比洛特奉命领导新组建的第10步兵师。对这支劲旅，戴高乐毫不吝惜溢美之词：“这个师的士兵基本上是在首都街道上参加过战斗的巴黎人。看到他们以后，我又一次确信：只要有优秀的园丁，军事上的青苗会很快花开满园。”

    从国防部长到小城市长

    老话说，和平会给军人带来不幸。不过，二战后的比洛特不愿遵循这样的套路，而是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上了从战争英雄到政坛明星的晋身之路。1946年3月，他被任命为法国驻联合国军事代表团团长。在纽约履职期间，比洛特和美英官员过从甚密，积极参与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秘密谈判，是冷战时期“西方联盟”最早的倡导者之一。

    比洛特以法国左翼阵营的“突击手”著称，但他对苏东国家的态度称不上多好。他屡次敦促美国“把苏联势力挡在亚洲之外”，还支持美国发展核武器，确立对苏联的战略优势。为对抗苏联，这位昔日的抗德英雄甚至同意有条件地对西德加以重新武装。

    1951年，兴许是出于对战争英雄的憧憬，或者是难以忍受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纷乱无比的政局，法国民众在选举戴高乐作为总统之后，又用选票将比洛特送进了法国国民议会。

    令外界大跌眼镜的是，作为军人的他对戴高乐言听计从，作为政客的他却屡次让“老领导”难堪。当选议员后的次年即1952年，比洛特就导演了一场“叛乱”：拒不服从法兰西人民联盟党领导层的指令，在不信任投票中力挺时任总理安托万·比内。更令人惊奇的是，比洛特的仕途丝毫没有因此受到威胁，于1955年10月入主法国国防部。

    另一个让比洛特成为政坛“异类”的因素，是他对美法两国发展“跨大西洋友谊”的热衷。在奉行东西方平衡政策的爱丽舍宫，这样的政见势必令他与戴高乐迎头相撞。

    在20世纪60年代担任法国总理的蓬皮杜曾向外界提起这样一个细节：“比洛特热心地安排戴高乐和艾森豪威尔的会晤。将军（戴高乐）回答，‘会晤当然可以。好主意！我将在欧洲盟军司令部隆重接待他’。事情就这样没了下文。”在对戴高乐的仰慕和对美国的友好之间，比洛特痛苦地徘徊，最后只能辞职了事。

    并非所有人都知道，比洛特的最后一个公职身份，是巴黎郊区名不见经传的小城克雷特伊的一把手。从二战英雄、国防部长到小小市长，这样高开低走的角色转换听上去有些尴尬，但比洛特乐在其中。此后，他曾在1966年短暂回归权力核心，应蓬皮杜内阁之邀担任海外省和海外领地国务部长，但在两年后的“五月风暴”过后，比洛特又一次选择挂冠而去，回到克雷特伊，在那里一直干到1977年才退休。

    如今，皮埃尔·比洛特已去世整整1/4个世纪，但他的名字依然因为他在二战中的传奇和在战后法国的地位而不时见诸报端。比起“有争议的外交家”和“特立独行的政客”，他的所有形象中，最珍贵、最耀眼、最无争议的，无疑是那个在晨曦中孤身杀入敌营的二战老兵。值得一提的是，如今风靡世界的网络游戏《坦克世界》中专门设有“比洛特勋章”，无数和比洛特从未谋面的人，由此记住了他那场“守护了法兰西荣誉”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