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袭幸存者：袭击过后，恐怖还在
编译 青江
青年参考
（
2017年08月30日
18
版）
8月17日，西班牙巴塞罗那遭遇了该国2004年以来最致命的恐怖袭击。进入2017年后，恐怖组织愈发疯狂，这使得欧洲民众始终未能从一轮接一轮的恐怖袭击事件中恢复。人们为遇难者祈福、替彼此打气，但这只是惨剧发生后直面它的第一步。
当爆炸的硝烟散去，恐怖袭击的幸存者能够顺利回归正常生活吗？从长远角度来看，惨案将如何影响他们的人生？北美青年文化平台“VICE”采访了过去两年中经历过恐怖袭击的民众，他们讲述了自己如何治愈伤口、继续前行的故事。
埃利亚斯，28岁，亲历2015年11月13日造成上百人死亡、近400人受伤的法国巴黎恐怖袭击案。
恐怖袭击发生时，我在巴黎第十一区巴塔克兰剧院舞台前的第二排，开场前排的两小时长队令我坐得离紧急出口很近。虽然没能免于卷入袭击，但现在想想，这个好位置算是救了我的命。
在15分钟里，我目睹了人间炼狱，但我没有哭泣和焦虑，那些画面也不曾出现在我的噩梦中。精神科医生告诉我，这是解离性创伤后应激状态，意味着我回归了正常生活，但可能将来遭遇心理反弹。
亲友们向我传递了很多正能量，但内心深处我已经变成了警惕一切的人——看演唱会时留意紧急出口的位置，观察路人的行为，为公交车上被遗忘的行李紧张不已。法国现在仍处于紧急状态之中（编者注：法国政府连续6次延长国家紧急状态，预计全法紧急状态将延长至今年11月1日）。过去，恐怖袭击、数百人丧命这类字眼在我看来是只会出现在新闻里的东西，现在统统成了现实。不只是在巴黎，在全世界都一样。我对世界的看法改变了。
亚瑟，28岁，亲历巴黎恐怖袭击。
袭击发生时，我跟哥们儿一起在巴塔克兰剧院看美国乐队“死亡金属之鹰”的演唱会。以前我们就“粉”这个乐队，出事当天，我们为了买最前排的票早早到场，最后捡回一命也是因为这个——我们离紧急出口非常近。
袭击者闯进来时，我以为谁扔了鞭炮，过了几秒才意识到发生了恐怖的事。我急忙扑倒，求生本能告诉我，留下来只有死路一条，逃跑说不定还有机会。
趁着袭击者填弹的空档，我翻过舞台前的隔离带，冲向紧急出口。地上躺着好几个死人，我绊了一跤，淹没在试图逃跑的人潮里，感觉自己就快窒息而亡了。
我挣扎着爬到紧急出口，先一步逃出来的哥们儿在那里等我，冒着生命危险。他拽住我就跑，救了我的命。
袭击过去几个月后，我仍然感觉自己跟正常生活格格不入，尤其在搭乘公共交通时。别处遭遇恐怖袭击的报道也会加剧我的不安全感，我怀疑自己早晚有一天会再次卷入这种惨剧，街上有人大叫都能吓得我够呛。你也许认为逃过一劫的人会更珍爱生命、积极向上、发奋活出意义，但事实相反，许多我喜爱过的事物已变得毫无意义，唯有独处才能让我获得平静。女朋友建议我去看心理医生，医生帮助我减轻了身为惨剧幸存者的负罪感。
我尽量平静度日，但紧急状态令巴黎的街道上站着更多军人，他们的存在提醒我们，举着冲锋枪或是腰上围着炸弹的疯子随时可能出现。
不久前，英国曼彻斯特体育场发生了恐怖袭击，而且又是在演唱会现场。这撕开了我的伤疤，它还没好透呢。
穆罕默德，不愿透露年龄，亲历2016年3月22日造成32人身亡、300多人受伤的比利时布鲁塞尔爆炸袭击。
袭击发生时我在上班。同事们纷纷给家人打电话，但通讯网络太忙了，电话打不通。过了一小时，我才联系上兄弟姐妹，他们都在（发生爆炸的）马尔比克地铁站附近工作。
对所有人来说，恐怖袭击都是一件可怕的事，但阿拉伯裔更受影响，因为我们身上都贴着“标签”，为此背负骂名。过去我们常遭人冷眼，恐袭后情况恶化了。布鲁塞尔弥漫着恐惧，人们减少了出门次数。我得加倍表现得善良无害，但有些人说不通，有人会在我经过时抓紧钱包，有人起身走向其他车厢。
事实上，恐怖主义没有宗教之分，我们（与恐怖分子）并非同路人，阿拉伯裔和其他人一样害怕恐怖袭击。我变得疑神疑鬼，但每天仍然得乘地铁上下班，要是看见有哪个乘客举止反常，甚至只是背着个包，我都忍不住观察他们。
听到别的城市也遭遇恐袭，我很难过。千万不要让道德沦丧的人们击垮你，我们应当团结一致，而不是在其他族裔身上贴标签。
山姆，25岁，亲历2016年12月19日德国柏林圣诞市场恐袭案。这起卡车恶意撞人事件造成12人身亡、56人受伤。
我住在设立了柏林圣诞市场的布赖特施德广场附近，因此事发时就在不远处。我无比震惊和悲痛。我是个穆斯林，一直不能理解什么人会去做这种事。如今我缺乏安全感，因为周围的人都防备着我们阿拉伯裔。
我来自也门，就读于柏林工业大学时出过事——购买大麻、违规停车且逾期未缴纳罚款，更糟的是被德国联邦情报机构盯上了。他们监控我，调查我的背景，将我列入潜在的恐怖分子名单。
圣诞市场恐袭案没有摧毁我的生活，我过着老日子，但遭遇了更多偏见，感觉这里人人都像情报机构的特工一样，看见我就心生怀疑。希望年轻一代能摒弃老一代的仇恨，建立更加国际化的社会。
乔安娜，27岁，亲历柏林圣诞市场恐袭案。
袭击发生时我在上班，家人和朋友发信息问我是否平安，我才知道出大事了。第二天我照常出门，因为圣诞礼物还是得买的。我不想被恐怖主义吓倒，让它夺走我的自由。
曼彻斯特遭遇袭击后，我感到圣诞市场恐袭案带来的震撼再一次席卷而来，德国的新闻台又开始滚动重播圣诞市场恐袭案凶手阿姆里的画面。
我不觉得柏林被改变了很多，如果有变化，那就是让人们更团结了。恐怖袭击未能摧毁柏林的意志，大部分人照常过日子。不过，如果要参加公众活动，比如周末上教堂，我还是会三思的。
8月17日，西班牙巴塞罗那遭遇了该国2004年以来最致命的恐怖袭击。进入2017年后，恐怖组织愈发疯狂，这使得欧洲民众始终未能从一轮接一轮的恐怖袭击事件中恢复。人们为遇难者祈福、替彼此打气，但这只是惨剧发生后直面它的第一步。
当爆炸的硝烟散去，恐怖袭击的幸存者能够顺利回归正常生活吗？从长远角度来看，惨案将如何影响他们的人生？北美青年文化平台“VICE”采访了过去两年中经历过恐怖袭击的民众，他们讲述了自己如何治愈伤口、继续前行的故事。
埃利亚斯，28岁，亲历2015年11月13日造成上百人死亡、近400人受伤的法国巴黎恐怖袭击案。
恐怖袭击发生时，我在巴黎第十一区巴塔克兰剧院舞台前的第二排，开场前排的两小时长队令我坐得离紧急出口很近。虽然没能免于卷入袭击，但现在想想，这个好位置算是救了我的命。
在15分钟里，我目睹了人间炼狱，但我没有哭泣和焦虑，那些画面也不曾出现在我的噩梦中。精神科医生告诉我，这是解离性创伤后应激状态，意味着我回归了正常生活，但可能将来遭遇心理反弹。
亲友们向我传递了很多正能量，但内心深处我已经变成了警惕一切的人——看演唱会时留意紧急出口的位置，观察路人的行为，为公交车上被遗忘的行李紧张不已。法国现在仍处于紧急状态之中（编者注：法国政府连续6次延长国家紧急状态，预计全法紧急状态将延长至今年11月1日）。过去，恐怖袭击、数百人丧命这类字眼在我看来是只会出现在新闻里的东西，现在统统成了现实。不只是在巴黎，在全世界都一样。我对世界的看法改变了。
亚瑟，28岁，亲历巴黎恐怖袭击。
袭击发生时，我跟哥们儿一起在巴塔克兰剧院看美国乐队“死亡金属之鹰”的演唱会。以前我们就“粉”这个乐队，出事当天，我们为了买最前排的票早早到场，最后捡回一命也是因为这个——我们离紧急出口非常近。
袭击者闯进来时，我以为谁扔了鞭炮，过了几秒才意识到发生了恐怖的事。我急忙扑倒，求生本能告诉我，留下来只有死路一条，逃跑说不定还有机会。
趁着袭击者填弹的空档，我翻过舞台前的隔离带，冲向紧急出口。地上躺着好几个死人，我绊了一跤，淹没在试图逃跑的人潮里，感觉自己就快窒息而亡了。
我挣扎着爬到紧急出口，先一步逃出来的哥们儿在那里等我，冒着生命危险。他拽住我就跑，救了我的命。
袭击过去几个月后，我仍然感觉自己跟正常生活格格不入，尤其在搭乘公共交通时。别处遭遇恐怖袭击的报道也会加剧我的不安全感，我怀疑自己早晚有一天会再次卷入这种惨剧，街上有人大叫都能吓得我够呛。你也许认为逃过一劫的人会更珍爱生命、积极向上、发奋活出意义，但事实相反，许多我喜爱过的事物已变得毫无意义，唯有独处才能让我获得平静。女朋友建议我去看心理医生，医生帮助我减轻了身为惨剧幸存者的负罪感。
我尽量平静度日，但紧急状态令巴黎的街道上站着更多军人，他们的存在提醒我们，举着冲锋枪或是腰上围着炸弹的疯子随时可能出现。
不久前，英国曼彻斯特体育场发生了恐怖袭击，而且又是在演唱会现场。这撕开了我的伤疤，它还没好透呢。
穆罕默德，不愿透露年龄，亲历2016年3月22日造成32人身亡、300多人受伤的比利时布鲁塞尔爆炸袭击。
袭击发生时我在上班。同事们纷纷给家人打电话，但通讯网络太忙了，电话打不通。过了一小时，我才联系上兄弟姐妹，他们都在（发生爆炸的）马尔比克地铁站附近工作。
对所有人来说，恐怖袭击都是一件可怕的事，但阿拉伯裔更受影响，因为我们身上都贴着“标签”，为此背负骂名。过去我们常遭人冷眼，恐袭后情况恶化了。布鲁塞尔弥漫着恐惧，人们减少了出门次数。我得加倍表现得善良无害，但有些人说不通，有人会在我经过时抓紧钱包，有人起身走向其他车厢。
事实上，恐怖主义没有宗教之分，我们（与恐怖分子）并非同路人，阿拉伯裔和其他人一样害怕恐怖袭击。我变得疑神疑鬼，但每天仍然得乘地铁上下班，要是看见有哪个乘客举止反常，甚至只是背着个包，我都忍不住观察他们。
听到别的城市也遭遇恐袭，我很难过。千万不要让道德沦丧的人们击垮你，我们应当团结一致，而不是在其他族裔身上贴标签。
山姆，25岁，亲历2016年12月19日德国柏林圣诞市场恐袭案。这起卡车恶意撞人事件造成12人身亡、56人受伤。
我住在设立了柏林圣诞市场的布赖特施德广场附近，因此事发时就在不远处。我无比震惊和悲痛。我是个穆斯林，一直不能理解什么人会去做这种事。如今我缺乏安全感，因为周围的人都防备着我们阿拉伯裔。
我来自也门，就读于柏林工业大学时出过事——购买大麻、违规停车且逾期未缴纳罚款，更糟的是被德国联邦情报机构盯上了。他们监控我，调查我的背景，将我列入潜在的恐怖分子名单。
圣诞市场恐袭案没有摧毁我的生活，我过着老日子，但遭遇了更多偏见，感觉这里人人都像情报机构的特工一样，看见我就心生怀疑。希望年轻一代能摒弃老一代的仇恨，建立更加国际化的社会。
乔安娜，27岁，亲历柏林圣诞市场恐袭案。
袭击发生时我在上班，家人和朋友发信息问我是否平安，我才知道出大事了。第二天我照常出门，因为圣诞礼物还是得买的。我不想被恐怖主义吓倒，让它夺走我的自由。
曼彻斯特遭遇袭击后，我感到圣诞市场恐袭案带来的震撼再一次席卷而来，德国的新闻台又开始滚动重播圣诞市场恐袭案凶手阿姆里的画面。
我不觉得柏林被改变了很多，如果有变化，那就是让人们更团结了。恐怖袭击未能摧毁柏林的意志，大部分人照常过日子。不过，如果要参加公众活动，比如周末上教堂，我还是会三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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