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他们讲述自己故事的最后机会”
二战老兵影集：消逝的面孔在此定格
本报记者 贾晓静
青年参考
（
2017年07月05日
11
版）
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随着时光流逝，参加过战争的老兵正悄然消失。
这些逐渐消逝的面孔引起了美国摄影师萨沙·马斯洛夫的关注。过去6年间，马斯洛夫启动了名为“幸存者”的拍摄项目，在22个国家寻访了百余位老人，并通过最新出版的影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面孔》，记录下53位战争亲历者的肖像以及他们的故事。
马斯洛夫相信，影集中的每幅肖像都在描绘一段历史。“这可能是他们讲述自己故事的最后机会……他们的故事或波澜不惊、或震撼人心，对当下的我们来说都非常重要。”他在接受“observer”网站采访时表示，这本影集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提醒人们如何面对未来，“在眼下这个随处可见‘仇恨言论’的时代，我担心人们会忘记曾经的教训。”
肯·史密斯（英国）
战争爆发那天我在教堂。上午11点，我听到时任首相张伯伦的讲话：“我们处于战争状态”。我喜欢足球，朋友告诉我，参军就可以自由自在地踢球，我信以为真。
1941年5月，我所在的“曼彻斯特”号停泊在苏格兰斯卡帕湾，打算从“胡德”号战列巡洋舰上转移物资。一天，我收到写着“父亲病危”的电报，恳请指挥官准假，但遭到拒绝——我是船上的炮手。正彷徨间，前方传来了发现德军“俾斯麦”号战舰的报告。
“曼彻斯特”号以闪电般的速度前往冰岛北部，拼命追逐目标，直到燃料耗尽。一周后，皇家海军终于拖住了“俾斯麦”号，将其击沉。
此后，我调往地中海舰队的“佩内洛普”号服役。1941年晚些时候，我们成功地截击了一支德军运输船队，但“佩内洛普”号也被重创，甲板上血流成河。我撤离没多久，这艘因中弹太多而被戏称为“胡椒瓶”的战舰就带着417名水兵沉入了海底。
菊池博秀（日本）
开始接受军事训练时，我只有12岁，那么年轻，一心想帮助国家打赢战争，完全不顾自己是家中唯一的男丁。
我们这些少年被告知，应该为“为国捐躯”感到荣幸。所有人都被洗脑了，我们热忱地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是高尚的。
两年后，我申请成为飞行员。但那之后不久，大群美军战机飞过时遮天蔽日的景象便频繁出现在我眼前，我第一次感到了恐惧。
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我们一次次被告知赢得了胜利，这让我们相信裕仁天皇就是“神”。当意识到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便丧失了斗志，剩下的只有无限的迷茫——那么多亲朋好友的死，原来毫无意义。
威利·格雷瑟（加拿大）
我出生在一个波兰犹太人家庭，在德国巴伐利亚州度过了快乐的童年。希特勒上台后，形势急转直下。赶在战争全面爆发前，父亲安排我和一个姐姐前往英国避难。
参军后，我被编入主要由波兰人组成的第10猎兵团，经由诺曼底战役重返欧洲大陆。在1944年夏的法莱斯包围战中，我们与友军合作，击溃了一支5万人的德军部队。
因为通晓德语，我被上级叫去帮忙讯问一群俘虏，竟然在其中发现了一名我儿时的同乡。当我操着家乡口音告诉对方，他面对的是一名犹太人时，对方惊呆了。
战争结束了，我在加拿大定居后获悉，双亲和三个兄弟姐妹已在纳粹大屠杀中遇害。夜深人静时，我不断自问，童年的玩伴怎会做出如此残忍的事情？战争把人变成了怪物。
米歇尔·蒙特伽诺（意大利）
1942年，我是意大利边防军的一员，主要任务是镇压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白天，我们像朋友一样微笑着问好，晚上便成为互相厮杀的敌人。
第二年9月，由于墨索里尼政府倒台，我们接到了撤退命令。然而，德国人很快抓住了我们，把我们塞进火车（每个车厢有50～60人），送往后方服苦役。
我们被告知意大利囚犯必须为德国人工作，但我所在部队的214个人无一同意。德军威胁称，如果我们拒绝，就要挨枪子。6个小时的僵持后，什么都没发生。这并不意味着高枕无忧，我们很快被转移到一处集中营，不断遭受毒打，仿佛注定要在那里死去。
就在绝望之际，盟军出现了。我再次获得自由，整个人幸福得要爆炸。
安纳托利·乌瓦罗夫（俄罗斯）
在列宁格勒（现圣彼得堡）接受培训后，我加入了苏联里海舰队。整个1942年，我们频繁出动，先把来自阿塞拜疆的原油转移到小型油轮里，再通过伏尔加河运到各个炼油厂。
敌人察觉了我们的行动，频繁实施空袭。我搭乘的船是临时征用的，但在首尾安装了高射炮。这招非常有效，它迫使敌机爬升到更高的地方投弹，大大降低了轰炸的准确性。
尽管如此，还是有一艘油轮被击中。时值深夜，泄露的原油熊熊燃烧，舰船周围化作一片火海。不断有人从船上跳下，但根本无处可逃，只能从一片火海跳进另一片。
纳粹德国投降后的1945年6月24日，一场规模空前的阅兵式在柏林举行，大约1.5万名苏联士兵接受了检阅，我是其中之一。那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刻。
乌利·约翰（德国）
1944年从军官学校毕业不久，我就被派往比利时，参加孤注一掷的阿登反击战。那年12月31日，我失去了左臂。
根据德军统帅部的命令，四肢受重伤的士兵一律要截肢，因为这样可以让伤势恢复更快。一个多月后，我就回到了部队，准备在德国本土迎接末日。当时，我身边的绝大多数人相信自己是为了拯救祖国而战；如今看来，他们是抱着好的动机做了错误的事情。
战争的最后几个月令人不堪回首。身为指挥官，我最终决定违抗命令，解散了自己的部队。我本打算让部下把剩余的枪支弹药瓜分，但没有一个人愿意带着武器离开。我知道，这样做等于把自己送上军事法庭，但我同样知道，继续作战已没有意义，士兵们应该回家。
战后，我尝试和法国、苏联、美国的退役军人建立联系，昔日的敌人中有不少和我成了朋友。我们这些老兵都相信，只有亲身经历过战争的人，才能理解战争真正意味着什么。
英国《每日电讯》报、美国“赫芬顿邮报”网站、美国航空航天杂志网站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随着时光流逝，参加过战争的老兵正悄然消失。
这些逐渐消逝的面孔引起了美国摄影师萨沙·马斯洛夫的关注。过去6年间，马斯洛夫启动了名为“幸存者”的拍摄项目，在22个国家寻访了百余位老人，并通过最新出版的影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面孔》，记录下53位战争亲历者的肖像以及他们的故事。
马斯洛夫相信，影集中的每幅肖像都在描绘一段历史。“这可能是他们讲述自己故事的最后机会……他们的故事或波澜不惊、或震撼人心，对当下的我们来说都非常重要。”他在接受“observer”网站采访时表示，这本影集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提醒人们如何面对未来，“在眼下这个随处可见‘仇恨言论’的时代，我担心人们会忘记曾经的教训。”
肯·史密斯（英国）
战争爆发那天我在教堂。上午11点，我听到时任首相张伯伦的讲话：“我们处于战争状态”。我喜欢足球，朋友告诉我，参军就可以自由自在地踢球，我信以为真。
1941年5月，我所在的“曼彻斯特”号停泊在苏格兰斯卡帕湾，打算从“胡德”号战列巡洋舰上转移物资。一天，我收到写着“父亲病危”的电报，恳请指挥官准假，但遭到拒绝——我是船上的炮手。正彷徨间，前方传来了发现德军“俾斯麦”号战舰的报告。
“曼彻斯特”号以闪电般的速度前往冰岛北部，拼命追逐目标，直到燃料耗尽。一周后，皇家海军终于拖住了“俾斯麦”号，将其击沉。
此后，我调往地中海舰队的“佩内洛普”号服役。1941年晚些时候，我们成功地截击了一支德军运输船队，但“佩内洛普”号也被重创，甲板上血流成河。我撤离没多久，这艘因中弹太多而被戏称为“胡椒瓶”的战舰就带着417名水兵沉入了海底。
菊池博秀（日本）
开始接受军事训练时，我只有12岁，那么年轻，一心想帮助国家打赢战争，完全不顾自己是家中唯一的男丁。
我们这些少年被告知，应该为“为国捐躯”感到荣幸。所有人都被洗脑了，我们热忱地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是高尚的。
两年后，我申请成为飞行员。但那之后不久，大群美军战机飞过时遮天蔽日的景象便频繁出现在我眼前，我第一次感到了恐惧。
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我们一次次被告知赢得了胜利，这让我们相信裕仁天皇就是“神”。当意识到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便丧失了斗志，剩下的只有无限的迷茫——那么多亲朋好友的死，原来毫无意义。
威利·格雷瑟（加拿大）
我出生在一个波兰犹太人家庭，在德国巴伐利亚州度过了快乐的童年。希特勒上台后，形势急转直下。赶在战争全面爆发前，父亲安排我和一个姐姐前往英国避难。
参军后，我被编入主要由波兰人组成的第10猎兵团，经由诺曼底战役重返欧洲大陆。在1944年夏的法莱斯包围战中，我们与友军合作，击溃了一支5万人的德军部队。
因为通晓德语，我被上级叫去帮忙讯问一群俘虏，竟然在其中发现了一名我儿时的同乡。当我操着家乡口音告诉对方，他面对的是一名犹太人时，对方惊呆了。
战争结束了，我在加拿大定居后获悉，双亲和三个兄弟姐妹已在纳粹大屠杀中遇害。夜深人静时，我不断自问，童年的玩伴怎会做出如此残忍的事情？战争把人变成了怪物。
米歇尔·蒙特伽诺（意大利）
1942年，我是意大利边防军的一员，主要任务是镇压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白天，我们像朋友一样微笑着问好，晚上便成为互相厮杀的敌人。
第二年9月，由于墨索里尼政府倒台，我们接到了撤退命令。然而，德国人很快抓住了我们，把我们塞进火车（每个车厢有50～60人），送往后方服苦役。
我们被告知意大利囚犯必须为德国人工作，但我所在部队的214个人无一同意。德军威胁称，如果我们拒绝，就要挨枪子。6个小时的僵持后，什么都没发生。这并不意味着高枕无忧，我们很快被转移到一处集中营，不断遭受毒打，仿佛注定要在那里死去。
就在绝望之际，盟军出现了。我再次获得自由，整个人幸福得要爆炸。
安纳托利·乌瓦罗夫（俄罗斯）
在列宁格勒（现圣彼得堡）接受培训后，我加入了苏联里海舰队。整个1942年，我们频繁出动，先把来自阿塞拜疆的原油转移到小型油轮里，再通过伏尔加河运到各个炼油厂。
敌人察觉了我们的行动，频繁实施空袭。我搭乘的船是临时征用的，但在首尾安装了高射炮。这招非常有效，它迫使敌机爬升到更高的地方投弹，大大降低了轰炸的准确性。
尽管如此，还是有一艘油轮被击中。时值深夜，泄露的原油熊熊燃烧，舰船周围化作一片火海。不断有人从船上跳下，但根本无处可逃，只能从一片火海跳进另一片。
纳粹德国投降后的1945年6月24日，一场规模空前的阅兵式在柏林举行，大约1.5万名苏联士兵接受了检阅，我是其中之一。那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刻。
乌利·约翰（德国）
1944年从军官学校毕业不久，我就被派往比利时，参加孤注一掷的阿登反击战。那年12月31日，我失去了左臂。
根据德军统帅部的命令，四肢受重伤的士兵一律要截肢，因为这样可以让伤势恢复更快。一个多月后，我就回到了部队，准备在德国本土迎接末日。当时，我身边的绝大多数人相信自己是为了拯救祖国而战；如今看来，他们是抱着好的动机做了错误的事情。
战争的最后几个月令人不堪回首。身为指挥官，我最终决定违抗命令，解散了自己的部队。我本打算让部下把剩余的枪支弹药瓜分，但没有一个人愿意带着武器离开。我知道，这样做等于把自己送上军事法庭，但我同样知道，继续作战已没有意义，士兵们应该回家。
战后，我尝试和法国、苏联、美国的退役军人建立联系，昔日的敌人中有不少和我成了朋友。我们这些老兵都相信，只有亲身经历过战争的人，才能理解战争真正意味着什么。
英国《每日电讯》报、美国“赫芬顿邮报”网站、美国航空航天杂志网站等
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