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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6月14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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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月刊》最新封面文章引关注

普利策奖得主自曝蓄奴经历

本报特约撰稿 王溪   青年参考  ( 2017年06月14日   07 版)

    82岁的洛拉

    海地,一名女奴为小主人举着化妆盒。

    美国《大西洋月刊》6月的封面报道《洛拉:我家的奴隶》引起了广泛关注,这篇由已故普利策奖得主阿列克斯·提臧撰写的长篇文章,揭示了一个被世人忽视的现实——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家庭奴隶仍然存在。

    文章引发了巨大争议。一些人指责提臧伪善,有能力解放奴隶洛拉,却只表现出些许懊悔和怜悯;也有一些读者认为提臧一家的奴役行为在道德上毫无辩解之处,但仍对提臧表示理解和宽容;有人称自己在不经意中奴役过他人,只是当时根本没想过对方是奴隶。

    “外祖父把她当作礼物送给我母亲”

    “她的骨灰装满了一个黑色塑料盒子,如烤面包机一般大小,重三磅半。去年7月,我用帆布口袋把这个盒子包起来,装在行李箱里,横越太平洋,去了马尼拉。我要从那里坐车去一个小村庄,把这个在我家为奴56年的女人的骨灰交出去。”美国作家阿列克斯·提臧在文章的开篇写道。

    他说的女人名叫尤多西娅·托马斯·普里多,他们一家叫她洛拉。提臧的家族和洛拉都来自菲律宾,据提臧说,奴隶制度在菲律宾群岛有长久的历史。他的外祖父汤姆是一方军阀,在妻子难产去世后,他们唯一的孩子——提臧的母亲,就是由一连串“听指令的人”带大的。

    1943年,洛拉18岁,由于不满家里安排的亲事,她听信了汤姆“管吃管住,只要照顾好我12岁的女儿”的话,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把自己的一生卖了。

    “外祖父把她当作礼物送给了我母亲。”提臧写道。此后,洛拉一直跟着他的母亲,比谁起得都早,睡得都晚,准备三餐,打扫房屋,伺候“主人”,照顾5个孩子。“当我们举家迁往美国时,把她也一起带走了。”

    虽然洛拉不愿离开故土,很多年后,她告诉提臧当时她很害怕,但提臧的父亲承诺,到了美国家里的经济状况会好转,他们会给洛拉“津贴”,让她寄回贫困的老家。然而,承诺从未兑现。就连洛拉的父母先后去世时,她想要回家的请求也遭到了拒绝,原因是没钱、没时间和担心洛拉的非法移民身份暴露惹来麻烦。

    年幼的提臧非常不解,“父母前一秒还对我们充满慈爱,下一秒却对洛拉恶言相向”。他十一二岁时开始看清洛拉的处境。大他8岁的哥哥亚瑟对此耿耿于怀很久了,他让弟弟认识到洛拉就是奴隶。

    “你听说过任何人有像洛拉一样的境遇吗?”亚瑟说,“有谁活得跟她一样?”他总结了洛拉的处境:免费劳力,终日辛劳,稍微多坐一会或早睡一点就会被大骂,只要顶嘴就会被责打,穿别人不穿的衣服,一个人在厨房里吃残羹冷炙,从不出门。除了提臧家的人外,没有朋友也没有兴趣爱好,没有自己的个人空间——她睡觉的地方要么是沙发,要么是储藏间,要么是提臧妹妹卧室的角落。提臧在无数次起夜时,发现洛拉在角落睡着了,歪在一堆衣服上,手里还抓着一件叠了一半的衣服。

    用冠冕的理由掩饰奴役

    时至今日,奴隶制度在世界上依然存在。英国《太阳报》称,全球奴隶贸易的年利润高达200亿英镑,印度是奴役人口最多的国家。奴隶贩子从阿尔巴尼亚、越南和尼日利亚等国贩卖孩子。《纽约时报》曾报道,在加勒比海岛国海地,有超过30万儿童是家庭奴隶制的受害者。有时只要一条香烟,就能买下一名童奴的一生。

    如果说,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出现奴役现象,是因为贫困无知、局势动荡、法律不健全,提臧讲述的故事则将一个令人无法接受的事实摆在读者面前——即便是在宣扬民主和人权的发达国家,罪恶的奴役行为也仍未肃清。

    很难想象,美国邻居眼中的模范移民家庭竟然会有奴隶。提臧的父亲有法律学位,母亲是医护工作者,一辈子致力于救死扶伤,几个孩子成绩优异,总把“请”和“谢谢”挂在嘴边。提臧还获得过美国新闻界最高奖项普利策奖。

    然而,正是这样一个已完全融入美国社会的高知家庭,却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提臧承认,“我们从来没有跟别人谈起过洛拉”。有一次,朋友问起这个女人的身份,他说她是远房阿姨,但朋友立刻指出,第一次介绍时她是“祖母”。“这个,她两个都算吧。”提臧搪塞道。“她为什么一直在干活?”“她喜欢干活。”“那你父母为什么对她大吼大叫?”“她听力不太好……”

    记者苏珊·凯乐尔称,洛拉2011年去世后,提臧曾请他供职过的《西雅图时报》为其发表讣文,将洛拉描绘成为家庭无私付出、不求回报的伟大女性,当时负责撰文的正是凯乐尔。这位女记者近日读到《洛拉:我家的奴隶》一文后震惊不已,因为她不知道洛拉实际上是提臧家的奴隶。

    日前凯乐尔发文澄清,6年前她曾对提臧做过长达90分钟的访谈,当时对方说“洛拉”是塔加拉族语中对祖母的敬称。如今,凯乐尔为自己“把奴隶制写成了爱的故事”感到恶心。

    在近年来被媒体曝光的多起奴役案件中,嫌疑人无不想尽办法,找出各种冠冕堂皇的说法掩盖罪行。《太阳报》记者曾化装成买家调查奴隶交易,奴隶贩子将尼泊尔难民和身无分文的印度孩子像牲口一样出售,他们让十来岁的孩子排成队供“客户”挑选,并介绍称:“选尼泊尔孩子吧,他们非常好,擅长做家务,也能做美味的食物。没人会知道。”

    据报道,奴隶贩子先把这些孩子卖给印度的富人家庭,后者将他们关起来进行培训,并伪造旅行证件,给这些孩子设定“被领养的亲属”或者“家庭的合法成员”等身份。借着这些“合法名号”,奴隶们被带进英国,转卖给这里的买家。一个孩子的价格大约为5000英镑。

    2015年,英国广播公司披露了该国一对夫妇奴役一名尼日利亚非法移民长达24年的新闻。这对夫妇在受害者14岁时将其作为“儿子”带入英国,一直奴役至其38岁,期间从未支付过任何报酬,还限制他与外界联系,威胁“如果逃跑,就会被驱逐出境”。受害者曾在2005年报警,但接待他的警官称这是“家庭内部矛盾”。

    奴隶制度同时扭曲了奴役者和奴隶

    提臧13岁时,第一次站出来为这个一直照顾他的女人说话,那次她被男主人打了。此后,提臧开始要求母亲改善对洛拉的态度,母子时常为此争吵。提臧有意教洛拉开车、使用银行卡和自动提款机,希望有一天她可以去自己想去的地方。但逆来顺受的洛拉被禁锢了太久,英语磕磕巴巴,一切机械都会让她不知所措,她选择继续留在这个家里,继续任劳任怨。

    提臧的母亲去世后,洛拉和提臧一起生活,那时她已经75岁了。令提臧无奈的是,“当我看到她在厨房里站着吃饭,或者我一走进房间,她就紧张起来并且开始打扫”。几个月后,他决定和洛拉谈谈。

    “我不是我爸。你不是这里的奴隶,”提臧说,“这里是你的家,你不是来侍候我们的。你可以放松,好吗?”“好的。”她说,然后转身去打扫卫生。

    “她不知道别的生活方式。”提臧写道,“我意识到我得听从自己的劝告,放松。如果她想做晚饭,让她做;感谢她做的菜,然后自己去洗碗。我得不断提醒自己,随她吧。”

    和提臧一起生活的12年,洛拉过得比以前幸福多了——提臧把她当家人,还带她回到菲律宾的故乡小住。但仍有不少人指责,他其实有能力给予洛拉自由却没有这么做,他的怜悯和懊悔乃至撰写《洛拉:我家的奴隶》一文都是一种“伪善”。记者兼活动家乔希·沙阿里亚尔甚至称提臧是“怪物”。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人对提臧抱着理解和宽容的态度。《纽约杂志》的杰西·西格纳将此解读为一个正派的人牵涉进邪恶的社会关系中的故事。《大西洋月刊》撰稿人格雷姆·伍德倾向这种观点,他表示,自己也曾在无意中奴役过别人。

    1999年,伍德前往孟加拉国时遭遇了该国的政治示威和全国性罢工,眼看要滞留机场,和他同飞机的一家当地人收留了他。在之后的5天里,伍德接受了这个家庭的两名童奴的服务,当时他并没有意识到两个孩子是奴隶,那家人只是说,他们的父母是穷人,早就放弃了抚养他们,他们做家务是为了换取更好的生活。

    “我是怪物吗?”伍德自问,“或许是。从这次经历中,我能证实作为怪物的感觉是非常麻木的。真的,接受他们的款待和免费劳动在当时根本不像道德选择,它什么都不是。”

    伍德认同,作为早就有能力使洛拉获得自由的成年人,提臧付诸行动的日子晚了一些。“但他有许多事要应对——这是一辈子的责任……我想,在提臧的故事里,开口谴责或许更难”。

    《那个唤作洛拉的女奴》一文的作者万·R·纽克表示,不该对提臧过于苛责。但纽克指出,提臧对奴役洛拉感到羞愧,却又为了自己和家庭掩饰奴役行为,而洛拉在遭受长期奴役后,完全丧失了重获自由的意愿和能力,这些恰恰说明奴隶制度同时扭曲了奴役者和奴隶。

    如今,无论人们如何争论,对故事的当事人都已没有意义,86岁的洛拉在2011年因心脏病去世,提臧也于今年3月离开了人世。

 

普利策奖得主自曝蓄奴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