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武器如何诞生？你知道的未必是真相
编译 史春树
青年参考
（
2017年06月07日
09
版）
美国用原子弹轰炸日本后不久便推出了官方报告，激发了普罗大众对核武器的“美好想象”。然而，和“奥本海默是原子弹之父”等似是而非的观念一样，这份材料本质上是美国政府公关行动的组成部分，目的在于遏制公众对这种大规模杀戮手段的恐惧与厌恶。
1945年8月，蘑菇云在广岛和长崎升起后没几天，美国政府便推出一份官方报告，披露了核武器研发的来龙去脉。报告解释说，“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由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承担，“在新墨西哥州的平顶山上……聚集着一群顶尖人才，可谓群星璀璨”。
尽管语言平淡，这份被称为《史密斯报告》的小册子，还是在短短几天内冲进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后来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成为外界了解核武器的最早渠道。
官方报告为何断章取义
时隔70年，当人们重新审视《史密斯报告》，会发现公众对核武器的诸多“常识”正是被它塑造的。譬如，当时主管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奥本海默教授被公认为“原子弹之父”。全球第一枚原子弹在新墨西哥州试爆成功后不久，美国战争部便签发文件，表彰奥本海默“因为把原子能成功运用于军事目的而立下汗马功劳”。
然而，将整个“曼哈顿工程”的成就归功于奥本海默领导的一群物理学家，是否有失全面？毕竟，核武器的设计与制造需要多学科合作，物理学只是其中之一，化学和工程学同样重要。何况，“曼哈顿工程”其实只有4%的工作量是在洛斯阿拉莫斯完成的。
其实，业内人士很早就对《史密斯报告》提出了异议。1945年秋，化学家格伦·希伯格致信报告作者、普林斯顿大学物理学家亨利·D·史密斯，直言“一大批参与曼哈顿项目的化学家对我抱怨，相比物理学问题，这份所谓的官方报告在提到化学家们的努力时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希伯格就此“吐槽”，他和同事们感觉被“贬得一文不值”。
《史密斯报告》断章取义，最容易想到的原因是国家安全——美国军方从一开始就不打算透露全部信息，以防潜在敌人苏联从中找到开发同类武器的线索。
“出于军事安全的原因，这时还不能把事情和盘托出。”在这份报告的前言部分，曼哈顿项目的军方负责人莱斯利·格罗夫斯将军如是说。他曾告诫知情者，如果有谁敢分享任何超出《史密斯报告》指定范围的技术信息，将招来“反间谍法的严厉惩处”。
在新著《原子弹历史钩沉》中，美国作家丽贝卡·施瓦茨详细记述了《史密斯报告》出炉前后的内幕。该书主张，美国政府怀有超出国家安全的其他动机。施瓦茨援引历史学家珍妮特·法瑞尔·布罗迪的观点指出，“官员们不想让原子弹与化学和生物武器挂钩”。简而言之，公众对核武器的认知至今存在大量误区，很大程度上是美国政府精心诱导的结果。
科研团队内部分歧严重
1940年，在英国避难的犹太裔科学家奥托·弗里希和鲁道夫·佩尔斯，最先计算出制造原子弹所需要的铀的临界质量。他们在给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备忘录中详细介绍了核武器发挥破坏力的方式，称核爆炸形成的高温和冲击波只是前奏，而“放射性物质”的危害和化学武器不相上下：“污染物将随风飘散，扩散污染，足以在下风方向数英里内致人死命。”
两人的结论是，鉴于原子弹威力太大，“它也许不适合作为一种武器投入实战”。
次年，在一份给美国国家科学院的报告中，史密斯和物理学家尤金·魏格纳提到，核爆炸产生的放射性物质“类似某种强效毒气”。考虑到这一点，国际社会完全有理由仿效禁止化学武器的先例，对核武器实施严厉监管。此前，《日内瓦协定》已禁止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以及所有类似的液体、材料或装置”。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化学战广受谴责；1943年，美国总统罗斯福更是公开宣称：“此类武器……被文明社会普遍认为是非法的”。
即便在参与“曼哈顿工程”的学者中间，有关核武器“道德性”的观点也存在严重分歧。曾任该项目一把手的詹姆斯·柯南特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十分热衷，多年后在回忆录中写道：“1917年我不明白，到今天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我们更愿意用炸弹让敌人肝脑涂地，而不是攻其肺部或皮肤？”就“化学武器比其他武器残忍”这种观点，他的评语是“过时”。
受雇为“曼哈顿工程”服务的詹姆斯·弗兰克也是一名化学家，有丰富的毒性气体研究经验。在了解了原子弹的巨大威力后，他对自己从事的工作产生了怀疑和恐惧，经常让同事们通宵聚会，分享各自的忧虑。这些人还联名起草了一份文件，后称《弗兰克报告》。
“我们囤积大量毒性气体但不使用，”这份远不如《史密斯报告》出名的文件解释道，“民调已经表明，即使它会加快战争的胜利，公众舆论还是会说不。”《弗兰克报告》还从道德和技术角度分析了核武器带来的消极影响，并明确反对事先未经警告便使用原子弹。
美国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的特别助理乔治·哈里森为此大为光火，向上司汇报了《弗兰克报告》的关键内容。哈里森指出，“他们感觉这样做（实施核打击）会牺牲我们的道德立场，结果会使我们在提出或实行任何国际军控体系时发挥领导作用变得更加困难。”
哈里森很清楚，核武器的恐怖威力会把公众吓坏，使得平民百姓难以接受核能。于是，他向史汀生发了一份急电，催促后者赶快行动，“以避免对公众及国会产生负面影响”。
“令人不安的表述”被删除
1945年5月31日，在会见奥本海默及其团队时，史汀生和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专门为有关原子弹研制工作的“官方辞令”定调。史汀生叮嘱科学家们，在公众场合一定要把原子弹形容为科学的宠儿，强调它是精英智慧的结晶。“这个项目不应该仅仅被看作武器，”他说，“而要看作是人类和宇宙的新关系，与哥白尼或牛顿的发现相提并论。”
会见期间，格罗夫斯将军的一番话让科学家们不快。他向两位上司抱怨说，“曼哈顿工程”是如何“从一开始就由于某些科学家的缘故而备受困扰，这些人疑神疑鬼，忠诚度也不确定。因此，应当立即把这些科学家调离这个项目，清除我们不再需要的人员”。
耐人寻味的是，格罗夫斯指定亨利·史密斯作为原子弹研发计划的官方传声筒，但后者对这种武器的无差别杀伤效果心知肚明，早就宣称“核反应堆运行一天所产生的放射性有毒物质，足以使一大片区域人畜不存”。
《原子弹历史钩沉》一书提到，奉命创作《史密斯报告》期间，史密斯把自己关在普林斯顿大学一间戒备森严的办公室里，每天工作结束后就将草稿存放到一个上锁的保险箱中，再由军方人员直接送给格罗夫斯审阅。
在一份解密的草稿中，史密斯把原子弹和毒气相提并论：“我们是接受这种新材料，把它仅仅作为一种威力特别强的炸弹？ 还是把它定义为毒气一类的大规模破坏手段，威力太强以至于不能首先使用？”在军方核准的定稿里，这类可能引起公众不安的表述被删掉了，换言之，正式版《史密斯报告》对核爆炸会不可避免地产生有害物质这一点语焉不详。
公众将受害者遗忘
美国政府一方面有选择性地披露关于核武器的事实，另一方面对“未经许可的信息”实施严格审查。蘑菇云在日本升起后，有位参与该项目的科学家写了篇文章，刊登在《旧金山观察家报》上，称广岛的放射物质残留“70年都不会消失”。尽管这种说法并不严谨，事件的主角还是被联邦调查局（FBI）盯上，被迫收回这番言论。
信息审查和媒体公关是宣传攻势的一体两面。为此，格罗夫斯等人特聘《纽约时报》记者威廉·劳伦斯担任顾问，后者奉命撰写了《黎明时分：原子弹的故事》一书，对物理学在核计划中的意义大加渲染，还声称原子弹媲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事实上，相对论与核武器开发分属基础科学领域和工程技术领域，并无太多相关性。
类似的公关行动左右了舆论。首次核试爆一周年纪念日时，爱因斯坦成为《时代》杂志封面人物，背景则是一朵蘑菇云，上面还印着著名的公式：E=mc2。
《史密斯报告》等官样文章刻意隐瞒有关核武器的某些关键事实，是政治算计的结果。美国历史学家肖恩·迈洛伊注意到，广岛被摧毁后，格罗夫斯“似乎担心”这种炸弹“可能被归入和化学和生物武器一类不人道的战争形式”，从而令华盛顿蒙受道德风险。二战结束后几个月，有关广岛、长崎两地大批居民因辐射病而饱受折磨的报道已广泛见诸报端，但格罗夫斯依然把遭受核辐射形容为“一种痛快的死法”。
私下里，格罗夫斯曾赞扬洛斯阿拉莫斯的科学家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角色”。然而，按照《原子弹历史钩沉》一书的观点，在美国公众为原子弹这一“科学神话”欢呼时，史上首批核武器受害者的遭遇被遗忘了。在此过程中，唯一的胜利者是美国政府——通过公关，它让少数几个物理学家成为英雄，同时确保民众不至于产生“大屠杀”之类的负面想象。
美国《大西洋月刊》网站
美国用原子弹轰炸日本后不久便推出了官方报告，激发了普罗大众对核武器的“美好想象”。然而，和“奥本海默是原子弹之父”等似是而非的观念一样，这份材料本质上是美国政府公关行动的组成部分，目的在于遏制公众对这种大规模杀戮手段的恐惧与厌恶。
1945年8月，蘑菇云在广岛和长崎升起后没几天，美国政府便推出一份官方报告，披露了核武器研发的来龙去脉。报告解释说，“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由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承担，“在新墨西哥州的平顶山上……聚集着一群顶尖人才，可谓群星璀璨”。
尽管语言平淡，这份被称为《史密斯报告》的小册子，还是在短短几天内冲进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后来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成为外界了解核武器的最早渠道。
官方报告为何断章取义
时隔70年，当人们重新审视《史密斯报告》，会发现公众对核武器的诸多“常识”正是被它塑造的。譬如，当时主管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奥本海默教授被公认为“原子弹之父”。全球第一枚原子弹在新墨西哥州试爆成功后不久，美国战争部便签发文件，表彰奥本海默“因为把原子能成功运用于军事目的而立下汗马功劳”。
然而，将整个“曼哈顿工程”的成就归功于奥本海默领导的一群物理学家，是否有失全面？毕竟，核武器的设计与制造需要多学科合作，物理学只是其中之一，化学和工程学同样重要。何况，“曼哈顿工程”其实只有4%的工作量是在洛斯阿拉莫斯完成的。
其实，业内人士很早就对《史密斯报告》提出了异议。1945年秋，化学家格伦·希伯格致信报告作者、普林斯顿大学物理学家亨利·D·史密斯，直言“一大批参与曼哈顿项目的化学家对我抱怨，相比物理学问题，这份所谓的官方报告在提到化学家们的努力时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希伯格就此“吐槽”，他和同事们感觉被“贬得一文不值”。
《史密斯报告》断章取义，最容易想到的原因是国家安全——美国军方从一开始就不打算透露全部信息，以防潜在敌人苏联从中找到开发同类武器的线索。
“出于军事安全的原因，这时还不能把事情和盘托出。”在这份报告的前言部分，曼哈顿项目的军方负责人莱斯利·格罗夫斯将军如是说。他曾告诫知情者，如果有谁敢分享任何超出《史密斯报告》指定范围的技术信息，将招来“反间谍法的严厉惩处”。
在新著《原子弹历史钩沉》中，美国作家丽贝卡·施瓦茨详细记述了《史密斯报告》出炉前后的内幕。该书主张，美国政府怀有超出国家安全的其他动机。施瓦茨援引历史学家珍妮特·法瑞尔·布罗迪的观点指出，“官员们不想让原子弹与化学和生物武器挂钩”。简而言之，公众对核武器的认知至今存在大量误区，很大程度上是美国政府精心诱导的结果。
科研团队内部分歧严重
1940年，在英国避难的犹太裔科学家奥托·弗里希和鲁道夫·佩尔斯，最先计算出制造原子弹所需要的铀的临界质量。他们在给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备忘录中详细介绍了核武器发挥破坏力的方式，称核爆炸形成的高温和冲击波只是前奏，而“放射性物质”的危害和化学武器不相上下：“污染物将随风飘散，扩散污染，足以在下风方向数英里内致人死命。”
两人的结论是，鉴于原子弹威力太大，“它也许不适合作为一种武器投入实战”。
次年，在一份给美国国家科学院的报告中，史密斯和物理学家尤金·魏格纳提到，核爆炸产生的放射性物质“类似某种强效毒气”。考虑到这一点，国际社会完全有理由仿效禁止化学武器的先例，对核武器实施严厉监管。此前，《日内瓦协定》已禁止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以及所有类似的液体、材料或装置”。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化学战广受谴责；1943年，美国总统罗斯福更是公开宣称：“此类武器……被文明社会普遍认为是非法的”。
即便在参与“曼哈顿工程”的学者中间，有关核武器“道德性”的观点也存在严重分歧。曾任该项目一把手的詹姆斯·柯南特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十分热衷，多年后在回忆录中写道：“1917年我不明白，到今天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我们更愿意用炸弹让敌人肝脑涂地，而不是攻其肺部或皮肤？”就“化学武器比其他武器残忍”这种观点，他的评语是“过时”。
受雇为“曼哈顿工程”服务的詹姆斯·弗兰克也是一名化学家，有丰富的毒性气体研究经验。在了解了原子弹的巨大威力后，他对自己从事的工作产生了怀疑和恐惧，经常让同事们通宵聚会，分享各自的忧虑。这些人还联名起草了一份文件，后称《弗兰克报告》。
“我们囤积大量毒性气体但不使用，”这份远不如《史密斯报告》出名的文件解释道，“民调已经表明，即使它会加快战争的胜利，公众舆论还是会说不。”《弗兰克报告》还从道德和技术角度分析了核武器带来的消极影响，并明确反对事先未经警告便使用原子弹。
美国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的特别助理乔治·哈里森为此大为光火，向上司汇报了《弗兰克报告》的关键内容。哈里森指出，“他们感觉这样做（实施核打击）会牺牲我们的道德立场，结果会使我们在提出或实行任何国际军控体系时发挥领导作用变得更加困难。”
哈里森很清楚，核武器的恐怖威力会把公众吓坏，使得平民百姓难以接受核能。于是，他向史汀生发了一份急电，催促后者赶快行动，“以避免对公众及国会产生负面影响”。
“令人不安的表述”被删除
1945年5月31日，在会见奥本海默及其团队时，史汀生和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专门为有关原子弹研制工作的“官方辞令”定调。史汀生叮嘱科学家们，在公众场合一定要把原子弹形容为科学的宠儿，强调它是精英智慧的结晶。“这个项目不应该仅仅被看作武器，”他说，“而要看作是人类和宇宙的新关系，与哥白尼或牛顿的发现相提并论。”
会见期间，格罗夫斯将军的一番话让科学家们不快。他向两位上司抱怨说，“曼哈顿工程”是如何“从一开始就由于某些科学家的缘故而备受困扰，这些人疑神疑鬼，忠诚度也不确定。因此，应当立即把这些科学家调离这个项目，清除我们不再需要的人员”。
耐人寻味的是，格罗夫斯指定亨利·史密斯作为原子弹研发计划的官方传声筒，但后者对这种武器的无差别杀伤效果心知肚明，早就宣称“核反应堆运行一天所产生的放射性有毒物质，足以使一大片区域人畜不存”。
《原子弹历史钩沉》一书提到，奉命创作《史密斯报告》期间，史密斯把自己关在普林斯顿大学一间戒备森严的办公室里，每天工作结束后就将草稿存放到一个上锁的保险箱中，再由军方人员直接送给格罗夫斯审阅。
在一份解密的草稿中，史密斯把原子弹和毒气相提并论：“我们是接受这种新材料，把它仅仅作为一种威力特别强的炸弹？ 还是把它定义为毒气一类的大规模破坏手段，威力太强以至于不能首先使用？”在军方核准的定稿里，这类可能引起公众不安的表述被删掉了，换言之，正式版《史密斯报告》对核爆炸会不可避免地产生有害物质这一点语焉不详。
公众将受害者遗忘
美国政府一方面有选择性地披露关于核武器的事实，另一方面对“未经许可的信息”实施严格审查。蘑菇云在日本升起后，有位参与该项目的科学家写了篇文章，刊登在《旧金山观察家报》上，称广岛的放射物质残留“70年都不会消失”。尽管这种说法并不严谨，事件的主角还是被联邦调查局（FBI）盯上，被迫收回这番言论。
信息审查和媒体公关是宣传攻势的一体两面。为此，格罗夫斯等人特聘《纽约时报》记者威廉·劳伦斯担任顾问，后者奉命撰写了《黎明时分：原子弹的故事》一书，对物理学在核计划中的意义大加渲染，还声称原子弹媲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事实上，相对论与核武器开发分属基础科学领域和工程技术领域，并无太多相关性。
类似的公关行动左右了舆论。首次核试爆一周年纪念日时，爱因斯坦成为《时代》杂志封面人物，背景则是一朵蘑菇云，上面还印着著名的公式：E=mc2。
《史密斯报告》等官样文章刻意隐瞒有关核武器的某些关键事实，是政治算计的结果。美国历史学家肖恩·迈洛伊注意到，广岛被摧毁后，格罗夫斯“似乎担心”这种炸弹“可能被归入和化学和生物武器一类不人道的战争形式”，从而令华盛顿蒙受道德风险。二战结束后几个月，有关广岛、长崎两地大批居民因辐射病而饱受折磨的报道已广泛见诸报端，但格罗夫斯依然把遭受核辐射形容为“一种痛快的死法”。
私下里，格罗夫斯曾赞扬洛斯阿拉莫斯的科学家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角色”。然而，按照《原子弹历史钩沉》一书的观点，在美国公众为原子弹这一“科学神话”欢呼时，史上首批核武器受害者的遭遇被遗忘了。在此过程中，唯一的胜利者是美国政府——通过公关，它让少数几个物理学家成为英雄，同时确保民众不至于产生“大屠杀”之类的负面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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