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好中国故事 我们在路上

    我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读书时，感觉很多人对中国有着或多或少的偏见。我不止一次听到身边的同学说：“看看北京和上海，地铁比纽约都好，中国好意思说自己是发展中国家吗？”可是，我也知道，这些偏见的形成大多是因为他们做出判断基于的事实是不完整的，甚至是被扭曲的。我无法改变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我认为多元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应当被尊重。但是，我想给他们提供一个真实的中国，好的和不好的方面，以及这背后的原因。

    2015年从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毕业后，我发起创建了世界青年发展论坛（WYDForum），一个致力于促进世界各领域优秀青年之间的对话和思维共享的NGO。“哈佛中国行”是我们举办的主题项目。

    世界青年发展论坛想做的和正在做的事，就是通过一系列中国行的结构化参访，将真实的中国介绍给世界。以“哈佛中国行”为例，在行程设计上，我们围绕4个主题展开：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崛起中的私营企业、崛起中的社会组织、中国人对历史的态度。根据这4个主题，我们安排了一系列交流和参访活动，从政府到企业，从NGO到学校。例如，我们邀请了一位在国外研究了9年政治学的学者与哈佛同学交流，讲解为什么美国式的民主在中国无法实行。这位学者目前在河南一个镇做镇长助理，并在他管辖的10个自然村做基层民主普选研究，所以他的话非常有说服力。

    我们希望告诉同学们，中国的实际情况是什么样的，为什么西方奉行的一些“真理”在东方土地上不能扎根？的确，我们有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和完善的基础设施，但我们也有9亿农民和庞大的贫困人口。

    下面是一些参加了“哈佛中国行”项目的哈佛大学学生的体会，从中，我们能看到他们认知的改变，以及这种改变的潜在价值。

    安德鲁·希尔斯：我了解了很多中国人对政府和经济增长的态度和观点。我来自美国，所以我非常重视个人自由和言论表达。我的感觉是，在中国，人们普遍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更加重视，而这教会了我如何去理解中国的政策和人民。

    迈克尔·何：在这次行程中我最大的心得，就是认识到中国政府成功地融入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对亿万人的扶贫，以及对未来诸多现实问题（如污染）的大力解决，中国共产党正在成功地改善大多数人的生活。既然如此，他们的政策又为何必须符合我们美国的理想呢？虽然中国政府未来还有很多提升的空间，但是这次旅行让我意识到，我们对中国政府的一些带有倾向性的负面看法可能并不合理。虽然，在美国，这可能是一个不受欢迎的观点，但我愿意就此和任何人展开讨论。

    巴塞尔·阿卡拉：我对中国最大的体会就是，它是多么的富有前瞻性！改革在各个层面都得到了接受，并以明智的方式步步推进、不断调整，以尽可能地适应更多人。这个国家了不起的土地改革、经济特区建设、金融贸易区推进，都是国家加快发展的步骤和方式。

    航·李：中国在过去30年间取得了如此多的成就，我在这次行程中被深深震撼。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哈佛中国行”通过各种各样的会议，强调了中国发展的不同主题，这很了不起。我也认识到，未来世界的领导者，包括这次“哈佛中国行”中的领导者，将在未来的数十年中面临更大的挑战，有很多事情要做。

    托拜厄斯·克莱莫：回想这次旅程，我最大的收获就是，中国与我们有许多共通之处，但这并不是说中国越来越西化，或是中国应该接受西式民主，而是说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比西方国家描绘的更具多样性。

    安贾莉·塔迦尔：带着开放地看待不同政府形态的心情，我结束了中国之行，在这之前我没想到自己能有这样的转变。坦率地说，在参加这次旅行之前，我对中国政府的一些做法和方式是表示怀疑的。但是，在这次旅行中，通过与不同人的交流、互动，我开始看到了不同的方面，比如，中国令人难以置信、印象深刻的扶贫率。我开始明白，并不存在“正确”的政府形式。以强大的一致的愿景去推进目标，是中国成功的关键之一，无论你在意识形态层面接受与否。

    艾米丽·邵：这次来中国让我得以深入思考诸多问题：中国的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是如何影响这个国家现在的运作的？为什么政界和商界在应对一些问题时会按照特定的模式行事？……我非常高兴能够听到中国的观点，因为在美国，我们只能接触到西方的观点。同时，能看到中国如何驱动和鼓励每个人，这也让我深受激励。虽然未来有挑战（每个国家都面临挑战），但我对中国的未来感到非常兴奋，并且希望能在未来的日子里参与它的经济发展。

    安娜·布莱金斯卡娅：中国是一个拥有了不起的成长故事的国家，这里有一些令人非常钦佩的企业，比如阿里巴巴等，它们正在用企业作为平台，去改善成百上千万人的生活，尤其是在中国的农村。我期待看到这种趋势继续下去。同时，可持续发展是中国企业发展的核心需要，我希望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在中国看到更多的利好政策和发展进步。

    中国正在走向世界，并在国际舞台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偏见和误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阻力和困难，吃了很多亏。“哈佛中国行”的团员在哈佛大学进行选拔，选拔条件很严格，每年的录取率只有12%左右。我不敢说这些人未来是各个国家的总统、总理，但至少是各行业的领军人物。我希望这群可能影响未来世界各国政策的青年在事业的早期，对中国有客观而立体的认识，减少对中国的偏见。20年后，他们就可以影响决策。同时，这批青年领袖在青年中很有影响力，他们就像一粒粒种子，可以把他们对中国的理解和认识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为中国的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

    本文作者是世界青年发展论坛创始人、主席，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公共政策硕士毕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