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败后假装继续执政
德国纳粹政权最后的表演
编译 史春树
青年参考
（
2017年04月05日
11
版）
纳粹德国战败投降后，第三帝国的一群余党基于同盟国的默许，假装自己仍然在统治这个千疮百孔的国家。尽管这出“滑稽剧”只维持了半个多月，滨海小城弗伦斯堡仍然得以见证纳粹政权最后的表演，包括一些贻害深远的谎言的诞生过程。
--------------------------------------------------
世人欢庆二战欧洲胜利日约一星期后，一辆隶属于纳粹德国总参谋部的豪华轿车出现在德国北部某地的一幢公寓前，准备迎接德意志第三帝国的最后一位领袖。
在幕僚簇拥下，身着海军元帅制服的卡尔·邓尼茨钻进车子，手里握着做工精美的元帅权杖。上任不久的他，赶着去参加上午10点的第三帝国内阁会议。会议议程无所不包，从如何精简名存实亡的军队，到使用何种旗帜替代已被禁止的纳粹卐字旗。
时值1945年5月中旬，阿道夫·希特勒已经死去，苏联红军在柏林街头阅兵。然而，在毫发未损的边境小城弗伦斯堡，以邓尼茨为首的一群纳粹余党，依然假装自己大权在握，装腔作势地向不愿接受德国战败这个事实的民众发号施令。
胜利者默许的闹剧
“我无法实际行使管理政府的职能，但这不会改变我曾是德国元首的事实。”邓尼茨在回忆录中如此描述自己在德国战败后数周内的状态。在此之前，纳粹德国的精英或是丧命，或是沦为阶下囚，希特勒只得在遗嘱中指定毫无行政经验的邓尼茨继位。
由于德国几乎所有大城市都在战乱中被炸成瓦砾，邓尼茨政权选定了靠近丹麦边境的一所海军学校安营扎寨。每天上午，第三帝国的内阁会议会准时在校园里的体育馆召开。
为了与希特勒有所区别，邓尼茨拒绝使用“元首”这个称号。从法律上讲，他算是“德国总统”，幕僚们则大多沿袭之前的习惯，继续用“海军元帅”称呼他。
军校早已被英国占领军团团包围，但德国人仍然被允许保留配枪。希特勒的画像一如既往地悬挂在办公室的墙上，打字员们忙着为满目疮痍的国家起草复兴计划。弗伦斯堡当局甚至没有忘记致电东京，以惋惜的口气告诉日本人，他们已无力维持轴心国同盟。
在周围的居民区，许多民众依然相信“政府”虚张声势的宣传。在对外广播中，邓尼茨及同僚把自身描绘成一群无政治倾向的技术官僚，将重建国家、防范苏联作为要务。
官方史料在提及弗伦斯堡当局时，通常将其描绘成“一出滑稽剧”。很少有人意识到，纳粹余党的表演为胜利者所默许，原因在于，后者认为这些家伙尚有利用价值——经过纳粹的多年统治，德国军民视服从命令为本分，所以，由邓尼茨等人出面安排德国各地的投降及战后重建事宜，比由同盟国亲自动手更省事。
正如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一封致英国外交部的信中所言：“我们不会深入每一个德国贫民区，去和每一个德国人理论，要求他们投降……我们需要借用某些能让他们服从的力量。”
不少战犯在此安居
邓尼茨等人的好运气持续了不到一个月。随着“同盟国暗中支持纳粹余党”一类的小道消息不断发酵，担心造成不良影响的英国人终于决定“清扫”弗伦斯堡 。
1945年5月23日，英国占领当局传唤德国官员集体开会，以礼貌的口气告知他们将被逮捕。与此同时，大队英国士兵冲进学校，将所有在场的下级人员缴械。
“没有比这些更令人满意的照片了——曾经身居高位的德国人像寻常的囚犯一样列队站好。”一部反映当时情况的纪录片配有这样的台词。镜头转移到邓尼茨身上时，解说员用戏谑的口吻，称这位末代元首为“獐头鼠目的小个子水手”。
不过，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欧美各国的公众舆论谈及弗伦斯堡当局时还是相对宽容的。作为有史以来最大的反人类罪犯亲自指定的继承者，邓尼茨给外界留下的印象局限于“一名恪尽职守的职业军人，徒劳地维持一个注定要灭亡的体制”。
事实上，这种观念掩饰了邓尼茨对纳粹政权的狂热忠诚，即使在许多高官背叛希特勒之后，这种忠诚也不曾动摇。在军事层面，他是“大西洋战役”的主要策划者，声称要是有足够多的潜艇，第三帝国本来有机会赢得这场战争。
更重要的是，短命的弗伦斯堡政府中充斥着战犯。当欧洲各地刚刚解放的集中营内每星期仍有成千上万人死亡的时候，大屠杀的设计师之一威廉海姆·斯图卡特却在这座风景如画的小城中安居。纳粹冲锋队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逃离柏林后，也曾试图去弗伦斯堡谋一份差事，只是因为他太过声名狼藉，最后被邓尼茨用一纸信函打发走了。
谎言与逃避延续多年
如许多后世的历史研究者所指出，从表面上看，在1945年春天出没于弗伦斯堡的纳粹余党只是一群小丑，但他们的影响力波及了战后的几代人。
首当其冲的一点在于，弗伦斯堡政权的存在坐实了克里姆林宫最大的担心，那就是莫斯科的西方盟友对第三帝国并非那么恨之入骨——超过2000万苏联军人和平民在二战中死亡，英国人却容许这么一块法外之地的存在，让纳粹分子在他们眼皮底下踢正步。
另一方面，弗伦斯堡当局在被取缔前一直孜孜不倦地炮制着谎言，试图阻止外界了解纳粹德国的暴行。譬如，按照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伊恩·克肖在专著《完结》中的说法：“在战后德国大行其道的德国国防军‘纪律严明’的神话，就是从那个时候逐渐形成的。”
曾在弗伦斯堡供职的纳粹分子就此并不避讳。即便到了20世纪60年代，当《安妮日记》等呈现纳粹大屠杀真相的作品已广泛流传时，他们还是一口咬定，全欧洲2/3的犹太人被有计划地消灭，只是因为“战时物资匮乏和极少数党卫军成员滥用职权”。
这方面最典型的表述要数曾任邓尼茨副官的瓦尔特·路德-诺伊尔特留下的一段文字。他宣称，集中营的受害者所经历的，“德国人民尤其是数百万计的难民同样经历过”。
如果说纳粹余党如此歪曲事实的目的在于逃避惩罚，那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得逞了。卡尔·邓尼茨被送上了纽伦堡法庭，被判犯有战争罪，但只坐了不到10年牢便重获自由。依靠西德政府提供的养老金，他过上了舒适的退休生活，还能拿到著书立说带来的丰厚稿酬。
1980年，当纳粹德国末代元首以89岁高龄死去时，2500人出席了他的葬礼，向他们心目中的“悲情英雄”致敬。此时，邓尼茨内阁曾经的会议室已经恢复了体育馆的本来面貌，但外墙上依然保留了脚踏纳粹卐字标识的雄鹰浮雕，仿佛在提醒人们，看似与世无争的海滨小城弗伦斯堡，曾作为刽子手与大屠杀主谋的巢穴，见证了第三帝国最后的时光。
▋加拿大《全国邮报》网站
纳粹德国战败投降后，第三帝国的一群余党基于同盟国的默许，假装自己仍然在统治这个千疮百孔的国家。尽管这出“滑稽剧”只维持了半个多月，滨海小城弗伦斯堡仍然得以见证纳粹政权最后的表演，包括一些贻害深远的谎言的诞生过程。
--------------------------------------------------
世人欢庆二战欧洲胜利日约一星期后，一辆隶属于纳粹德国总参谋部的豪华轿车出现在德国北部某地的一幢公寓前，准备迎接德意志第三帝国的最后一位领袖。
在幕僚簇拥下，身着海军元帅制服的卡尔·邓尼茨钻进车子，手里握着做工精美的元帅权杖。上任不久的他，赶着去参加上午10点的第三帝国内阁会议。会议议程无所不包，从如何精简名存实亡的军队，到使用何种旗帜替代已被禁止的纳粹卐字旗。
时值1945年5月中旬，阿道夫·希特勒已经死去，苏联红军在柏林街头阅兵。然而，在毫发未损的边境小城弗伦斯堡，以邓尼茨为首的一群纳粹余党，依然假装自己大权在握，装腔作势地向不愿接受德国战败这个事实的民众发号施令。
胜利者默许的闹剧
“我无法实际行使管理政府的职能，但这不会改变我曾是德国元首的事实。”邓尼茨在回忆录中如此描述自己在德国战败后数周内的状态。在此之前，纳粹德国的精英或是丧命，或是沦为阶下囚，希特勒只得在遗嘱中指定毫无行政经验的邓尼茨继位。
由于德国几乎所有大城市都在战乱中被炸成瓦砾，邓尼茨政权选定了靠近丹麦边境的一所海军学校安营扎寨。每天上午，第三帝国的内阁会议会准时在校园里的体育馆召开。
为了与希特勒有所区别，邓尼茨拒绝使用“元首”这个称号。从法律上讲，他算是“德国总统”，幕僚们则大多沿袭之前的习惯，继续用“海军元帅”称呼他。
军校早已被英国占领军团团包围，但德国人仍然被允许保留配枪。希特勒的画像一如既往地悬挂在办公室的墙上，打字员们忙着为满目疮痍的国家起草复兴计划。弗伦斯堡当局甚至没有忘记致电东京，以惋惜的口气告诉日本人，他们已无力维持轴心国同盟。
在周围的居民区，许多民众依然相信“政府”虚张声势的宣传。在对外广播中，邓尼茨及同僚把自身描绘成一群无政治倾向的技术官僚，将重建国家、防范苏联作为要务。
官方史料在提及弗伦斯堡当局时，通常将其描绘成“一出滑稽剧”。很少有人意识到，纳粹余党的表演为胜利者所默许，原因在于，后者认为这些家伙尚有利用价值——经过纳粹的多年统治，德国军民视服从命令为本分，所以，由邓尼茨等人出面安排德国各地的投降及战后重建事宜，比由同盟国亲自动手更省事。
正如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一封致英国外交部的信中所言：“我们不会深入每一个德国贫民区，去和每一个德国人理论，要求他们投降……我们需要借用某些能让他们服从的力量。”
不少战犯在此安居
邓尼茨等人的好运气持续了不到一个月。随着“同盟国暗中支持纳粹余党”一类的小道消息不断发酵，担心造成不良影响的英国人终于决定“清扫”弗伦斯堡 。
1945年5月23日，英国占领当局传唤德国官员集体开会，以礼貌的口气告知他们将被逮捕。与此同时，大队英国士兵冲进学校，将所有在场的下级人员缴械。
“没有比这些更令人满意的照片了——曾经身居高位的德国人像寻常的囚犯一样列队站好。”一部反映当时情况的纪录片配有这样的台词。镜头转移到邓尼茨身上时，解说员用戏谑的口吻，称这位末代元首为“獐头鼠目的小个子水手”。
不过，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欧美各国的公众舆论谈及弗伦斯堡当局时还是相对宽容的。作为有史以来最大的反人类罪犯亲自指定的继承者，邓尼茨给外界留下的印象局限于“一名恪尽职守的职业军人，徒劳地维持一个注定要灭亡的体制”。
事实上，这种观念掩饰了邓尼茨对纳粹政权的狂热忠诚，即使在许多高官背叛希特勒之后，这种忠诚也不曾动摇。在军事层面，他是“大西洋战役”的主要策划者，声称要是有足够多的潜艇，第三帝国本来有机会赢得这场战争。
更重要的是，短命的弗伦斯堡政府中充斥着战犯。当欧洲各地刚刚解放的集中营内每星期仍有成千上万人死亡的时候，大屠杀的设计师之一威廉海姆·斯图卡特却在这座风景如画的小城中安居。纳粹冲锋队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逃离柏林后，也曾试图去弗伦斯堡谋一份差事，只是因为他太过声名狼藉，最后被邓尼茨用一纸信函打发走了。
谎言与逃避延续多年
如许多后世的历史研究者所指出，从表面上看，在1945年春天出没于弗伦斯堡的纳粹余党只是一群小丑，但他们的影响力波及了战后的几代人。
首当其冲的一点在于，弗伦斯堡政权的存在坐实了克里姆林宫最大的担心，那就是莫斯科的西方盟友对第三帝国并非那么恨之入骨——超过2000万苏联军人和平民在二战中死亡，英国人却容许这么一块法外之地的存在，让纳粹分子在他们眼皮底下踢正步。
另一方面，弗伦斯堡当局在被取缔前一直孜孜不倦地炮制着谎言，试图阻止外界了解纳粹德国的暴行。譬如，按照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伊恩·克肖在专著《完结》中的说法：“在战后德国大行其道的德国国防军‘纪律严明’的神话，就是从那个时候逐渐形成的。”
曾在弗伦斯堡供职的纳粹分子就此并不避讳。即便到了20世纪60年代，当《安妮日记》等呈现纳粹大屠杀真相的作品已广泛流传时，他们还是一口咬定，全欧洲2/3的犹太人被有计划地消灭，只是因为“战时物资匮乏和极少数党卫军成员滥用职权”。
这方面最典型的表述要数曾任邓尼茨副官的瓦尔特·路德-诺伊尔特留下的一段文字。他宣称，集中营的受害者所经历的，“德国人民尤其是数百万计的难民同样经历过”。
如果说纳粹余党如此歪曲事实的目的在于逃避惩罚，那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得逞了。卡尔·邓尼茨被送上了纽伦堡法庭，被判犯有战争罪，但只坐了不到10年牢便重获自由。依靠西德政府提供的养老金，他过上了舒适的退休生活，还能拿到著书立说带来的丰厚稿酬。
1980年，当纳粹德国末代元首以89岁高龄死去时，2500人出席了他的葬礼，向他们心目中的“悲情英雄”致敬。此时，邓尼茨内阁曾经的会议室已经恢复了体育馆的本来面貌，但外墙上依然保留了脚踏纳粹卐字标识的雄鹰浮雕，仿佛在提醒人们，看似与世无争的海滨小城弗伦斯堡，曾作为刽子手与大屠杀主谋的巢穴，见证了第三帝国最后的时光。
▋加拿大《全国邮报》网站
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