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路径协调员：帮掉队的孩子振作起来
作者 艾米丽·德瑞 编译 夏南
青年参考
（
2017年03月08日
16
版）
在华盛顿特区，四年制公立高中的学生毕业率达到了历史最高点，不过，也只是69%的水平，比起全美80%以上的平均值还是差了不少。
如何帮助在学习上遇到困难的孩子？这个话题在全美各地广泛讨论。作为对这一热门话题的回应，华盛顿特区今年采取措施，在学校里推出了成长路径协调员制度，旨在帮助那些可能毕不了业的孩子，让在成绩上掉队的学生重新振作。
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辅导甚至偶尔善意的哄骗，成长路径协调员跟踪掉队的学生在干什么，并有针对性地给他们制定计划，以求更好的发展。目前，华盛顿特区约有1300名因为学分不够而超龄未毕业的高中生，统计的范围包括未满24周岁且至少已经拖了两年没有毕业的学生。这一计划的终极目标，是在四年制高中里帮助尽可能多的孩子。
“我真正关注的是这些学生的家庭生活”
盎格鲁·赫尔南德斯（孩子们都称他“H”）在威尔逊高中负责成长路径协调员计划。该校离华盛顿市中心8公里远，处在城市西北部一个安静的街区。在全市所有的非申请入学制高中里，威尔逊高中拥有最高的毕业率：88%。不过，今天该校的1800名学生里，有多达400人学业不合格，其中85人已经超过了18岁且毕业被延期。据赫尔南德斯估计，在该校的毕业班学生中，约有35人有三四门课都要补习，这意味着还有不少工作要做。
赫尔南德斯在学校已经工作了8年，去年8月刚刚就任新的岗位。因为自己的个人经历，他对这些学生为了高中毕业要付出的艰难努力颇有体会。他小时候在费城，由单亲妈妈抚养长大。他们住在一个三居室里，这所房子里住了10个人。每天上学，他要自己走好几英里，有时连买新衣服的钱都没有。
“那日子真叫艰难啊。”在办公室里接受采访的时候，赫尔南德斯回忆道。上学时候的赫尔南德斯很喜欢运动，是个很受欢迎的校园明星，但对学习不上心。高中毕业那年，他多花了几个月才修完了所需的学分。在他拿到毕业证书的那天，妈妈去世了。
之所以能搞定这一切，赫尔南德斯得益于教练和老师的帮助，以及不愿放弃的精神。这段经历给了他足够的底气，面对每个走进他办公室的学生，他都可以说：“过去我和你一样。”赫尔南德斯每天的具体工作不一样，但从本质上来说，他扮演的就是把孩子、老师和辅导员连接在一起的粘合剂。
每天，赫尔南德斯的工作始于一堆数字。各门课的老师会提交数据，看看哪些学生考试没及格，哪些学生差点没及格，哪些学生需要课后辅导。他还得查看考勤记录，看看谁翘课了。接下来的工作和侦探差不多。“我真正关注的是这些学生的家庭生活。”赫尔南德斯说。有些学生平时在家吃不饱，甚至没有地方睡觉。还有一些学生需要照顾弟弟妹妹，或者放学后需要打工付家里的账单。许多人对学校教育没有太高的期待。“这些学生觉得没人在乎他们。”他解释说。
“持之以恒是解决问题的钥匙”
布里亚娜·巴克利是威尔逊高中的学生。“很多人觉得老师不会帮助自己，或者老师根本不会为自己考虑。”她说。她还表示，有的老师在课堂上显得很在乎学生，但要是走在路上，见了学生连个招呼都不打，这样的老师让人觉得“很假”。但她知道，赫尔南德斯很在乎学生。
高一的时候，巴克利和一位老师打过架。那之后，赫尔南德斯在田径训练场上找到她谈心，这拉近了师生之间的距离。当她在科学课上成绩不理想时，赫尔南德斯也会和她一起研究补习方案。“持之以恒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赫尔南德斯之后跟她说，“一旦别人看到你从这种对自己的‘投资’中获益，他们也会开始这种投资。”
巴克利选修了一门叫“意志力和就业能力”的课。这门课是赫尔南德斯来讲。在课堂上，学生们将学会怎样兑换支票、怎样为了面试着装打扮、怎样在对话中进行语码转换（在讲话中交替使用多种语言，显示身份或语言的优越感）。这些内容大多是富人家的孩子在家里学的，赫尔南德斯觉得很多学生没机会接触。赫尔南德斯有两个孩子，一个15岁，一个1岁。他觉得大人们做什么，孩子们就会跟着学什么。
随着类似课程的开设，学校对教育职责的认知发生了一些变化。美国大多数公立高中的学生来自低收入家庭。除了照顾他们的学业，学校也得教会学生怎么找吃的、穿的甚至住的地方。大多数公立高中的孩子都是有色人种，但公立高中80%的老师都是白人。这也带来了关于种族偏见和区别对待的问题，从学校纪律的管理到考试打分，莫不如此。
威尔逊高中的威廉·海斯老师推荐了赫尔南德斯做成长路径协调员。海斯表示，其实赫尔南德斯很久以前就开始非官方地接手这份工作，这填补了一个空白。20年前，海斯是该校的学生，那时的状况跟今天不太一样。今天的学校里多了不少专职顾问，对孩子们心理健康的关注度增加了不少。多年来，学校里一直有来自治安欠佳地区的学生，也有人家境贫寒，如今学校对这部分学生的关心多了不少。
“孩子愿意跟你交流时，就证明你做对了”
如今，学校的老师和管理层可以得到各项数据，很难有学生游离于老师的注意力之外。10年前，学校对某个学生成绩的关注可能一个学期才有一次，可是现在，学生的出勤率、测验分数、作业评分都被录入数据库。赫尔南德斯经常去查看数据，给表现很好和有待提高的学生标注不同的颜色。发现孩子不在学校，他就去家访，看看能帮上什么忙。如果学生只是落下了一点功课，他可以帮孩子报一个课后补习班。如果还不够，他会和学生谈谈，看看是否需要报名在线讲堂，或者去上一些额外课程。第二学年开始前，还有暑期学校为学生们查漏补缺。
更重要的是，通过数据分析，校方能预计可能出现的问题，和顾问们针对个案商讨对策。上个学年，威尔逊高中有250名学生需要补课，但其实第一学期只有35个人需要。数据分析让赫尔南德斯在学生成绩没有掉得太厉害的时候就及时发现了需要补课者。
“这项精妙的工作不是人人能干的。”赫尔南德斯说。他宁愿花大把时间听学生说什么，而不是一直对学生喋喋不休。家底殷实的学生可能在考虑怎么接管世界，可赫尔南德斯接触的学生大多数在考虑，在哪里能找到上学穿的干净衣服，甚至怎么走到学校。他会花时间跟学生讨论长远规划，比如读大学、找工作。他想让学生们知道，不管做什么，世界的舞台都比高中校园大得多，人人都可以扮演积极的角色。
经济因素也使得华盛顿特区开始更多招募成长轨迹协调员。没法毕业的孩子不会就此消失，他们长大后会因为没有一技之长，无法在经济社会中立足。当今的社会越来越看重良好的教育，这种压力近些年与日俱增，在威尔逊高中表现得尤其明显。
“我们曾经在那些什么也不缺的学生身上花了太多时间，”赫尔南德斯说，“现在总算回到了正确的方向上来。”
帮助学生并不总是需要大动作，有些小事很有效果。赫尔南德斯认为，早上和学生打个招呼就很有用。很难说协调员能给学校带来多大程度的改变，但他们理顺了错综复杂的问题。华盛顿的毕业率最近几年一直在提高。赫尔南德斯觉得，能从大量数据中筛选出信息，并把这些发现用于帮助孩子，本身就是不错的事情。
“当孩子愿意跟你交流的时候，就证明你做对了。”他说。
美国《大西洋月刊》
在华盛顿特区，四年制公立高中的学生毕业率达到了历史最高点，不过，也只是69%的水平，比起全美80%以上的平均值还是差了不少。
如何帮助在学习上遇到困难的孩子？这个话题在全美各地广泛讨论。作为对这一热门话题的回应，华盛顿特区今年采取措施，在学校里推出了成长路径协调员制度，旨在帮助那些可能毕不了业的孩子，让在成绩上掉队的学生重新振作。
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辅导甚至偶尔善意的哄骗，成长路径协调员跟踪掉队的学生在干什么，并有针对性地给他们制定计划，以求更好的发展。目前，华盛顿特区约有1300名因为学分不够而超龄未毕业的高中生，统计的范围包括未满24周岁且至少已经拖了两年没有毕业的学生。这一计划的终极目标，是在四年制高中里帮助尽可能多的孩子。
“我真正关注的是这些学生的家庭生活”
盎格鲁·赫尔南德斯（孩子们都称他“H”）在威尔逊高中负责成长路径协调员计划。该校离华盛顿市中心8公里远，处在城市西北部一个安静的街区。在全市所有的非申请入学制高中里，威尔逊高中拥有最高的毕业率：88%。不过，今天该校的1800名学生里，有多达400人学业不合格，其中85人已经超过了18岁且毕业被延期。据赫尔南德斯估计，在该校的毕业班学生中，约有35人有三四门课都要补习，这意味着还有不少工作要做。
赫尔南德斯在学校已经工作了8年，去年8月刚刚就任新的岗位。因为自己的个人经历，他对这些学生为了高中毕业要付出的艰难努力颇有体会。他小时候在费城，由单亲妈妈抚养长大。他们住在一个三居室里，这所房子里住了10个人。每天上学，他要自己走好几英里，有时连买新衣服的钱都没有。
“那日子真叫艰难啊。”在办公室里接受采访的时候，赫尔南德斯回忆道。上学时候的赫尔南德斯很喜欢运动，是个很受欢迎的校园明星，但对学习不上心。高中毕业那年，他多花了几个月才修完了所需的学分。在他拿到毕业证书的那天，妈妈去世了。
之所以能搞定这一切，赫尔南德斯得益于教练和老师的帮助，以及不愿放弃的精神。这段经历给了他足够的底气，面对每个走进他办公室的学生，他都可以说：“过去我和你一样。”赫尔南德斯每天的具体工作不一样，但从本质上来说，他扮演的就是把孩子、老师和辅导员连接在一起的粘合剂。
每天，赫尔南德斯的工作始于一堆数字。各门课的老师会提交数据，看看哪些学生考试没及格，哪些学生差点没及格，哪些学生需要课后辅导。他还得查看考勤记录，看看谁翘课了。接下来的工作和侦探差不多。“我真正关注的是这些学生的家庭生活。”赫尔南德斯说。有些学生平时在家吃不饱，甚至没有地方睡觉。还有一些学生需要照顾弟弟妹妹，或者放学后需要打工付家里的账单。许多人对学校教育没有太高的期待。“这些学生觉得没人在乎他们。”他解释说。
“持之以恒是解决问题的钥匙”
布里亚娜·巴克利是威尔逊高中的学生。“很多人觉得老师不会帮助自己，或者老师根本不会为自己考虑。”她说。她还表示，有的老师在课堂上显得很在乎学生，但要是走在路上，见了学生连个招呼都不打，这样的老师让人觉得“很假”。但她知道，赫尔南德斯很在乎学生。
高一的时候，巴克利和一位老师打过架。那之后，赫尔南德斯在田径训练场上找到她谈心，这拉近了师生之间的距离。当她在科学课上成绩不理想时，赫尔南德斯也会和她一起研究补习方案。“持之以恒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赫尔南德斯之后跟她说，“一旦别人看到你从这种对自己的‘投资’中获益，他们也会开始这种投资。”
巴克利选修了一门叫“意志力和就业能力”的课。这门课是赫尔南德斯来讲。在课堂上，学生们将学会怎样兑换支票、怎样为了面试着装打扮、怎样在对话中进行语码转换（在讲话中交替使用多种语言，显示身份或语言的优越感）。这些内容大多是富人家的孩子在家里学的，赫尔南德斯觉得很多学生没机会接触。赫尔南德斯有两个孩子，一个15岁，一个1岁。他觉得大人们做什么，孩子们就会跟着学什么。
随着类似课程的开设，学校对教育职责的认知发生了一些变化。美国大多数公立高中的学生来自低收入家庭。除了照顾他们的学业，学校也得教会学生怎么找吃的、穿的甚至住的地方。大多数公立高中的孩子都是有色人种，但公立高中80%的老师都是白人。这也带来了关于种族偏见和区别对待的问题，从学校纪律的管理到考试打分，莫不如此。
威尔逊高中的威廉·海斯老师推荐了赫尔南德斯做成长路径协调员。海斯表示，其实赫尔南德斯很久以前就开始非官方地接手这份工作，这填补了一个空白。20年前，海斯是该校的学生，那时的状况跟今天不太一样。今天的学校里多了不少专职顾问，对孩子们心理健康的关注度增加了不少。多年来，学校里一直有来自治安欠佳地区的学生，也有人家境贫寒，如今学校对这部分学生的关心多了不少。
“孩子愿意跟你交流时，就证明你做对了”
如今，学校的老师和管理层可以得到各项数据，很难有学生游离于老师的注意力之外。10年前，学校对某个学生成绩的关注可能一个学期才有一次，可是现在，学生的出勤率、测验分数、作业评分都被录入数据库。赫尔南德斯经常去查看数据，给表现很好和有待提高的学生标注不同的颜色。发现孩子不在学校，他就去家访，看看能帮上什么忙。如果学生只是落下了一点功课，他可以帮孩子报一个课后补习班。如果还不够，他会和学生谈谈，看看是否需要报名在线讲堂，或者去上一些额外课程。第二学年开始前，还有暑期学校为学生们查漏补缺。
更重要的是，通过数据分析，校方能预计可能出现的问题，和顾问们针对个案商讨对策。上个学年，威尔逊高中有250名学生需要补课，但其实第一学期只有35个人需要。数据分析让赫尔南德斯在学生成绩没有掉得太厉害的时候就及时发现了需要补课者。
“这项精妙的工作不是人人能干的。”赫尔南德斯说。他宁愿花大把时间听学生说什么，而不是一直对学生喋喋不休。家底殷实的学生可能在考虑怎么接管世界，可赫尔南德斯接触的学生大多数在考虑，在哪里能找到上学穿的干净衣服，甚至怎么走到学校。他会花时间跟学生讨论长远规划，比如读大学、找工作。他想让学生们知道，不管做什么，世界的舞台都比高中校园大得多，人人都可以扮演积极的角色。
经济因素也使得华盛顿特区开始更多招募成长轨迹协调员。没法毕业的孩子不会就此消失，他们长大后会因为没有一技之长，无法在经济社会中立足。当今的社会越来越看重良好的教育，这种压力近些年与日俱增，在威尔逊高中表现得尤其明显。
“我们曾经在那些什么也不缺的学生身上花了太多时间，”赫尔南德斯说，“现在总算回到了正确的方向上来。”
帮助学生并不总是需要大动作，有些小事很有效果。赫尔南德斯认为，早上和学生打个招呼就很有用。很难说协调员能给学校带来多大程度的改变，但他们理顺了错综复杂的问题。华盛顿的毕业率最近几年一直在提高。赫尔南德斯觉得，能从大量数据中筛选出信息，并把这些发现用于帮助孩子，本身就是不错的事情。
“当孩子愿意跟你交流的时候，就证明你做对了。”他说。
美国《大西洋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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