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中国心理健康医疗市场潜力巨大
本报特约撰稿 牛鸿
青年参考
（
2017年02月22日
12
版）
2015年11月18日，在沈阳农业大学大学生心理发展中心，学生们在“宣泄室”里击打假人。
2016年10月10日，“世界精神卫生日”，武警浙江省总队医院心理咨询门诊的专家正在接诊。本版图片来源CFP
“我是你爸，所以我说的都对！”董小姐啜了一口奶茶，对《纽约时报》记者无奈地说起自己和父亲的矛盾所在。她是个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爱好者，在大学时曾选修心理学，平常不时接受心理咨询，这让她对家庭、人际关系等问题有了更多洞察。
《纽约时报》日前撰文指出，近年来，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在中国逐渐成为热门话题，线上心理咨询或线下面对面的服务越来越受欢迎。美国《福布斯》杂志网站撰文称，中国心理健康医疗是个潜力巨大的市场。
在中国，每所大学都有心理咨询中心
《纽约时报》称，在中国，层出不穷的学生自杀问题让校方深感不安，因此几乎每所大学都设有心理咨询中心。
在“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文化心理和“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应试教育影响下，中国孩子从小就不得不接受来自家庭和学校的精神压力。“这让许多人不知道他们是谁、或者他们想要什么，”一位心理咨询师告诉《纽约时报》，“但人们知道出了问题。比如，在这个重视家庭的国度，许多婚姻的状态很糟糕，许多孩子过早地成了‘留守儿童’……”
近30年来，与中国飞速发展的经济水平相伴而来的阶层撕裂与认同缺失，引发的心理问题日益凸显。
医学院学生张寅（音）是大学心理咨询的受益者。他告诉英国《卫报》，自己刚进大学时曾求助于心理辅导。他出身于穷乡僻壤，跟同窗的城里学生没什么共同语言。他交不到朋友，每天只能学习学习再学习，这让他抑郁和煎熬。得到定期心理辅导后，他终于从抑郁中走出，希望自己未来也能成为一名心理咨询师。
北京回龙观医院院长杨甫德对香港《南华早报》表示，自杀已经成为较为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阿根廷《民族报》援引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研究称，中国约有超过3000万人有严重抑郁症状，抑郁症已成为中国发病人数第二多的疾病，心脏病发病人数排名第一。
《卫报》称，早在上世纪20年代，弗洛伊德的著作就被译成中文，但至今，心理健康服务在中国仍然缺乏。同济大学教授赵旭东表示，中国仅有2万名心理医生，要满足未来若干年的人口需求，需要10多万名心理医生。
心理治疗执业者称，患者常常反馈自己有胃痛、失眠等症状，期待获得药物治疗——哪怕他们自己也知道这些问题是由心理因素造成的。《卫报》称，与老一辈相比，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年轻人更认可心理治疗。中国人似乎有着更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但一旦打开心扉，更愿谈论自己的问题并更亲近团体。不好意思向父母说“我爱你”——后者也从未这样说过——的一代人中，许多人已尝试着对亲人表达爱意。
拥有80余万粉丝的泛心理学微信公号Know Yourself的联合创始人陈竹曾是媒体记者，采访过许多困惑之中的年轻人。陈竹对《青年参考》表示：“年轻人在生活中会有很多困惑，社会竞争非常激烈，会很焦虑，晚上会睡不着，会感受到价值观的冲突，经历代际的创伤，但我们能够获得的精神上的支持和帮助很少。我们还没有找到确定的人生方向，对于什么是幸福、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还没有明确的定义。心理学能帮助我们认识自己，给我们以慰藉和力量。”
大部分抑郁症患者没有被“识别”
年轻的经理人晓云（音）对阿根廷《民族报》表示：“我有了孩子后不久，从新疆调来北京，担任责任更大的职务，感觉非常糟糕。早上不愿意起床上班，晚上不愿意回家面对家人，感觉无法呼吸。”直到被确诊为抑郁症，她才明白自己经历了什么。抑郁症不断复发，她不得不停止工作。
《民族报》称，“中国大部分抑郁症患者没有被识别，很难获得恰当的治疗”。大多数人对这一疾病知之甚少。《民族报》援引腾讯公司一项有8.3万人参与的在线调查结果称，75%的受访者表示完全不了解什么是抑郁症，只有7.5%的受访者表示在感到情绪低落时会求助于专业人员，62%的受访者不认为抑郁症是一种疾病。
在中国工作的比利时心理学家于德雷·阿塔利对《民族报》表示，抑郁症的成因很多，且非常复杂；中国抑郁症患者当前承受的工作和生活压力尤其大。《民族报》称，正是这种压力使得许多患者没有在抑郁症状出现早期咨询专业人员。很多人害怕因此“丢面子”。
《卫报》分析称，在中国的传统文化氛围中，患心理疾病似乎是件不光彩的事，会影响患者的就业，甚至影响患者家庭的经济状况，会使患心理疾病的人受到更多不公正对待。
在日益“空心化”的农村，老年人群体往往成为“沉默的抑郁者”。据加拿大《环球邮报》报道，七旬老太陆春（音）曾经攥着绳子颤颤巍巍走向厕所寻死，被家人发现拦了下来，从此家人轮流监视她。在20天的严防死守后，她女儿出门不到半个小时，回家就看见母亲吊死在家中。
“中国总体心理医生数量不足，中国乡村地区的老年人享有心理治疗的机会更少。村民可能没钱支付医疗费，或者农民对心理医疗服务压根儿不感兴趣。”《环球邮报》写道。
中国是心理健康产业的“沃土”
《日本时报》援引医学期刊《柳叶刀》的一项研究称，中国约1.73亿人有精神疾病，其中1.58亿人从未接受过专业治疗。患者如此之多，但中国平均每8.3万人才有1名精神疾病医生，这个比例大约是美国的1/20。近年来，抑郁症已取代精神分裂症，成为中国顶尖精神病医院北京安定医院最常见的病例。
在一些人看来，这意味着机遇。美国《福布斯》杂志网站撰文称，中国心理健康医疗是个潜力巨大的市场。
面对这一潜力巨大的市场，已经有人行动起来，兴建了中国规模最大的私营精神医疗中心——温州康宁医院。
47岁的管伟立是康宁医院的创办人，他告诉《福布斯》杂志网站，自己大学毕业后便在温州精神病医院工作。在长期临床治疗中，他深感“精神科医师严重短缺”，于是萌生了创立私营医院的念头。
《福布斯》杂志网站称，在中国，许多疾病的医疗条件在不断改善，但精神病治疗的相关设施远远落后，平均每1万人享有1.7张床位，而全球平均数是4.4张。同时，缺乏治疗引起的暴力行为时有发生。
《日本时报》称，在北京，近90%的精神疾病患者未住院治疗，一是费用太高，二是医院没有足够的床位。由于精神疾病治疗需求巨大，未注册、未接受过足够训练的心理健康从业者日益增加，但他们无法为患者提供适当的诊断和治疗。因此，许多患者症状日益严重。
“自学成才的心理咨询师遍布各大城市。”《纽约时报》认为，由于急需咨询服务的人群庞大，中国是心理健康产业的一片“沃土”，但“将个人经历和私密想法当作着手点的精神分析法是否能真正在中国立足，仍是个问号”。
“缺乏专业人员的状况急需解决。”一位精神科医生对《日本时报》说，“我们需要扩大心理咨询师的队伍。与此同时，政府应建设更多精神病医院，完善相关医疗保险政策，鼓励和规范心理咨询机构的发展。”
“我是你爸，所以我说的都对！”董小姐啜了一口奶茶，对《纽约时报》记者无奈地说起自己和父亲的矛盾所在。她是个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爱好者，在大学时曾选修心理学，平常不时接受心理咨询，这让她对家庭、人际关系等问题有了更多洞察。
《纽约时报》日前撰文指出，近年来，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在中国逐渐成为热门话题，线上心理咨询或线下面对面的服务越来越受欢迎。美国《福布斯》杂志网站撰文称，中国心理健康医疗是个潜力巨大的市场。
在中国，每所大学都有心理咨询中心
《纽约时报》称，在中国，层出不穷的学生自杀问题让校方深感不安，因此几乎每所大学都设有心理咨询中心。
在“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文化心理和“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应试教育影响下，中国孩子从小就不得不接受来自家庭和学校的精神压力。“这让许多人不知道他们是谁、或者他们想要什么，”一位心理咨询师告诉《纽约时报》，“但人们知道出了问题。比如，在这个重视家庭的国度，许多婚姻的状态很糟糕，许多孩子过早地成了‘留守儿童’……”
近30年来，与中国飞速发展的经济水平相伴而来的阶层撕裂与认同缺失，引发的心理问题日益凸显。
医学院学生张寅（音）是大学心理咨询的受益者。他告诉英国《卫报》，自己刚进大学时曾求助于心理辅导。他出身于穷乡僻壤，跟同窗的城里学生没什么共同语言。他交不到朋友，每天只能学习学习再学习，这让他抑郁和煎熬。得到定期心理辅导后，他终于从抑郁中走出，希望自己未来也能成为一名心理咨询师。
北京回龙观医院院长杨甫德对香港《南华早报》表示，自杀已经成为较为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阿根廷《民族报》援引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研究称，中国约有超过3000万人有严重抑郁症状，抑郁症已成为中国发病人数第二多的疾病，心脏病发病人数排名第一。
《卫报》称，早在上世纪20年代，弗洛伊德的著作就被译成中文，但至今，心理健康服务在中国仍然缺乏。同济大学教授赵旭东表示，中国仅有2万名心理医生，要满足未来若干年的人口需求，需要10多万名心理医生。
心理治疗执业者称，患者常常反馈自己有胃痛、失眠等症状，期待获得药物治疗——哪怕他们自己也知道这些问题是由心理因素造成的。《卫报》称，与老一辈相比，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年轻人更认可心理治疗。中国人似乎有着更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但一旦打开心扉，更愿谈论自己的问题并更亲近团体。不好意思向父母说“我爱你”——后者也从未这样说过——的一代人中，许多人已尝试着对亲人表达爱意。
拥有80余万粉丝的泛心理学微信公号Know Yourself的联合创始人陈竹曾是媒体记者，采访过许多困惑之中的年轻人。陈竹对《青年参考》表示：“年轻人在生活中会有很多困惑，社会竞争非常激烈，会很焦虑，晚上会睡不着，会感受到价值观的冲突，经历代际的创伤，但我们能够获得的精神上的支持和帮助很少。我们还没有找到确定的人生方向，对于什么是幸福、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还没有明确的定义。心理学能帮助我们认识自己，给我们以慰藉和力量。”
大部分抑郁症患者没有被“识别”
年轻的经理人晓云（音）对阿根廷《民族报》表示：“我有了孩子后不久，从新疆调来北京，担任责任更大的职务，感觉非常糟糕。早上不愿意起床上班，晚上不愿意回家面对家人，感觉无法呼吸。”直到被确诊为抑郁症，她才明白自己经历了什么。抑郁症不断复发，她不得不停止工作。
《民族报》称，“中国大部分抑郁症患者没有被识别，很难获得恰当的治疗”。大多数人对这一疾病知之甚少。《民族报》援引腾讯公司一项有8.3万人参与的在线调查结果称，75%的受访者表示完全不了解什么是抑郁症，只有7.5%的受访者表示在感到情绪低落时会求助于专业人员，62%的受访者不认为抑郁症是一种疾病。
在中国工作的比利时心理学家于德雷·阿塔利对《民族报》表示，抑郁症的成因很多，且非常复杂；中国抑郁症患者当前承受的工作和生活压力尤其大。《民族报》称，正是这种压力使得许多患者没有在抑郁症状出现早期咨询专业人员。很多人害怕因此“丢面子”。
《卫报》分析称，在中国的传统文化氛围中，患心理疾病似乎是件不光彩的事，会影响患者的就业，甚至影响患者家庭的经济状况，会使患心理疾病的人受到更多不公正对待。
在日益“空心化”的农村，老年人群体往往成为“沉默的抑郁者”。据加拿大《环球邮报》报道，七旬老太陆春（音）曾经攥着绳子颤颤巍巍走向厕所寻死，被家人发现拦了下来，从此家人轮流监视她。在20天的严防死守后，她女儿出门不到半个小时，回家就看见母亲吊死在家中。
“中国总体心理医生数量不足，中国乡村地区的老年人享有心理治疗的机会更少。村民可能没钱支付医疗费，或者农民对心理医疗服务压根儿不感兴趣。”《环球邮报》写道。
中国是心理健康产业的“沃土”
《日本时报》援引医学期刊《柳叶刀》的一项研究称，中国约1.73亿人有精神疾病，其中1.58亿人从未接受过专业治疗。患者如此之多，但中国平均每8.3万人才有1名精神疾病医生，这个比例大约是美国的1/20。近年来，抑郁症已取代精神分裂症，成为中国顶尖精神病医院北京安定医院最常见的病例。
在一些人看来，这意味着机遇。美国《福布斯》杂志网站撰文称，中国心理健康医疗是个潜力巨大的市场。
面对这一潜力巨大的市场，已经有人行动起来，兴建了中国规模最大的私营精神医疗中心——温州康宁医院。
47岁的管伟立是康宁医院的创办人，他告诉《福布斯》杂志网站，自己大学毕业后便在温州精神病医院工作。在长期临床治疗中，他深感“精神科医师严重短缺”，于是萌生了创立私营医院的念头。
《福布斯》杂志网站称，在中国，许多疾病的医疗条件在不断改善，但精神病治疗的相关设施远远落后，平均每1万人享有1.7张床位，而全球平均数是4.4张。同时，缺乏治疗引起的暴力行为时有发生。
《日本时报》称，在北京，近90%的精神疾病患者未住院治疗，一是费用太高，二是医院没有足够的床位。由于精神疾病治疗需求巨大，未注册、未接受过足够训练的心理健康从业者日益增加，但他们无法为患者提供适当的诊断和治疗。因此，许多患者症状日益严重。
“自学成才的心理咨询师遍布各大城市。”《纽约时报》认为，由于急需咨询服务的人群庞大，中国是心理健康产业的一片“沃土”，但“将个人经历和私密想法当作着手点的精神分析法是否能真正在中国立足，仍是个问号”。
“缺乏专业人员的状况急需解决。”一位精神科医生对《日本时报》说，“我们需要扩大心理咨询师的队伍。与此同时，政府应建设更多精神病医院，完善相关医疗保险政策，鼓励和规范心理咨询机构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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