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欧元区走向生命的终点？

    欧元是政治产物，但其政治学基础并不稳固，没有设计配套的制度安排。某种程度上，单一货币制度加剧了欧元区面临的经济和政治危机，成为欧洲一体化的巨大威胁。

    欧洲的状况一直不太好。2016年，欧元区整体人均GDP终于回升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但看看统计数字，我们会发现，去年，欧元区的整体增长率仅为1.6%，而这已经比2005年到2015年的年均增长率高出一倍。于是，历史学家纷纷把过去的10年称作欧元区“失去的10年”，但他们也有可能在2017年结束时改口，称之为“最后的10年”。

    欧元区于2002年成立，可裂痕早在1999年就已产生，并于全球金融危机期间进一步显现。到2010年，欧元危机已全面扩散，“边缘国家”如希腊、西班牙、爱尔兰和葡萄牙的主权债券利率飞升到前所未有的高位。实话实说，欧元区的不平衡从一开始就在积聚——货币大量涌入边缘国家，仿佛汇率因素消失后，所有风险都不复存在。

    这也体现了欧元区与生俱来的缺陷：确保其体制稳固的基础是相信各国政府不会犯错。具体来说，各国如能将赤字保持在低于GDP的3%，债务水平不超过GDP的60%，年通胀率低于2%，市场就能持续增长。然而，这些数字及其指导理念既无理论基础也无实践基础。

    成立欧元区的人们当初希望通过财政和货币约束产生“聚合”效应，令单一货币系统更好地运转。而在现实中，分化一直没有被消灭：富国越来越富，穷国愈发贫困，各国国内也是富人越来越有钱，穷人越来越拮据。这一切恰恰是欧元区的结构导致的。举例来说，在单一市场下，通用的货币更容易逃离穷国，迫使银行收缩银根，经济越发衰退。

    20年前，经济学家畅想单一货币区时都强调劳动力自由迁移，以及各国间保持“经济相似性”何等重要。欧元区成立后却失去了两项调节工具——汇率和利率，而且没有任何替代，没有共同存款保险，银行领域没有统一解决方案，也没有失业保险体系。

    还有一点相当重要：有关欧元区的早期讨论忽略了“智识”聚合的重要性。实际上，各国对政策优劣的认识差别巨大，尤其是在德国和其他国家之间。这种认知差距长期存在。严格来说，它也是分化的体现。所以，当德国主张采取紧缩政策可以迅速实现经济增长时，每个实践的国家都惨遭失败，国力反而遭到削弱，经济增速放缓，贸易赤字增加。

    过去几年，欧元区出现强烈的民意反弹：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选民大量投票给反对紧缩的政党，因为他们一开始并未想到，加入欧元区后，居然意味着失去经济主权。

    欧元区的宏伟目标是让欧洲更繁荣，而繁荣会进一步推动政治融合。欧元是政治产物，但其政治学基础并不稳固，没有设计配套的制度安排。随着欧元区陷入停滞，情势日渐恶化，各国团结起来的机会越来越小，倒是可能进一步分化。如今看来，原本打算终结货币林立状况的欧元可能要终结自身。正是对统一货币的执念，造就了对欧洲一体化最严重的威胁。

    同时，欧洲接连遇上各种外部输入的危机，尤其是难民危机。统一货币制度下，希望找到工作的人们只能投奔有机会的地方，结果就是少数几个国家承受移民潮的巨大冲击。这也难怪，失业率高的国家当然会拒绝难民涌入，抢走原本就稀缺的工作。

    2017年，欧元区濒临崩溃。市场已经感觉到欧元系统很难长期维系，投机者嗜血而动。欧洲央行总裁德拉吉声称的“不惜代价”维护稳定确实创造了奇迹，至少比人们预期得久。但这不过是场信任骗局：只有参与者继续相信救市有用，它才真会起作用。

    市场的力量与政治是相互交织的。长期以来，各国政府表现很差，令公众的怨气愈发高涨。所以，不管当政的是左翼还是温和右翼，选民都投票反对，令持不同政见者占据明显优势。

    或许，各国领袖感受到紧迫性后，最终会下定决心实施结构性改革，让单一货币系统顺利运转，实现共同繁荣，而不是像现在一样，什么都只做一半，让整个系统难以维持。反之，若欧元区彻底解体，后世的人们在回顾21世纪初发生的一切时，可能把欧元当成一场有趣的、出于好意的实验，只可惜它以失败告终，让人民和国家承受了巨大伤害。

    作者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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