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邻里孤立,求助无门
突尼斯母亲:“IS拐走了我的两个女儿”
本报记者 高珮莙
青年参考
(
2016年12月28日
07
版)
哈姆罗尼拿着女儿拉赫玛的相片,后者被IS“洗脑”,成为“圣战新娘”。
在美国空袭的支援下,12月初,利比亚武装部队清除了恐怖组织“伊斯兰国”(IS)在苏尔特的最后一个据点,为持续6个月之久的北非大本营战役画上了句号。近几个月来,IS遭到重创,势力版图严重缩水。
不过,有迹象表明,IS正在寻找新的据点,构建“城邦”。为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不断蛊惑女性加入,在纷飞的战火中繁衍生息,在贫瘠的条件下建立家庭。对这些被掳掠、蒙蔽甚至“洗脑”的年轻女性来说,加入IS就意味着断送一生的希望。
“她们出卖了灵魂,随时准备去死”
刚发现两个女儿回归伊斯兰教时,突尼斯母亲奥尔法·哈姆罗尼(Olfa Hamrouni)有些欣慰,但她很快发现,女儿们其实是被IS激进分子拐跑了。
那是2012年,突尼斯“茉莉花革命”仅仅过去一年,哈姆罗尼刚和酗酒无业的丈夫离婚一年,艰难地独自抚养4个女儿。雪上加霜的是,18岁的大女儿戈法兰(Ghofran)进入了叛逆期,通过化妆和剪发向母亲示威,小她一岁的妹妹拉赫玛(Rahma)则因为与老师争执被学校开除。
哈姆罗尼用低沉的声音回忆道,当时两个女儿都是硬摇滚的爱好者,她们都爱穿着T恤衫在酒吧厮混,从不爱戴头巾。
那座华丽的帐篷出现在哈姆罗尼家门前那天,戈法兰好奇地进去一探究竟,出来时就换了装束,脸上蒙着只能看到眼睛的面纱。拉赫玛很快步了姐姐的后尘。“伊斯兰教育营”里的人毁掉了这对姐妹收藏的摇滚乐CD,拉赫玛也扔掉了吉他。在那个正在吞噬她们的世界里,西方音乐是绝对的禁忌。
戈法兰和拉赫玛开始规规矩矩地戴头巾,不看电视,不与异性握手,剪烂了摇滚T恤,烧掉了以前表演摇滚乐的照片。哈姆罗尼为两个女儿找到了生活的目标感到高兴,但当她们开始将家人斥为异教徒时,一切变得扭曲。
她们在房间里挂起IS的大旗,阻止两个妹妹上学,煽动当时年仅11岁的泰欣(Taysin)和阿雅(Aya)接受激进思想,不断讨论IS和叙利亚,阿雅吓得几乎吃不下饭。泰欣回忆道,姐姐曾带她一起看教孩子成为狙击手的视频,阿雅也说,“她们一直让我加入IS并参与战斗”。
“她们出卖了灵魂,随时准备去死。”哈姆罗尼告诉北美青年文化网站“VICE”,“当她们听到IS战士在叙利亚阵亡时,就会跑到那个人家里去恭喜他的母亲。”
2014年,日子难以为继的哈姆罗尼带着4个女儿前往利比亚城市扎维耶,试图找一份清洁工的工作勉强糊口。几个星期后,戈法兰就跑到IS严密的“圣战”军事训练基地苏尔特。无助的母亲把孩子们带回了突尼斯,但拉赫玛很快也逃跑了。
像戈法兰和拉赫玛这样的年轻女孩为数不少。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IS从兴起之初就号召女性加入,她们的主要任务是生儿育女,偶尔也执行任务。
如今,不断遭到围剿的IS仍在通过各种渠道鼓励新加入者,其中不乏受到蛊惑的外国女性甚至西方女性。英国《卫报》称,IS向这些年轻女孩承诺,如果她们成为“烈士”遗孀,就会过上不为任何事付钱的“完美生活”。
突尼斯的战略安全和军事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巴德拉(Badra Gaaloul)估计,目前有超过1000名外国女性极端分子在利比亚活动,其中300人来自突尼斯,还有来自苏丹、叙利亚、埃及、摩洛哥及一些西欧国家的女性。她们在激进组织中扮演妻子和宗教教员的角色,有一些人会被训练成武装分子和自杀式炸弹袭击的执行者。
“这就是她们该过的生活,她们是二等人”
花3500美元(约合人民币2.4万元)购买往返土耳其的机票时,凯伦(Karen)根本没打算回家。一位IS战士答应娶她为妻,她的短信信箱里装满了对未来的承诺。但坐在伊斯坦布尔的酒店房间里时,这个美国女孩感觉不太对劲儿。
凯伦是在一个对IS友好的社交媒体上遇到自己的准丈夫的,他们在网上聊天,双方都没有透露自己的明确身份,但这种危险的暗示让凯伦格外着迷。她才十八九岁,高中刚毕业,是个喜欢《星际迷航》和计算机编程的孤独女孩。
然而,来到土耳其后,凯伦的准丈夫开始变得急切,迫不及待地告诉她如何前往IS控制地区,不停地给她发送露骨的色情短信,这让她感觉十分糟糕。两天后,凯伦登上了回美国的飞机。事后回忆起来,她告诉《卫报》,这是神的恩典,她还活着,还有自由。
凯伦无疑是幸运的。如果真的踏进IS的领地,她可能如美国“商业内参”网站所说,成为中高层成员,在恐怖组织中发挥惊人的作用,更有可能失去自由,成为传宗接代的工具。
一名被逮捕的IS战士告诉《华盛顿邮报》,他的妻子从头到脚都用黑纱蒙得严严实实的,被禁止独自离开家。根据IS法律,如果丈夫离家超过4个月,她就会被嫁给别人。
“她只是个女人,和别的女人一样。在圣战中,女人的存在就是为了结婚生子,她们的感受一点都不重要。”他冷冷地说,“哪怕是我的母亲(遭到这样的对待),我也不会介意,因为这是为了圣战。”他说,“这就是她们该过的生活,她们是二等人。”
致力于帮助女性的国际人道组织工作人员阿迪巴·卡西姆(Adiba Qasem)透露,IS将奴役女性美其名曰“婚姻”,这不过是用来掩饰强奸和性虐待的借口。许多IS战士用10美元(约合人民币69元)或一盒香烟,就能换回一个妻子。
“我姐姐只有16岁,他们把她嫁给了7个人。我见过有人连续强暴4个女人。我也被卖给过5个男人。”从IS魔掌中逃出的法丽达(Farida)痛苦地告诉《华盛顿邮报》,“我一直在哭泣,身心俱疲,那个所谓的丈夫就是个可怕的陌生人。我的心已经碎了,我的生活再也无法回到过去。”
和大多数“IS新娘”一样,戈法兰和拉赫玛在利比亚嫁给了极端组织成员,戈法兰还生了个孩子。
2016年2月,美国空军对利比亚塞卜拉泰地区进行了空袭,拉赫玛和戈法兰的丈夫先后在空袭中丧生。拉姆罗尼打通了女儿的电话,但她们拒绝回家。如今,姐妹俩遭到逮捕,被利比亚一支抗击IS的武装部队拘禁在首都的黎波里。
拉姆罗尼告诉“VICE”网站,丈夫死后,拉赫玛曾发给她一条充满激情的短信:“这里的形势很危险,我可能死去。请你为我祷告,让我成为一名烈士。”
“我担心两个小女儿跟姐姐一样”
得知女儿的近况后,哈姆罗尼开始焦急地盼望她们能尽快回家。她向当局反映了自己的处境,还通过突尼斯电视台批评政府无所作为,没能解救她的两个女儿。但内政部至今没有对此作出回应。
邻居和朋友中没人支持她,民众对恐怖主义的恐慌显而易见,女性涉及其中时更容易加剧邻里之间的隔膜。“我们的国家根本不在乎孩子,”她说,“我的女儿们离开了,她们失去了未来。”
说到这里,哈姆罗尼用花朵图案的头巾擦了擦眼泪,指了指面前桌子上的几张照片。照片中有两张年轻的脸庞,那是她两个逃跑的女儿。心力交瘁的母亲只能将对她们的全部思念寄托在薄薄的照片上。
“我们社区里没人愿意和我说话。”哈姆罗尼告诉“VICE”网站,并不时望向躲在厨房里的两个小女儿。她们住在突尼斯市郊区的一座普通住宅里,邻居都不允许孩子和她们接触,说两个小女孩是恐怖分子。
说到这里,哈姆罗尼揉了揉眼睛。讲述这个心酸的故事让她感到疲惫不堪。泰欣在一旁静静地看着母亲,眼神就像一位母亲注视着孩子那样坚定。
哈姆罗尼的遭遇在当地并不罕见。突尼斯是世界上最大的“圣战”武装分子输出国。联合国的统计显示,在叙利亚、伊拉克和利比亚,有超过5500名18岁至35岁的年轻人加入IS、“基地”组织等,其中包括700名女性。
哈姆罗尼如今唯一的指望,就是不让两个年幼的女儿步姐姐们的后尘,在平安度过每一天的同时维持着这个已然破碎的家。她不允许泰欣和阿雅上社交网站,偶尔与两个大女儿通电话的时候也不让妹妹和她们说话。一想到可能失去所有的孩子,她就感到万分悲痛。
“我担心两个小女儿跟姐姐一样,她们也有类似的思想倾向。”哈姆罗尼告诉《华盛顿邮报》,“我热爱我的宗教。我希望女儿们祈祷,但我不希望她们成为极端主义者。”
泰欣坚定地表示,她并不站在IS一边。令人隐隐不安的是,这样的表态似乎意味着,她已经知道IS究竟象征着什么。
在美国空袭的支援下,12月初,利比亚武装部队清除了恐怖组织“伊斯兰国”(IS)在苏尔特的最后一个据点,为持续6个月之久的北非大本营战役画上了句号。近几个月来,IS遭到重创,势力版图严重缩水。
不过,有迹象表明,IS正在寻找新的据点,构建“城邦”。为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不断蛊惑女性加入,在纷飞的战火中繁衍生息,在贫瘠的条件下建立家庭。对这些被掳掠、蒙蔽甚至“洗脑”的年轻女性来说,加入IS就意味着断送一生的希望。
“她们出卖了灵魂,随时准备去死”
刚发现两个女儿回归伊斯兰教时,突尼斯母亲奥尔法·哈姆罗尼(Olfa Hamrouni)有些欣慰,但她很快发现,女儿们其实是被IS激进分子拐跑了。
那是2012年,突尼斯“茉莉花革命”仅仅过去一年,哈姆罗尼刚和酗酒无业的丈夫离婚一年,艰难地独自抚养4个女儿。雪上加霜的是,18岁的大女儿戈法兰(Ghofran)进入了叛逆期,通过化妆和剪发向母亲示威,小她一岁的妹妹拉赫玛(Rahma)则因为与老师争执被学校开除。
哈姆罗尼用低沉的声音回忆道,当时两个女儿都是硬摇滚的爱好者,她们都爱穿着T恤衫在酒吧厮混,从不爱戴头巾。
那座华丽的帐篷出现在哈姆罗尼家门前那天,戈法兰好奇地进去一探究竟,出来时就换了装束,脸上蒙着只能看到眼睛的面纱。拉赫玛很快步了姐姐的后尘。“伊斯兰教育营”里的人毁掉了这对姐妹收藏的摇滚乐CD,拉赫玛也扔掉了吉他。在那个正在吞噬她们的世界里,西方音乐是绝对的禁忌。
戈法兰和拉赫玛开始规规矩矩地戴头巾,不看电视,不与异性握手,剪烂了摇滚T恤,烧掉了以前表演摇滚乐的照片。哈姆罗尼为两个女儿找到了生活的目标感到高兴,但当她们开始将家人斥为异教徒时,一切变得扭曲。
她们在房间里挂起IS的大旗,阻止两个妹妹上学,煽动当时年仅11岁的泰欣(Taysin)和阿雅(Aya)接受激进思想,不断讨论IS和叙利亚,阿雅吓得几乎吃不下饭。泰欣回忆道,姐姐曾带她一起看教孩子成为狙击手的视频,阿雅也说,“她们一直让我加入IS并参与战斗”。
“她们出卖了灵魂,随时准备去死。”哈姆罗尼告诉北美青年文化网站“VICE”,“当她们听到IS战士在叙利亚阵亡时,就会跑到那个人家里去恭喜他的母亲。”
2014年,日子难以为继的哈姆罗尼带着4个女儿前往利比亚城市扎维耶,试图找一份清洁工的工作勉强糊口。几个星期后,戈法兰就跑到IS严密的“圣战”军事训练基地苏尔特。无助的母亲把孩子们带回了突尼斯,但拉赫玛很快也逃跑了。
像戈法兰和拉赫玛这样的年轻女孩为数不少。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IS从兴起之初就号召女性加入,她们的主要任务是生儿育女,偶尔也执行任务。
如今,不断遭到围剿的IS仍在通过各种渠道鼓励新加入者,其中不乏受到蛊惑的外国女性甚至西方女性。英国《卫报》称,IS向这些年轻女孩承诺,如果她们成为“烈士”遗孀,就会过上不为任何事付钱的“完美生活”。
突尼斯的战略安全和军事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巴德拉(Badra Gaaloul)估计,目前有超过1000名外国女性极端分子在利比亚活动,其中300人来自突尼斯,还有来自苏丹、叙利亚、埃及、摩洛哥及一些西欧国家的女性。她们在激进组织中扮演妻子和宗教教员的角色,有一些人会被训练成武装分子和自杀式炸弹袭击的执行者。
“这就是她们该过的生活,她们是二等人”
花3500美元(约合人民币2.4万元)购买往返土耳其的机票时,凯伦(Karen)根本没打算回家。一位IS战士答应娶她为妻,她的短信信箱里装满了对未来的承诺。但坐在伊斯坦布尔的酒店房间里时,这个美国女孩感觉不太对劲儿。
凯伦是在一个对IS友好的社交媒体上遇到自己的准丈夫的,他们在网上聊天,双方都没有透露自己的明确身份,但这种危险的暗示让凯伦格外着迷。她才十八九岁,高中刚毕业,是个喜欢《星际迷航》和计算机编程的孤独女孩。
然而,来到土耳其后,凯伦的准丈夫开始变得急切,迫不及待地告诉她如何前往IS控制地区,不停地给她发送露骨的色情短信,这让她感觉十分糟糕。两天后,凯伦登上了回美国的飞机。事后回忆起来,她告诉《卫报》,这是神的恩典,她还活着,还有自由。
凯伦无疑是幸运的。如果真的踏进IS的领地,她可能如美国“商业内参”网站所说,成为中高层成员,在恐怖组织中发挥惊人的作用,更有可能失去自由,成为传宗接代的工具。
一名被逮捕的IS战士告诉《华盛顿邮报》,他的妻子从头到脚都用黑纱蒙得严严实实的,被禁止独自离开家。根据IS法律,如果丈夫离家超过4个月,她就会被嫁给别人。
“她只是个女人,和别的女人一样。在圣战中,女人的存在就是为了结婚生子,她们的感受一点都不重要。”他冷冷地说,“哪怕是我的母亲(遭到这样的对待),我也不会介意,因为这是为了圣战。”他说,“这就是她们该过的生活,她们是二等人。”
致力于帮助女性的国际人道组织工作人员阿迪巴·卡西姆(Adiba Qasem)透露,IS将奴役女性美其名曰“婚姻”,这不过是用来掩饰强奸和性虐待的借口。许多IS战士用10美元(约合人民币69元)或一盒香烟,就能换回一个妻子。
“我姐姐只有16岁,他们把她嫁给了7个人。我见过有人连续强暴4个女人。我也被卖给过5个男人。”从IS魔掌中逃出的法丽达(Farida)痛苦地告诉《华盛顿邮报》,“我一直在哭泣,身心俱疲,那个所谓的丈夫就是个可怕的陌生人。我的心已经碎了,我的生活再也无法回到过去。”
和大多数“IS新娘”一样,戈法兰和拉赫玛在利比亚嫁给了极端组织成员,戈法兰还生了个孩子。
2016年2月,美国空军对利比亚塞卜拉泰地区进行了空袭,拉赫玛和戈法兰的丈夫先后在空袭中丧生。拉姆罗尼打通了女儿的电话,但她们拒绝回家。如今,姐妹俩遭到逮捕,被利比亚一支抗击IS的武装部队拘禁在首都的黎波里。
拉姆罗尼告诉“VICE”网站,丈夫死后,拉赫玛曾发给她一条充满激情的短信:“这里的形势很危险,我可能死去。请你为我祷告,让我成为一名烈士。”
“我担心两个小女儿跟姐姐一样”
得知女儿的近况后,哈姆罗尼开始焦急地盼望她们能尽快回家。她向当局反映了自己的处境,还通过突尼斯电视台批评政府无所作为,没能解救她的两个女儿。但内政部至今没有对此作出回应。
邻居和朋友中没人支持她,民众对恐怖主义的恐慌显而易见,女性涉及其中时更容易加剧邻里之间的隔膜。“我们的国家根本不在乎孩子,”她说,“我的女儿们离开了,她们失去了未来。”
说到这里,哈姆罗尼用花朵图案的头巾擦了擦眼泪,指了指面前桌子上的几张照片。照片中有两张年轻的脸庞,那是她两个逃跑的女儿。心力交瘁的母亲只能将对她们的全部思念寄托在薄薄的照片上。
“我们社区里没人愿意和我说话。”哈姆罗尼告诉“VICE”网站,并不时望向躲在厨房里的两个小女儿。她们住在突尼斯市郊区的一座普通住宅里,邻居都不允许孩子和她们接触,说两个小女孩是恐怖分子。
说到这里,哈姆罗尼揉了揉眼睛。讲述这个心酸的故事让她感到疲惫不堪。泰欣在一旁静静地看着母亲,眼神就像一位母亲注视着孩子那样坚定。
哈姆罗尼的遭遇在当地并不罕见。突尼斯是世界上最大的“圣战”武装分子输出国。联合国的统计显示,在叙利亚、伊拉克和利比亚,有超过5500名18岁至35岁的年轻人加入IS、“基地”组织等,其中包括700名女性。
哈姆罗尼如今唯一的指望,就是不让两个年幼的女儿步姐姐们的后尘,在平安度过每一天的同时维持着这个已然破碎的家。她不允许泰欣和阿雅上社交网站,偶尔与两个大女儿通电话的时候也不让妹妹和她们说话。一想到可能失去所有的孩子,她就感到万分悲痛。
“我担心两个小女儿跟姐姐一样,她们也有类似的思想倾向。”哈姆罗尼告诉《华盛顿邮报》,“我热爱我的宗教。我希望女儿们祈祷,但我不希望她们成为极端主义者。”
泰欣坚定地表示,她并不站在IS一边。令人隐隐不安的是,这样的表态似乎意味着,她已经知道IS究竟象征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