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中国年轻人迫切需要性教育
本报特约撰稿 牛鸿
青年参考
（
2016年12月21日
12
版）
4月21日，河北省石家庄市一所高校自动发放避孕套的机器前，一位女性在领取避孕套。年龄在18岁至60岁的市民，均可凭身份证免费领取。
临近学期末，华中师范大学性学教授彭晓辉的学生们，开始陆续提交期末课程论文。当许多大学生习惯于“选修课必逃、必修课选逃”时，彭晓辉的《性科学概论》课却是堂堂爆满，不少外校学生慕名赶来，挤在教室后排旁听。
选修了该课程的王东业（音）告诉《青年参考》：“绝大多数同学此前都没有接受过性教育，只‘偷窥’过一些书籍和视频。”他原以为性教育“就是讲裤裆下面那些事的”，但一学期下来，他对性不再抱着猎奇之心，而是坦然表示：“其实性教育除了普及安全的性知识外，更多的是教大家如何处理两性关系，如何正确看待性，建立健康的性观念。”
某种程度上，王东业是幸运的。在中国大多数校园里，无论中小学还是大学，性教育都以一种语焉不详、“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状态存在着。
与之相对的，则是屡屡见诸报端的“少女厕所产子”、“青年艾滋病毒携带者人数迅速上升”等新闻。日前，德国之声电台网站刊登了报道《堕胎、艾滋：中国性启蒙的盲点》。文章称，中国一些民间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认为，虽然保守的中国社会在性多样化方面比从前明显开放，但仍很少向年轻人宣传性行为存在的风险。在性启蒙、性教育领域，中国仍然任重道远。
“女人屏住呼吸就不会怀孕了”
世界卫生组织代表施瓦特·兰德对德国之声电台网站表示，中国每年有大约1300万个婴儿被堕胎，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少男少女）没有获得正确的信息，因此发生性行为时根本没有责任意识”。
德国之声电台网站称，即便在家中，父母也几乎从不谈论性的话题。致力于在中国媒体实现男女平等的“妇女传媒监测网络”的负责人熊静（音）表示，在公立学校几乎就不设性启蒙课。她说：“老师们担心对学生进行性启蒙教育，反而会导致他们过早发生性行为。”
24岁的中国农业大学林学专业学生卢忠宝（音）告诉英国《经济学人》，小时候他被告知自己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当他与大学女友同居时，他对避孕一无所知；至今他仍对一个问题搞不清楚：自慰到底是否有害健康？
今年30岁的肖袅（音）记得，自己还在上高中时，有一次老师把班上所有女生叫到一起，告诉她们，“如果遭到强奸，应该服用紧急避孕药”。肖袅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这就是我接受过的正规性教育的极限了”。
北京某大学21岁的学生吴熙（音）对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网站表示，随着约会和社交手机软件的发展，人们发生性关系的几率增大了，但性安全知识依然缺乏。吴熙正在学校组织同学开展性教育探讨，一些同学坦言，自己并不愿意使用避孕套。“有的说不知道使用方法，有的说不好意思，还有的说会影响情绪。”吴熙发现，女同学们大多不了解口服避孕药等避孕措施。由于传统观念认为“是药三分毒”，加之不懂避孕药的机理，许多年轻人觉得“避孕药是有害身体健康的”。
对许多年轻女性来说，堕胎是她们控制生育的主要选择。除了官方数据显示的年1300万堕胎案例，还有大量非手术流产及在“黑”诊所进行的流产不为人知。“蜜丰兰花”是一个提供性教育和健康顾问服务的微信平台，创始人徐翼（音）曾访问上海一家提供流产服务的诊所，发现候诊室有几位年轻女孩几乎没有为即将进行的手术做任何准备，于是决定创办此平台。她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表示：“许多去做流产的女孩根本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
一个女孩曾经告诉徐翼：“听男朋友说，女人在做爱时屏住呼吸就不会怀孕了。”
“青少年以为艾滋病与他们无关”
向公众普及性知识，也是防治艾滋病的需要。德国之声电台网站援引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数据称，在中国，“近5年，15岁至24岁青年学生HIV感染者的年均增长率已经达到35%”。
德国之声电台网站援引中国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布的数据称，2015年年底，中国共有57.7万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据估计，超过1/3的感染病毒者根本不知道自己患病或者没有被登记在册。与中国的14亿人口相比，感染艾滋病病毒者的比例相对较低。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在中国，艾滋病并非一开始就在最危险的群体如男同性恋者中传播，不过现在这种趋势正在加剧。因此，中国亟待系统地加强性教育。此外，必须加强为感染艾滋病病毒者提供的咨询服务。
彭晓辉告诉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去年，国家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艾滋病病毒携带人数在大学生群体中维持着每年30%的增速。据了解，年轻的男性同性恋者是高危人群，他们承受的压力是普通人的两倍。目前，中国能够有效控制卖淫、卖血和吸毒造成的感染，但还没有有效的措施，抑制同性恋之间的高感染率。
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吴尊友表示，“很多青少年学生对艾滋病的危害缺乏全面认识，理所当然地认为艾滋病与他们无关”。
眼下，一些大学开始安装自动售货机，向学生出售家用艾滋病病毒测试用品。不过，北京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表示，光靠自动售货机并不能解决问题，除非有后续的教育来帮助学生。熊丙奇说，中国的大学在性教育方面已经有了不小进步，但仍有许多空白。
要让性教育变得有意思
英国《经济学人》称，早在2012年，一项调查便显示，超过70%的中国人存在婚前性行为。尽管如此，婚前性行为在中国仍是不便讨论的话题。“流氓罪”这项罪名在1997年才得以废止；今天，关于性的新闻不是丑闻便是犯罪；学校禁止学生恋爱，安排巡逻，制止打情骂俏；未婚妈妈的子女难以落户，进而面临接受教育和福利难题……
2014年，彭晓辉教授在广州举办一场性教育讲座时，一位大妈突然提着粪桶冲上台，把大粪泼到彭晓辉身上，并打了彭晓辉一巴掌。事后，那位大妈坚称，自己那样做“是为了保卫我们的民族，特别是孩子们的成长环境”。
中国性教育面临的文化环境，由此可见一斑。然而，《经济学人》称，在与中国文化类似的日本和韩国，性教育是强制性的。反观中国，大多数学校只教授简单的解剖知识。
2008年，中国教育部将性教育纳入健康教育大纲，但障碍不仅仅是拘谨的观念。如同足球等娱乐活动一样，性及性教育被视为干扰学习。“性不是考试科目。”21岁的盛英仪（音）对《经济学人》说。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中国的教育专家正在将目标人群从年轻人扩大到孩子家长，让家长也参与到对孩子的性教育中，打破性教育沉默的怪圈。
肖袅已尝试在家人中建立性教育沟通的桥梁，但效果不佳。她说：“我跟我弟弟讲他与伴侣在一起时需要戴避孕套，结果他立马离开了房间。”
在上海，蜜丰兰花已经开始举办线下活动，组织参加活动的人在一起公开分享有趣的性故事，无拘无束地讨论性行为和性卫生。
徐翼说：“我们就是要让性教育变得有意思、平易近人，而不是一直端着架子的东西。”
新加坡《海峡时报》援引《中国青年报》的调查称，大部分青少年的性知识主要来自同伴和网络，学校和家长是这方面知识“最不重要”的了解渠道。调查显示，中国60%的未婚年轻人认可婚前性行为，但他们中超过一半的人认为，他们在生殖健康方面的服务需求得不到满足。这是因为计划生育部门的工作重心主要放在了已婚夫妻上。分析人士认为，除非健康政策与社会需求保持同步，否则必须在全社会加强性教育。
临近学期末，华中师范大学性学教授彭晓辉的学生们，开始陆续提交期末课程论文。当许多大学生习惯于“选修课必逃、必修课选逃”时，彭晓辉的《性科学概论》课却是堂堂爆满，不少外校学生慕名赶来，挤在教室后排旁听。
选修了该课程的王东业（音）告诉《青年参考》：“绝大多数同学此前都没有接受过性教育，只‘偷窥’过一些书籍和视频。”他原以为性教育“就是讲裤裆下面那些事的”，但一学期下来，他对性不再抱着猎奇之心，而是坦然表示：“其实性教育除了普及安全的性知识外，更多的是教大家如何处理两性关系，如何正确看待性，建立健康的性观念。”
某种程度上，王东业是幸运的。在中国大多数校园里，无论中小学还是大学，性教育都以一种语焉不详、“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状态存在着。
与之相对的，则是屡屡见诸报端的“少女厕所产子”、“青年艾滋病毒携带者人数迅速上升”等新闻。日前，德国之声电台网站刊登了报道《堕胎、艾滋：中国性启蒙的盲点》。文章称，中国一些民间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认为，虽然保守的中国社会在性多样化方面比从前明显开放，但仍很少向年轻人宣传性行为存在的风险。在性启蒙、性教育领域，中国仍然任重道远。
“女人屏住呼吸就不会怀孕了”
世界卫生组织代表施瓦特·兰德对德国之声电台网站表示，中国每年有大约1300万个婴儿被堕胎，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少男少女）没有获得正确的信息，因此发生性行为时根本没有责任意识”。
德国之声电台网站称，即便在家中，父母也几乎从不谈论性的话题。致力于在中国媒体实现男女平等的“妇女传媒监测网络”的负责人熊静（音）表示，在公立学校几乎就不设性启蒙课。她说：“老师们担心对学生进行性启蒙教育，反而会导致他们过早发生性行为。”
24岁的中国农业大学林学专业学生卢忠宝（音）告诉英国《经济学人》，小时候他被告知自己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当他与大学女友同居时，他对避孕一无所知；至今他仍对一个问题搞不清楚：自慰到底是否有害健康？
今年30岁的肖袅（音）记得，自己还在上高中时，有一次老师把班上所有女生叫到一起，告诉她们，“如果遭到强奸，应该服用紧急避孕药”。肖袅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这就是我接受过的正规性教育的极限了”。
北京某大学21岁的学生吴熙（音）对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网站表示，随着约会和社交手机软件的发展，人们发生性关系的几率增大了，但性安全知识依然缺乏。吴熙正在学校组织同学开展性教育探讨，一些同学坦言，自己并不愿意使用避孕套。“有的说不知道使用方法，有的说不好意思，还有的说会影响情绪。”吴熙发现，女同学们大多不了解口服避孕药等避孕措施。由于传统观念认为“是药三分毒”，加之不懂避孕药的机理，许多年轻人觉得“避孕药是有害身体健康的”。
对许多年轻女性来说，堕胎是她们控制生育的主要选择。除了官方数据显示的年1300万堕胎案例，还有大量非手术流产及在“黑”诊所进行的流产不为人知。“蜜丰兰花”是一个提供性教育和健康顾问服务的微信平台，创始人徐翼（音）曾访问上海一家提供流产服务的诊所，发现候诊室有几位年轻女孩几乎没有为即将进行的手术做任何准备，于是决定创办此平台。她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表示：“许多去做流产的女孩根本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
一个女孩曾经告诉徐翼：“听男朋友说，女人在做爱时屏住呼吸就不会怀孕了。”
“青少年以为艾滋病与他们无关”
向公众普及性知识，也是防治艾滋病的需要。德国之声电台网站援引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数据称，在中国，“近5年，15岁至24岁青年学生HIV感染者的年均增长率已经达到35%”。
德国之声电台网站援引中国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布的数据称，2015年年底，中国共有57.7万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据估计，超过1/3的感染病毒者根本不知道自己患病或者没有被登记在册。与中国的14亿人口相比，感染艾滋病病毒者的比例相对较低。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在中国，艾滋病并非一开始就在最危险的群体如男同性恋者中传播，不过现在这种趋势正在加剧。因此，中国亟待系统地加强性教育。此外，必须加强为感染艾滋病病毒者提供的咨询服务。
彭晓辉告诉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去年，国家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艾滋病病毒携带人数在大学生群体中维持着每年30%的增速。据了解，年轻的男性同性恋者是高危人群，他们承受的压力是普通人的两倍。目前，中国能够有效控制卖淫、卖血和吸毒造成的感染，但还没有有效的措施，抑制同性恋之间的高感染率。
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吴尊友表示，“很多青少年学生对艾滋病的危害缺乏全面认识，理所当然地认为艾滋病与他们无关”。
眼下，一些大学开始安装自动售货机，向学生出售家用艾滋病病毒测试用品。不过，北京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表示，光靠自动售货机并不能解决问题，除非有后续的教育来帮助学生。熊丙奇说，中国的大学在性教育方面已经有了不小进步，但仍有许多空白。
要让性教育变得有意思
英国《经济学人》称，早在2012年，一项调查便显示，超过70%的中国人存在婚前性行为。尽管如此，婚前性行为在中国仍是不便讨论的话题。“流氓罪”这项罪名在1997年才得以废止；今天，关于性的新闻不是丑闻便是犯罪；学校禁止学生恋爱，安排巡逻，制止打情骂俏；未婚妈妈的子女难以落户，进而面临接受教育和福利难题……
2014年，彭晓辉教授在广州举办一场性教育讲座时，一位大妈突然提着粪桶冲上台，把大粪泼到彭晓辉身上，并打了彭晓辉一巴掌。事后，那位大妈坚称，自己那样做“是为了保卫我们的民族，特别是孩子们的成长环境”。
中国性教育面临的文化环境，由此可见一斑。然而，《经济学人》称，在与中国文化类似的日本和韩国，性教育是强制性的。反观中国，大多数学校只教授简单的解剖知识。
2008年，中国教育部将性教育纳入健康教育大纲，但障碍不仅仅是拘谨的观念。如同足球等娱乐活动一样，性及性教育被视为干扰学习。“性不是考试科目。”21岁的盛英仪（音）对《经济学人》说。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中国的教育专家正在将目标人群从年轻人扩大到孩子家长，让家长也参与到对孩子的性教育中，打破性教育沉默的怪圈。
肖袅已尝试在家人中建立性教育沟通的桥梁，但效果不佳。她说：“我跟我弟弟讲他与伴侣在一起时需要戴避孕套，结果他立马离开了房间。”
在上海，蜜丰兰花已经开始举办线下活动，组织参加活动的人在一起公开分享有趣的性故事，无拘无束地讨论性行为和性卫生。
徐翼说：“我们就是要让性教育变得有意思、平易近人，而不是一直端着架子的东西。”
新加坡《海峡时报》援引《中国青年报》的调查称，大部分青少年的性知识主要来自同伴和网络，学校和家长是这方面知识“最不重要”的了解渠道。调查显示，中国60%的未婚年轻人认可婚前性行为，但他们中超过一半的人认为，他们在生殖健康方面的服务需求得不到满足。这是因为计划生育部门的工作重心主要放在了已婚夫妻上。分析人士认为，除非健康政策与社会需求保持同步，否则必须在全社会加强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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