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扮“国家敌人”的FBI特工

    假扮外国间谍或恐怖分子的同伙，去引诱可疑目标现身，并通过搜集到的证据将后者绳之以法，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德鲁金斯基职业生涯中最引以为荣的经历。

    在美国弗吉尼亚州一家餐厅的昏暗角落，迪米特里·德鲁金斯基（Dimitry Droujinsky）把面前的第三杯咖啡喝下肚，回忆起自己职业生涯中那些最棘手的案件。“我们联邦调查局（FBI）称它们为‘老狗’，”这位77岁的退休特工面露微笑，“我们的努力不该被忘记。”

    德鲁金斯基口中的重案之一发生在1993年春天的宾夕法尼亚州，其中的关键人物是一名曾为美国国家安全局（NSA）服务3年的职员。此人被指有条件接触NSA从世界各地发送或接收的机密文件，进而把这些文件卖给俄罗斯情报机关。然而，怀疑只是怀疑，FBI搜集到的证据尚不足以支持对嫌疑人提起诉讼，德鲁金斯基就是为弥补这种缺陷而出场的。

    他在小镇兰开斯特预订了汽车旅馆的客房。技术人员则在房间隔壁放置了录音设备，还在墙上安装了针孔摄像机。如果目标拒绝在旅馆内见面怎么办？德鲁金斯基说：“我随身带着个公文包，里头藏有微型录音机，以备不时之需。”

    一切准备妥当，德鲁金斯基拿起电话。从线路接通那一刻起，他便开始了表演。

    “罗伯特·利普卡（Robert Lipka）吗？”他操着带有俄罗斯口音的英语大声说，“我叫谢尔盖……来自驻华盛顿的俄罗斯大使馆。”

    “是吗？”电话另一头的嫌疑人显得很谨慎。

    “上司指示我来见你，并讨论一些有关你人身安全的事情。明白？”

    对方沉默不语。

    “我在兰开斯特，”德鲁金斯基继续讲道，“你能到XX旅馆来见我吗？

    用“钓鱼执法”对付泄密者

    冒充俄罗斯情报官和疑似泄密者联系时，德鲁金斯基已是联邦调查局内的传奇人物。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末，他以高超的“演技”吸引了一批批外国间谍和恐怖分子自投罗网。在同事眼中，他甚至可以拿到奥斯卡奖，却常年躲在暗处，默默工作；在少数去法庭作证的场合，他会戴上假发和宽边眼镜，蓄起浓密的胡须。

    德鲁金斯基的大部分功绩积累于冷战时期。“每天都有很多人试图出卖国家机密，”他说，“谁付的钱最多？俄罗斯（苏联）人。所以我将计就计，索性伪装成俄罗斯人。”

    俄语是德鲁金斯基通晓的9门外语之一，做这份差事还需要手脚麻利。“如果嫌犯打电话给俄罗斯大使馆，提议出卖机密，你必须马上行动。拖得越久，目标越可能变卦。”他说，FBI窃听外国大使馆的通讯是公开的秘密，但有不少泄密者意识不到这一点，给了德鲁金斯基“钓鱼执法”的机会。

    当被问及FBI内部有多少冒牌俄罗斯人时，德鲁金斯基岔开了话题：“我也为军方、中情局效力。有时，其他机构给我打电话，我可能正在国外办案。”他曾为FBI培训一批通晓俄语的年轻人，“但他们还是会在找不到我的时候发出召唤”。

    那么，如今的德鲁金斯基为何敢于抛头露面？他的回答是：“我早已离开岗位多年，这样做（公开身份）不会威胁到任何人。”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他参与侦办了50多起案件，许多间谍和恐怖分子被他送进监狱。

    百万分之一的胜算也不放弃

    时间回到1993年。那年早些时候，英国情报部门通过埋伏在俄罗斯的内线，获取了一批苏联克格勃的内部档案，从中发现了若干可疑人物，其中包括罗伯特·利普卡。相关情报被分享给FBI后，该机构便精心策划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假扮“谢尔盖”的德鲁金斯基放下电话没多久，利普卡的面包车就出现在大门外。出于警惕，利普卡拒绝在旅馆内停留，而是邀请“谢尔盖”到车里。“不要忘记我的东西。”德鲁金斯基嘟嘟囔囔地坐到副驾驶位，顺手把装着录音机的公文包放在两人之间。

    利普卡驱车1英里（约1.6公里），在一处工厂附近停下，开始和面前的“俄罗斯情报官”攀谈。最开始，他只是东拉西扯，不肯回答任何实质性问题。忽然，他对德鲁金斯基表示，自己曾在纽约与苏联克格勃的线人见面，他们还在那里下了棋。

    “哦，你喜欢下棋？”德鲁金斯基追问。

    “你不知道？”利普卡脸色一变。

    德鲁金斯基摇了摇头。

    “你没有我的暗号？”对方的口气中充满怀疑。

    用手比划着，利普卡在车窗玻璃上摹写出“R……”。“请完成。”他说，随即将字母擦掉。

    他的意思很明确：除非德鲁金斯基下回过来时对上暗号，否则，“我什么都不会说”。

    当天下午，另一名FBI特工赶来，和德鲁金斯基商讨如何破解暗号谜团。德鲁金斯基猛然想到了利普卡对象棋的敏感。“我怀疑暗号可能是国际象棋中的‘车’（ROOK），”他说，“胜算只有百万分之一，但下次还是得试试看。”

    次日一早，德鲁金斯基又坐上了利普卡的车。当他问：“‘车’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时，监视摄像机暗中对准了他俩。

    “正确！”利普卡高喊。

    “他把手举起，仰起头，显得如释重负，所有这些都被拍了个正着。”德鲁金斯基回忆道。从那时起，利普卡先后与他会面十几次，坦白了自己多年前为克格勃卖命的经历。“他是个顽固的家伙，”德鲁金斯基说，“我每次想套他的话……都像拔牙般困难。”

    即便如此，通过这种方式搜集的证据，还是足以令利普卡被定罪——他于1996年被捕，被控犯间谍罪而判处18年监禁。

    辨认双面间谍是最大挑战

    德鲁金斯基的“演技”是多年磨练的成果。他没有明显的口音，但有时会故意发错某些词的读音。“例如，我会把华盛顿读成瓦盛顿。”而且，他对制造口语中的小失误非常有天赋。

    1988年12月，当FBI察觉美国海军前反潜战专家克雷格·德·孔克尔（Craig Dee Kunkle）同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私下接触时，德鲁金斯基披挂上阵。在弗吉尼亚州威廉斯堡的一家酒店，孔克尔明确表示，他打算把军事机密卖给苏联，作为对军方开除他的报复。

    孔克尔甚至建议面前的冒牌苏联特工在海军基地附近租一间公寓，以监视潜艇离开基地的时间。德鲁金斯基索性顺水推舟。孔克尔于次年1月被捕，因企图从事间谍活动面临终身监禁。时年39岁的他当场认罪，最终被判刑12年。

    有时，FBI也会碰上一些仍然忠于美国的双面间谍。“你永远无法一眼确定某人是不是双面间谍，”德鲁金斯基坦承，“这种情况下，我通常会对可疑人士进行一场测试，如果他通过了，我们就按兵不动；如果没通过，我们就准备收网。”

    有一回，德鲁金斯基盯上了一名有俄罗斯血统的陆军中尉。两人在美国前总统林肯的故居附近会面。“我塞给他2000美元现金，作为测试的一部分。此外，我还故意犯了个拼写错误，说‘林肯是个聪明的饼干’，把对方搞得满头雾水。”

    这名双面间谍顺利通过了测试，他转头就把钱交给了FBI，将自己与“苏联特工”的对话和盘托出。“他还告诉我的同事：‘苏联人连英语都说不利落，难怪老是把事情搞砸。’”尽管遭到嘲讽，德鲁金斯基还是很高兴，“我跟踪了他5年，这下确认是冤枉好人了。”

    这份工作的本质在于欺骗

    纵使“演技”再出色，也不是所有“剧本”都能按照德鲁金斯基的设想进行。1997年，一名嫌疑人塞给他一个便条，上写“我觉得你是试图算计我的FBI特工”，德鲁金斯基一笑了之，很快让对方和两名帮手锒铛入狱。另一个目标曾在美国陆军坦克部队服役，他同意在汽车旅馆见德鲁金斯基，却在无意间踩到了隐藏的录音麦克风。“隔壁的同事一定险些被震聋。”德鲁金斯基笑言。幸好，麦克风没有受损，顺利记录下至关重要的证言。

    最惊险的一次经历发生在1990年11月。当时，德鲁金斯基和退役空降兵贾马尔·穆罕默德·瓦拉亚特在纽约的机场碰头。后者“决定在海湾战争期间发动恐怖袭击，为伊拉克打抱不平”。这回，德鲁金斯基装成一名为伊拉克服务的承包商，讲一口有点蹩脚的阿拉伯语。

    “我像往常那样在公文包里藏好录音机，”他说，“和嫌犯聊着聊着，我打开包去找笔。就在此时，瓦拉亚特迅速把手伸进包里。我吓了一跳，立马合上公文包，夹住了对方的手。”

    “你干什么？”德鲁金斯基问。

    “我在电视上见过，那里可能藏着个录音机。”

    德鲁金斯基信誓旦旦地保证，“那种事情只发生在电视上”。瓦拉亚特终于放松了警惕，提供了他试图进行的恐怖主义行动的清单，包括暗杀老布什总统和其他内阁官员。如此严重且紧迫的威胁，令瓦拉亚特在第一时间落网，他因制造恐怖威胁而被判刑1年。

    明知自己工作的本质在于欺骗，德鲁金斯基却从未觉得遗憾。“他们决定对国家做坏事。我通过伪装阻止他们，感觉很好。”他说。问题在于，这些间谍和恐怖分子，为什么乐意跟素不相识的德鲁金斯基交谈？他的解释是：“因为从事着见不得光的勾当，他们不能和包括亲朋好友在内的任何人讲话。所以，当我能够说服他们相信我是谁时，他们便放下了戒备。”

    德鲁金斯基对待工作非常认真，但他的幽默感从来不会隐藏得太深。“我非常合群。我交了很多‘朋友’，”他笑着说，“麻烦之处在于，他们中的许多人最后都被我送进了监狱。”

    美国《史密森尼杂志》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