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权运动：男性才是弱者？

    在女权运动喧嚣了一个多世纪的如今，男权运动开始在美国、英国、印度等国家崭露头角。

    男权运动在印度蓬勃发展

    三十来岁的印度软件工程师帕尔塔（Partha Sadhukhan）5年前加入了当地的男权运动组织。按照他的说法，当时他正准备离婚，而妻子非常难缠，他意识到“印度男人艰难的处境”，无奈之下向男权运动组织寻求帮助。现在，他在班加罗尔地区运营一个很受欢迎的男权运动博客，并且自称为“人权活动家”。

    10月初，包括帕尔塔在内的印度男权支持者们齐聚一堂，参加第八届印度男权运动年度会议“全国男性大会”。他们正襟危坐，全神贯注地聆听视频里一名美国男子的讲话。此人名叫保尔·伊拉姆（Paul Elam），是美国男权运动网站“男性之声”（A Voice For Men）的创始人。透过Skype，保尔向他的印度观众表示祝贺：“你们的成就是革命性的，为了男性的福祉，你们已经紧密团结在一起。”

    男权运动正在印度蓬勃发展。北美青年文化平台“VICE”指出，分散在印度各地的男权运动团体如今数量庞大，近年来不断活跃在电视台的新闻辩论节目中，去TED（技术、娱乐、设计）大会演讲，积极游说法官，到马拉松比赛赛场抗议。

    “VICE”称，这些男性针对的主要是印度《反嫁妆法》。根据该国传统，女性出嫁时必须携带丰厚的嫁妆，在一些偏远地区，重金嫁女更是十分普遍。久而久之，这项传统开始引发严重的社会纠纷，女方若拒绝或是未满足男方的嫁妆要求，婚后可能遭受家暴甚至被烧死。

    英国《每日电讯》报称，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因嫁妆不足而烧死新娘的事在印度时有发生，最常见的迫害手法是迫使妻子穿上易燃、浸过助燃剂的纱丽后将其点燃，再对外宣称是妻子做饭时不小心烧了自己。

    1983年，为保护女性免遭侵害，《反嫁妆法》出台，赋予警察逮捕嫁妆罪嫌犯的权利。30年后，这条法律成为印度男权运动人士“斗争的目标”。他们宣称《反嫁妆法》给了女性太多权利，“可直接逮捕”的规定让不少男性蒙冤入狱。

    在男权运动人士奔走数年后，2014年，印度最高法院选择站在他们一边，将“直接抓捕”条款删除，以便“保护男性不受悍妇折磨”。

    支持男权运动的女人

    印度女性乌玛·查拉（Uma Challa）是曾在美国读书的生物学家，10多年弟弟因嫁妆案卷入纠纷后，乌玛加入了当地男权运动团体。“最早，印度的男权运动只针对特定法律，但我与男性团体交流后才发现，他们面临的问题比我们想象中还要严重。”她说。

    “直接抓捕”条款被删除后，男权支持者开始触碰更多他们认为“荼毒印度男性”的东西，比如基于性别的法律和女权主义媒体，以及舆论热议的印度强奸案等。

    “媒体热议的性质恶劣的强奸案，比如女性被轮奸，这种事情不是经常发生啊，偶尔一次罢了……媒体大肆渲染印度的强奸案发生率，其实是在抹黑我们男性同胞，抹黑我们的国家。”帕尔塔告诉“VICE”。

    在一名男性友人被控强奸后，已是两个孩子母亲的巴尔卡（Barkha Trehan）一怒之下决定成为男权支持者。“媒体大肆渲染强奸案，其实很多指控是假的，他们（媒体）真的调查过吗？”

    对于帕尔塔、巴尔卡等人的态度，美国国际女性研究中心（ICRW）性别与暴力问题专家南蒂塔（Nandita Bhatia）表示遗憾。她指出，印度的男权支持者至今拒不承认社会各方面存在的男权和等级制度。事实上，印度社会对强奸案受害者很不客气，该国发生的强奸案中也只有少量被定罪，大量案件由于当事人的恐惧或法院无暇顾及而撤销，但男权活动者对此避而不谈，转而利用这种信息不对称“花式喊冤”。

    年轻的乌玛是印度较早一批接受男权运动的人，近年来她开始辗转美国，帮助印度男性发声。她说，参加男权运动让自己大有收获，并表示“对女权主义者毫无同情心”。“女权运动就是在给人们的大脑灌输垃圾，将女性婴儿化，将男性妖魔化。”

    如果不平等，不仅女性被压迫，男性也受折磨

    “包括印度在内的东西方社会，在经历了上世纪如火如荼的女权运动后，如今开始盛行男权运动。”《彭博商业周刊》提到，在美国，男权运动的发迹可以从反征兵说起。1971年，美国民间发起了抵制征兵运动，抗议者控诉只对男性征兵违背了宪法中男性具有平等保护权的规定，但最后以最高法院的一纸解释告终。最高法院认为，“关于注册女兵的争论是基于两性平等的考虑，但国会有权行使宪法规定的权利，把重心放在军需问题上，而不是平等”。

    在该杂志看来，如今的美国男权运动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站在女权主义对立面的男权运动，另一类则支持女性获取性别平等的权利。第一种比较好理解——这些人希望回归传统的男权社会，抗拒让女性抛头露面，在社会上扮演更多角色。而第二种“进步男权运动”的观点是，如果男女不平等，不仅女性被压迫，男性也会受折磨。

    按照男权社会的规则，男性不能表现出内心温柔脆弱的一面，他们必须挣钱养家，承受巨大的生存和竞争压力。至于“进步男权运动”，《彭博商业周刊》称，其观点是男人可以放弃传统的气质和社会角色，表现出慈爱、关怀、较少竞争性的一面，大可去做带孩子、做饭、采购等“传统男性不屑一顾的琐事”。

    “哪有什么性别压迫，男性分明是弱者”

    美国社会活动家沃伦·法雷尔（Warren Farrell）被认为是该国当代男权运动领域最知名的学者之一，他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研究社会性别。对女权运动进行大量研究和观察后，他认为“哪有什么性别压迫，男性分明是弱者”——男性自杀率比女性更高；男性赚的钱虽多，但女性可支配的钱更多。

    2012年，南非哲学家大卫·贝纳塔尔（David Benatar）所著的《第二性歧视》一书在英国引发热议，书中提到，从政府、法庭到学校中，男人都受歧视，比如在许多国家，监护权的判定坚定地站在女性一边，而争取父亲的监护权、探视权可以算是英国男权支持者最著名的活动领域。

    贝纳塔尔指出，英国学校中越来越多的男孩学习成绩被女孩反超，他由此质疑现代教学方法、考试制度是否更有利于女孩，呼吁将歧视男性与歧视女性提到同等高度，以便真正实现性别平等。

    法雷尔则强调，从经济地位来看，处于最高端和最底层的都是男人——人们往往关注“精英分子”男多于女的现象，却忽视了低端和危险系数高的岗位上同样男多于女。美国25种最底层职业中，男性从业者占了85%，而且其就业和健康问题常常被忽视。

    2003年，法雷尔在参与竞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时，态度鲜明地宣布挑战女权运动，指责“美国民主党已成为女权主义者的囚徒”。不过，他不喜欢“男权”这种说法，认为“我们不需要性别运动，而是需要一场性别转化运动。两性关系的基石是真正的平等，而平等需建立在爱的基础上，简单地用禁令来支持一方、打击另一方，只会让两性越来越有隔阂。”《彭博商业周刊》将法雷尔视作美国“男权运动之父”。

    不过，在“男性之声”创始人伊拉姆看来，印度男权运动才是全世界的榜样。不久前，男权组织“印度拯救家庭基金会”（SIFF）再次呼吁印度官方承认11月19日为“国际男人节”，旨在提醒男性承担对家庭和社会的种种责任。此前，已有马耳他、巴西等国将这个日子定为“男人节”。SIFF认为，既然是寻求两性平等的社会，在承认妇女节的同时，也该给男人节同等的存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