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难民在德国：无人陪伴，独自成长
本报记者 温莎
青年参考
（
2016年11月02日
07
版）
7月27日，叙利亚难民穆罕默德在柏林一座中学的体育馆里练少林功夫。当地体育联合会安排他们参与体育俱乐部的活动以便融入新生活，柏林少林文化协会也参与了该项目。图片来源CFP
10月21日，17岁少年穆罕默德（Mohammed）在德国小城施默尔恩公寓的5层阳台上想要轻生。楼下围观的人们不仅没有阻止，还鼓励他“跳吧”。最终，救援人员一个多小时的劝说没能阻止他结束自己的生命。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索马里难民穆罕默德今年3月穿过苏丹和地中海到达德国，他因遭受心理创伤，精神有些不稳定。对于围观者的“鼓励”和冷漠，施默尔恩市长史拉德（Sven Schrade）表示震惊：“如果真有人喊出这种话，绝对不可容忍。不管是难民，还是生活在这里的本地人，我们都是人。”
反思悲剧之余，人们将目光投向了数万名在德国讨生活的未成年难民。这些10多岁的孩子带着战火的记忆逃难而来，远离过去的安定，失去了家人的照顾与陪伴，有时，他们产生的心理问题不仅伤害自己，也伤害别人。
然而，就算得不到良好的照顾，这些年轻的难民还是不约而同地表示要留在德国挣扎求生，因为他们没有更好的选择。
未成年难民必须“自行克服心灵创伤”
15岁的伊拉克难民马达尼（Madani）与朋友嬉闹、学习时，看起来跟周围的普通孩子没什么不同。但战争的阴影一直藏在他脑海里：巴格达被轰炸，激进分子四处施暴，他的兄弟失踪了，不知去向。
大多数时候，他将痛苦深埋心中，若无其事地和远在伊拉克的父母视频聊天，自己做家乡传统的鸡肉米饭吃。在德国首都柏林，他已这样只身生活了9个月。
“我喜欢这里的一切，柏林的美无处不在。”马达尼告诉北美青年文化平台“VICE”。他显得健壮、开朗，将黑发理成莫西干发型，虽然散发着几分不羁，但脸上稚气未脱，焦糖色的眼睛闪烁着光芒。
马达尼是去年来德寻求庇护的4.23万未成年人中的一员。自去年8月德国开放边境以来，独自前来避难的青少年增加了263%。据“德国之声”电台报道，这些未成年难民中1/3来自阿富汗，1/4来自叙利亚，剩下的多是厄立特里亚、伊拉克和索马里难民。他们大多是十六七岁的青少年，刚刚到达时，德国联邦青年福利办事处（BumF）为他们提供住宿，然后在14天内将他们分散到全国各地。
如今，马达尼最担心的仍是祖国的战争和远在土耳其的家人——他的母亲最近患上了心脏病。大部分时间里，他在青年难民收容所的小房间里闭门不出。“我很想念家人。”他说。
面对二战以来全球最严重的难民危机，德国比其他西方国家响应更积极。尽管如此，在像马达尼这样没人陪伴的未成年群体中，仍然有一半的人没机会申请庇护。
受法律承认的身份能为他们提供更多权利，比如为父母申请德国国籍。面对潮水般的难民，即便德国法院长时间超负荷工作，难民的申请仍被长期积压，马达尼不知道何时才能轮到自己。
据BumF的代表布里吉特·泽勒（Brigit Zeller）介绍，未成年难民在此享受和德国同龄人一样的待遇，包括免费教育和住宿，但由于去年难民大量涌入，BumF不得不暂时降低标准。“通常应是每个人都有单人间，但我们现在只得让两人、4人甚至8人共享一间屋子。”他举例说。
遥遥无期的庇护身份申请、拥挤的住宿、无人陪伴的成长过程，这些都只是未成年难民面临挑战的一部分。像马达尼这样的半大孩子每天都在经历微妙的拉锯战：他们吸收外国文化，迅速学习和成长，同时必须面对亲人的缺席，自行克服心灵创伤。
“至少得从家里救出一个人”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指出，对这些未成年难民的家人而言，放孩子独自去欧洲避难的决定本身就是绝望的——在父母们看来这似乎是最后的希望，到了欧洲，孩子至少能过上正常的生活。
为此，青少年们冒着葬身大海的风险，坐上摇摇晃晃的小船穿越地中海、躲过人贩子、经过边境守卫的盘查，来到欧洲大陆。从此之后，他们和家人唯一的联系方式就是社交媒体。
15岁的艾哈迈德（Ahmed）来自叙利亚，他穿着大衣和紧身牛仔裤，坐在德国第二大城市汉堡的火车站外看着川流不息的人群。“我有8个月没见过家人了，但我不想和他们视频通话，因为总有人会哭。”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记者3月去土耳其采访时见过艾哈迈德的家人，那时他们用WhatsApp一起聊天。艾哈迈德的父亲穆斯塔法（Mustafa）举着手机，旁边挤着3个女儿。
“昨天，我梦见艾哈迈德回家了。”6岁的萨拉（Sara）告诉父亲，后者默默地点了点头，用手背拭去眼泪。“她每天都跟我说一样的话。”穆斯塔法说。
刚到德国时，艾哈迈德每天都给父亲打电话，有时是在上学路上，有时是在难民营外的野餐桌上。他和5个来自其他地方的男孩住在一个房间里，“环境太嘈杂了”。
有这种抱怨，是因为艾哈迈德过去的生活富足。他父亲是阿拉伯语教师，母亲在大学做行政工作，直到炮火令一家人不得不离开叙利亚北部的家乡，到土耳其边界城市雷伊汉勒讨生活。在这里，穆斯塔法只能找到当黑车司机的活儿，他们生活困苦，几乎交不起房租。
艾哈迈德在土耳其上过非官方的难民学校，但得不到任何资格证。他梦想将来当医生，为此他需要读书。“班里至少有5个和我同龄的人来到欧洲。”他说，“我们都想去一个更好的地方。”
“父亲也认为我死在海里都比待在叙利亚更好。他觉得至少得从家里救出一个人。”于是，艾哈迈德搭公共汽车去了土耳其第三大城市伊兹密尔，在小船上，在夜幕中，奔向希腊。“我在那条船上坐了7小时，有4次觉得自己要葬身大海了。”他说。
好在，他活着到达了汉堡，被注册为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难民后，开始在不同宿舍间转移。最拥挤时，他曾和20多个人住在一起。7个月后他终于又能读书了，现在正刻苦学习，有了监护人和朋友，也学会了做饭。
由于得天独厚的港口位置，汉堡曾被称为德国“通往世界的门户”。获得新生活的艾哈迈德希望这座拥有美好寓意的城市能带着自己，走向更美好的未来。
9000名未成年难民失踪
虽然德国承诺为未成年难民提供住房、教育，并保证其最基本的生活，BumF也表示致力于“确保未成年难民融入社会，帮助他们实现个人梦想和目标”，但难民潮来势汹汹，政府无法确保每个人得到监护。有些人等待几个月也享受不到最基本的保障，或是与庇护完全脱节。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德国政府9月底称，约90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难民失踪，其中包括867名14岁以下儿童。慈善组织对此表示震惊和担忧，认为一些儿童可能成为有组织贩运团伙的目标。“儿童保护”组织宣称已发现了未成年难民被迫在意大利做妓女和童工的证据。
“这些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逃离了战火，历尽艰辛到达欧洲，却在他们以为安全的地方因被忽视而遭遇危险。”该组织发言人称。绿党发言人玛丽安娜（Marianne Burkert-Eulitz）也指责政府在照料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难民方面，存在“实质性缺陷”。
这些没有受到足够的照顾和引导的未成年难民，在可能伤害自己的同时，也成了社会的安全隐患。7月18日，一名17岁的阿富汗难民在德国巴伐利亚州一列火车上用斧子砍伤21名旅客，其中3人重伤。
社会民主党发言人艾格特（Bjoerb Eggert）告诉德国《每日镜报》，政府应积极主动地发现年轻难民的心理问题，因为后者往往不愿主动寻求帮助。
“这些青少年不确定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属于哪里。他们承受了战火纷飞和流离失所的记忆，如果感受到在某处还有栖身之所、能得到良好的照顾，就不容易变得激进。”德国难民、酷刑受害者支持与治疗中心的负责人索亚（Juergen Soyer）称，过去一年约有180名未成年难民在这家机构接受了心理治疗。
虽然没有身份、远离父母，但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马达尼认为留在德国是目前唯一的选择，也是最好的选择。“我不会回伊拉克。”他说，在他离开的前一夜，激进分子闯进他父亲的轮胎店，绑走了他哥哥，还威胁要带走他。最近，激进分子甚至开始进入民居，对着墙和窗户放枪。“要是回到伊拉克，我会死的。”
艾哈迈德也渴望和家人团聚，但他决心留在德国。“我很想念家人，很担心他们，但如果我回去，将变得一无所有。”
10月21日，17岁少年穆罕默德（Mohammed）在德国小城施默尔恩公寓的5层阳台上想要轻生。楼下围观的人们不仅没有阻止，还鼓励他“跳吧”。最终，救援人员一个多小时的劝说没能阻止他结束自己的生命。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索马里难民穆罕默德今年3月穿过苏丹和地中海到达德国，他因遭受心理创伤，精神有些不稳定。对于围观者的“鼓励”和冷漠，施默尔恩市长史拉德（Sven Schrade）表示震惊：“如果真有人喊出这种话，绝对不可容忍。不管是难民，还是生活在这里的本地人，我们都是人。”
反思悲剧之余，人们将目光投向了数万名在德国讨生活的未成年难民。这些10多岁的孩子带着战火的记忆逃难而来，远离过去的安定，失去了家人的照顾与陪伴，有时，他们产生的心理问题不仅伤害自己，也伤害别人。
然而，就算得不到良好的照顾，这些年轻的难民还是不约而同地表示要留在德国挣扎求生，因为他们没有更好的选择。
未成年难民必须“自行克服心灵创伤”
15岁的伊拉克难民马达尼（Madani）与朋友嬉闹、学习时，看起来跟周围的普通孩子没什么不同。但战争的阴影一直藏在他脑海里：巴格达被轰炸，激进分子四处施暴，他的兄弟失踪了，不知去向。
大多数时候，他将痛苦深埋心中，若无其事地和远在伊拉克的父母视频聊天，自己做家乡传统的鸡肉米饭吃。在德国首都柏林，他已这样只身生活了9个月。
“我喜欢这里的一切，柏林的美无处不在。”马达尼告诉北美青年文化平台“VICE”。他显得健壮、开朗，将黑发理成莫西干发型，虽然散发着几分不羁，但脸上稚气未脱，焦糖色的眼睛闪烁着光芒。
马达尼是去年来德寻求庇护的4.23万未成年人中的一员。自去年8月德国开放边境以来，独自前来避难的青少年增加了263%。据“德国之声”电台报道，这些未成年难民中1/3来自阿富汗，1/4来自叙利亚，剩下的多是厄立特里亚、伊拉克和索马里难民。他们大多是十六七岁的青少年，刚刚到达时，德国联邦青年福利办事处（BumF）为他们提供住宿，然后在14天内将他们分散到全国各地。
如今，马达尼最担心的仍是祖国的战争和远在土耳其的家人——他的母亲最近患上了心脏病。大部分时间里，他在青年难民收容所的小房间里闭门不出。“我很想念家人。”他说。
面对二战以来全球最严重的难民危机，德国比其他西方国家响应更积极。尽管如此，在像马达尼这样没人陪伴的未成年群体中，仍然有一半的人没机会申请庇护。
受法律承认的身份能为他们提供更多权利，比如为父母申请德国国籍。面对潮水般的难民，即便德国法院长时间超负荷工作，难民的申请仍被长期积压，马达尼不知道何时才能轮到自己。
据BumF的代表布里吉特·泽勒（Brigit Zeller）介绍，未成年难民在此享受和德国同龄人一样的待遇，包括免费教育和住宿，但由于去年难民大量涌入，BumF不得不暂时降低标准。“通常应是每个人都有单人间，但我们现在只得让两人、4人甚至8人共享一间屋子。”他举例说。
遥遥无期的庇护身份申请、拥挤的住宿、无人陪伴的成长过程，这些都只是未成年难民面临挑战的一部分。像马达尼这样的半大孩子每天都在经历微妙的拉锯战：他们吸收外国文化，迅速学习和成长，同时必须面对亲人的缺席，自行克服心灵创伤。
“至少得从家里救出一个人”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指出，对这些未成年难民的家人而言，放孩子独自去欧洲避难的决定本身就是绝望的——在父母们看来这似乎是最后的希望，到了欧洲，孩子至少能过上正常的生活。
为此，青少年们冒着葬身大海的风险，坐上摇摇晃晃的小船穿越地中海、躲过人贩子、经过边境守卫的盘查，来到欧洲大陆。从此之后，他们和家人唯一的联系方式就是社交媒体。
15岁的艾哈迈德（Ahmed）来自叙利亚，他穿着大衣和紧身牛仔裤，坐在德国第二大城市汉堡的火车站外看着川流不息的人群。“我有8个月没见过家人了，但我不想和他们视频通话，因为总有人会哭。”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记者3月去土耳其采访时见过艾哈迈德的家人，那时他们用WhatsApp一起聊天。艾哈迈德的父亲穆斯塔法（Mustafa）举着手机，旁边挤着3个女儿。
“昨天，我梦见艾哈迈德回家了。”6岁的萨拉（Sara）告诉父亲，后者默默地点了点头，用手背拭去眼泪。“她每天都跟我说一样的话。”穆斯塔法说。
刚到德国时，艾哈迈德每天都给父亲打电话，有时是在上学路上，有时是在难民营外的野餐桌上。他和5个来自其他地方的男孩住在一个房间里，“环境太嘈杂了”。
有这种抱怨，是因为艾哈迈德过去的生活富足。他父亲是阿拉伯语教师，母亲在大学做行政工作，直到炮火令一家人不得不离开叙利亚北部的家乡，到土耳其边界城市雷伊汉勒讨生活。在这里，穆斯塔法只能找到当黑车司机的活儿，他们生活困苦，几乎交不起房租。
艾哈迈德在土耳其上过非官方的难民学校，但得不到任何资格证。他梦想将来当医生，为此他需要读书。“班里至少有5个和我同龄的人来到欧洲。”他说，“我们都想去一个更好的地方。”
“父亲也认为我死在海里都比待在叙利亚更好。他觉得至少得从家里救出一个人。”于是，艾哈迈德搭公共汽车去了土耳其第三大城市伊兹密尔，在小船上，在夜幕中，奔向希腊。“我在那条船上坐了7小时，有4次觉得自己要葬身大海了。”他说。
好在，他活着到达了汉堡，被注册为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难民后，开始在不同宿舍间转移。最拥挤时，他曾和20多个人住在一起。7个月后他终于又能读书了，现在正刻苦学习，有了监护人和朋友，也学会了做饭。
由于得天独厚的港口位置，汉堡曾被称为德国“通往世界的门户”。获得新生活的艾哈迈德希望这座拥有美好寓意的城市能带着自己，走向更美好的未来。
9000名未成年难民失踪
虽然德国承诺为未成年难民提供住房、教育，并保证其最基本的生活，BumF也表示致力于“确保未成年难民融入社会，帮助他们实现个人梦想和目标”，但难民潮来势汹汹，政府无法确保每个人得到监护。有些人等待几个月也享受不到最基本的保障，或是与庇护完全脱节。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德国政府9月底称，约90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难民失踪，其中包括867名14岁以下儿童。慈善组织对此表示震惊和担忧，认为一些儿童可能成为有组织贩运团伙的目标。“儿童保护”组织宣称已发现了未成年难民被迫在意大利做妓女和童工的证据。
“这些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逃离了战火，历尽艰辛到达欧洲，却在他们以为安全的地方因被忽视而遭遇危险。”该组织发言人称。绿党发言人玛丽安娜（Marianne Burkert-Eulitz）也指责政府在照料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难民方面，存在“实质性缺陷”。
这些没有受到足够的照顾和引导的未成年难民，在可能伤害自己的同时，也成了社会的安全隐患。7月18日，一名17岁的阿富汗难民在德国巴伐利亚州一列火车上用斧子砍伤21名旅客，其中3人重伤。
社会民主党发言人艾格特（Bjoerb Eggert）告诉德国《每日镜报》，政府应积极主动地发现年轻难民的心理问题，因为后者往往不愿主动寻求帮助。
“这些青少年不确定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属于哪里。他们承受了战火纷飞和流离失所的记忆，如果感受到在某处还有栖身之所、能得到良好的照顾，就不容易变得激进。”德国难民、酷刑受害者支持与治疗中心的负责人索亚（Juergen Soyer）称，过去一年约有180名未成年难民在这家机构接受了心理治疗。
虽然没有身份、远离父母，但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马达尼认为留在德国是目前唯一的选择，也是最好的选择。“我不会回伊拉克。”他说，在他离开的前一夜，激进分子闯进他父亲的轮胎店，绑走了他哥哥，还威胁要带走他。最近，激进分子甚至开始进入民居，对着墙和窗户放枪。“要是回到伊拉克，我会死的。”
艾哈迈德也渴望和家人团聚，但他决心留在德国。“我很想念家人，很担心他们，但如果我回去，将变得一无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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