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马里海盗卷土重来？
本报记者 贾晓静
青年参考
（
2016年10月26日
04
版）
10月23日，获救的人质抵达内罗毕机场。图片来源CFP
2012年9月23日，蒙面的索马里海盗哈桑站在一艘台湾渔船附近。
被索马里海盗羁押近5年后，10月22日，来自中国、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的26名“Naham 3号”船员在各方协助下获救。庆幸之余，人们再次将目光投向了蛰伏数年的索马里海盗，鼎盛时期的他们曾是全世界的噩梦。
在各国联合巡航威慑下，亚丁湾海域归于平静。然而，“非洲之角”如今的局势变化，让人们开始担心海盗卷土重来。
1673天后，人质获释
2013年3月，悬挂着阿曼国旗的渔船“Naham 3号”航行在塞舌尔南部海域时，29名来自亚洲各国的船员们恐怕不会想到，自己下一次和家人团聚会是在1673天之后。而他们中的3个人，将永远沉睡在索马里霍比奥港（Hobyo）海底。
这批船员是遭索马里海盗挟持时间第二长的人质。参与救援的“人质支持伙伴”组织（HSP）协调员约翰·斯蒂德（John Steed）告诉法新社，在被拘禁的4年半里，船员们过着“悲惨的生活”。“他们衣衫褴褛，营养不良，其中一人脚上受了枪伤，另一人曾中风，还有一人患上糖尿病。”
在海盗8月14日公布的人质照片中，来自中国、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的26名船员或站或蹲地挤在一起，身形瘦削，愁眉紧锁。这张照片反映了他们生活的状态——“除了还活着，他们什么都没有”。台湾轮机长沈瑞章获救后告诉英国路透社，“我们过得很苦，每人每天只有一升饮用水”，这是他对那段日子唯一愿意提起的回忆。
斯蒂德不愿透露是否为这26名船员支付了赎金，也拒绝公开细节，只是表示，人质获释的过程充满了危险和“英雄主义”。“整个谈判过程花了18个月，期间经历了与当地部落首领、政客和宗教领袖的轮番谈判。”这是这位英国前陆军上校对救援行动的唯一解释。
对斯蒂德来说，现在还不是庆祝的时候，他仍为船员能否顺利归乡而担忧。营救人员和船员必须穿越战火弥漫的加尔卡尤市，转机飞赴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直到抵达中国广州，这次营救行动才算成功。
但这些船员相信自己已得到解救。10月23日，劫后余生的沈瑞章在内罗毕机场拨通了家里的电话。听到父亲久违的声音，他即将大学毕业的女儿哭着告诉爸爸：“你快回来，不要再跑船了。我快要毕业工作了，可以养你，不要那么累。”电话那头的声音让沈瑞章泪流满面。
路透社称，此情此景“让在场的每个人都很动情”。
“要是再找不到工作，我就要重操旧业”
26名人质获救，让蛰伏数年的索马里海盗再次进入公众的视野。
此前3年中，这群臭名昭著的劫匪已淡出“非洲之角”。鼎盛时期的索马里海盗曾是全世界的噩梦，联合国2013年的报告认为，他们每年给全球经济造成的损失高达18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219亿元）。
为此，自2013年起，多国海军在亚丁湾展开联合巡航。武装护卫者让海盗们陷入“失业”的困局，这片海域恢复了平静。但在索马里北部的邦特兰共和国反海盗部长萨利赫（Abdalla Jama Saleh）看来，久违的平静并不意味着海盗彻底消失。“不过是海盗的休眠期罢了，他们肯定会卷土重来。”他向英国《每日邮报》警告，“一旦军舰离开，这些人就会重操旧业。”
金盆洗手后，埃勒港的前海盗头子法拉（Farah）不时回味“数赎金数到手抽筋”的快乐。2008年，他带着23名手下劫持了来自土耳其和韩国的两艘渔船，由此一夜暴富。“我们知道那不对，但我们还是做了。”他告诉美国“商业内参”网站，“他们从一架小飞机上把赎金扔进海里，两次绑架分别给了100万美元和2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677万元和1355万元）。我们花了个精光。自从宗教领袖劝我收手，我就不当海盗了，现在只是个普通渔夫。”虽然这样说，但他身上昂贵的衣服显然不是“普通渔夫”消费得起的。
曾在博萨索地区当海盗的艾哈迈德（Mohamed Adan Ahmed）告诉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要是有更好的生计，没有人想当海盗，但索马里连年战乱，想找到安身立命的工作难于登天。
28岁的失业教师穆罕默德（Doud Ali Mohamed）也有这种烦恼。外面风声很紧，但他不打算坐以待毙。“要是近期再找不到工作，我就要重操旧业了。”在“从良”前，他也是个海盗。
“现在我们是渔民，但鱼在哪里？”
对海盗中的顽固分子来说，外国海军的持续巡航并不能迫使他们“弃暗投明”，相反，他们开辟了新的生财之道，为前来非法捕捞的外国渔船“护航”就是其中之一。
美国反海盗组织“海洋无海盗”（OBP）的报告显示，近年来，来自伊朗、西班牙、韩国等国的渔船在亚丁湾附近的捕捞活动日渐增多，且往往没有合法的国际捕捞证件。办不了捕捞证的渔船向附近的海盗组织求助，几十万美元的“保护费”能确保他们安全无虞地通过索马里附近水域，并沿途洒下巨大的网，带回肥美的金枪鱼和其他有经济价值的水产。
联合国一位官员告诉英国《每日电讯》报：“短短几天的调查里，我们就看到至少10条捕捞船在附近撒网。根据国际法，在这一区域使用捕捞网是非法的，会导致海龟、鲨鱼和海豚被大量捕杀。令人遗憾的是索马里民兵收受贿赂，保护这些船只，并用所得金钱购买武器。”
去年11月，伊朗渔船“Muhammidi”号在埃勒港遭到劫持，人们猜测这是部族间瓜分“保护费”不均造成的。当地渔业官员担心，滥发捕捞证将加剧部族间紧张的关系。“这不是几十万美元的事，它会潜移默化地破坏政府稳定。”
“因为那些非法渔船，我当了海盗，现在洗手不干了，但我仍然不能在家门口捕鱼。”阿巴斯（Abdulahi Abas）愤怒地向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质问，“现在我们是渔民，但鱼在哪里？没人帮助我们，我没有工作，甚至不能在自己的水域里捕鱼。外国渔船捞光了所有的鱼，这是逼海盗回来，而这一次情况只会更糟。”
渔夫阿里（Alimed Mohamed Ali）也认为，外国渔船是这片海域真正的破坏者。“外国的大型渔船趁夜开进海域，卷走一切。他们是用现代机械捕鱼的强盗，什么都不给我们剩下。”
国际慈善机构“Adeso”的报告显示，2014年，86%的索马里渔民认为当地来了更多外国渔船。10年前，正是这种情况让索马里青年成为海盗。讽刺的是，决定以绑架报复外国捕捞者的索马里渔民，如今成了非法捕捞船的保护伞。
“非洲之角”发生令人不安的转变
国际海事局局长穆卡丹（Pottengal Mukundan）警告，“非洲之角”正在发生令人不安的转变。“2016年无疑是索马里海盗问题浮上水面21年来的最低点，但附近海域仍有风险。”他说。OBP的调查证实了这种担忧：2015年，欧盟没有索马里海盗攻击的记录，但已确认有5起小型劫持与海盗有关。
“尼日利亚海域内的抢掠现象正在减少，但绑架索要赎金的问题日渐严峻。”OBP近期发表的咨文称，“特别是在东非，被扣留的海员从2014年的17人攀升至2015年的108人。”
“一个公认的事实是，长远解决索马里海盗问题最好是在陆地上做文章。”索马里问题专家哈丁（Andrew Harding）告诉英国广播公司（BBC）。他的观点得到了牛津大学教授瓦尔斯（Federico Varese）的认同，后者在《英国犯罪学杂志》撰文称，最好的办法是增加基础设施建设，修建港口和道路，为偏远地区开通贸易。
事实上，博萨索的居民在经济增长后就切断了与海盗的联系，从侧面证明了瓦尔斯“只有平衡地区经济才能让人们真正脱离海盗生活”的观点。然而，在这个被内战撕裂、联邦政府失去控制力的国家，这并不容易。
“研究显示，如果当地人没有更好的收入来源，海盗行为就会得到从部族到政府的支持——索马里政客需要额外的资金满足其政治野心时，就会倾向于为海上劫掠开绿灯。”瓦尔斯告诉《每日邮报》。
但在斯蒂德看来，曾经的海盗所谓的愤怒不过是重操旧业的借口。“非法捕鱼是借口，这些罪犯无论在海上还是在陆地上都会实施绑架。在这片政府服务缺席、工作机会稀少的土地上，人们的选择很有限。”
被索马里海盗羁押近5年后，10月22日，来自中国、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的26名“Naham 3号”船员在各方协助下获救。庆幸之余，人们再次将目光投向了蛰伏数年的索马里海盗，鼎盛时期的他们曾是全世界的噩梦。
在各国联合巡航威慑下，亚丁湾海域归于平静。然而，“非洲之角”如今的局势变化，让人们开始担心海盗卷土重来。
1673天后，人质获释
2013年3月，悬挂着阿曼国旗的渔船“Naham 3号”航行在塞舌尔南部海域时，29名来自亚洲各国的船员们恐怕不会想到，自己下一次和家人团聚会是在1673天之后。而他们中的3个人，将永远沉睡在索马里霍比奥港（Hobyo）海底。
这批船员是遭索马里海盗挟持时间第二长的人质。参与救援的“人质支持伙伴”组织（HSP）协调员约翰·斯蒂德（John Steed）告诉法新社，在被拘禁的4年半里，船员们过着“悲惨的生活”。“他们衣衫褴褛，营养不良，其中一人脚上受了枪伤，另一人曾中风，还有一人患上糖尿病。”
在海盗8月14日公布的人质照片中，来自中国、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的26名船员或站或蹲地挤在一起，身形瘦削，愁眉紧锁。这张照片反映了他们生活的状态——“除了还活着，他们什么都没有”。台湾轮机长沈瑞章获救后告诉英国路透社，“我们过得很苦，每人每天只有一升饮用水”，这是他对那段日子唯一愿意提起的回忆。
斯蒂德不愿透露是否为这26名船员支付了赎金，也拒绝公开细节，只是表示，人质获释的过程充满了危险和“英雄主义”。“整个谈判过程花了18个月，期间经历了与当地部落首领、政客和宗教领袖的轮番谈判。”这是这位英国前陆军上校对救援行动的唯一解释。
对斯蒂德来说，现在还不是庆祝的时候，他仍为船员能否顺利归乡而担忧。营救人员和船员必须穿越战火弥漫的加尔卡尤市，转机飞赴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直到抵达中国广州，这次营救行动才算成功。
但这些船员相信自己已得到解救。10月23日，劫后余生的沈瑞章在内罗毕机场拨通了家里的电话。听到父亲久违的声音，他即将大学毕业的女儿哭着告诉爸爸：“你快回来，不要再跑船了。我快要毕业工作了，可以养你，不要那么累。”电话那头的声音让沈瑞章泪流满面。
路透社称，此情此景“让在场的每个人都很动情”。
“要是再找不到工作，我就要重操旧业”
26名人质获救，让蛰伏数年的索马里海盗再次进入公众的视野。
此前3年中，这群臭名昭著的劫匪已淡出“非洲之角”。鼎盛时期的索马里海盗曾是全世界的噩梦，联合国2013年的报告认为，他们每年给全球经济造成的损失高达18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219亿元）。
为此，自2013年起，多国海军在亚丁湾展开联合巡航。武装护卫者让海盗们陷入“失业”的困局，这片海域恢复了平静。但在索马里北部的邦特兰共和国反海盗部长萨利赫（Abdalla Jama Saleh）看来，久违的平静并不意味着海盗彻底消失。“不过是海盗的休眠期罢了，他们肯定会卷土重来。”他向英国《每日邮报》警告，“一旦军舰离开，这些人就会重操旧业。”
金盆洗手后，埃勒港的前海盗头子法拉（Farah）不时回味“数赎金数到手抽筋”的快乐。2008年，他带着23名手下劫持了来自土耳其和韩国的两艘渔船，由此一夜暴富。“我们知道那不对，但我们还是做了。”他告诉美国“商业内参”网站，“他们从一架小飞机上把赎金扔进海里，两次绑架分别给了100万美元和2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677万元和1355万元）。我们花了个精光。自从宗教领袖劝我收手，我就不当海盗了，现在只是个普通渔夫。”虽然这样说，但他身上昂贵的衣服显然不是“普通渔夫”消费得起的。
曾在博萨索地区当海盗的艾哈迈德（Mohamed Adan Ahmed）告诉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要是有更好的生计，没有人想当海盗，但索马里连年战乱，想找到安身立命的工作难于登天。
28岁的失业教师穆罕默德（Doud Ali Mohamed）也有这种烦恼。外面风声很紧，但他不打算坐以待毙。“要是近期再找不到工作，我就要重操旧业了。”在“从良”前，他也是个海盗。
“现在我们是渔民，但鱼在哪里？”
对海盗中的顽固分子来说，外国海军的持续巡航并不能迫使他们“弃暗投明”，相反，他们开辟了新的生财之道，为前来非法捕捞的外国渔船“护航”就是其中之一。
美国反海盗组织“海洋无海盗”（OBP）的报告显示，近年来，来自伊朗、西班牙、韩国等国的渔船在亚丁湾附近的捕捞活动日渐增多，且往往没有合法的国际捕捞证件。办不了捕捞证的渔船向附近的海盗组织求助，几十万美元的“保护费”能确保他们安全无虞地通过索马里附近水域，并沿途洒下巨大的网，带回肥美的金枪鱼和其他有经济价值的水产。
联合国一位官员告诉英国《每日电讯》报：“短短几天的调查里，我们就看到至少10条捕捞船在附近撒网。根据国际法，在这一区域使用捕捞网是非法的，会导致海龟、鲨鱼和海豚被大量捕杀。令人遗憾的是索马里民兵收受贿赂，保护这些船只，并用所得金钱购买武器。”
去年11月，伊朗渔船“Muhammidi”号在埃勒港遭到劫持，人们猜测这是部族间瓜分“保护费”不均造成的。当地渔业官员担心，滥发捕捞证将加剧部族间紧张的关系。“这不是几十万美元的事，它会潜移默化地破坏政府稳定。”
“因为那些非法渔船，我当了海盗，现在洗手不干了，但我仍然不能在家门口捕鱼。”阿巴斯（Abdulahi Abas）愤怒地向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质问，“现在我们是渔民，但鱼在哪里？没人帮助我们，我没有工作，甚至不能在自己的水域里捕鱼。外国渔船捞光了所有的鱼，这是逼海盗回来，而这一次情况只会更糟。”
渔夫阿里（Alimed Mohamed Ali）也认为，外国渔船是这片海域真正的破坏者。“外国的大型渔船趁夜开进海域，卷走一切。他们是用现代机械捕鱼的强盗，什么都不给我们剩下。”
国际慈善机构“Adeso”的报告显示，2014年，86%的索马里渔民认为当地来了更多外国渔船。10年前，正是这种情况让索马里青年成为海盗。讽刺的是，决定以绑架报复外国捕捞者的索马里渔民，如今成了非法捕捞船的保护伞。
“非洲之角”发生令人不安的转变
国际海事局局长穆卡丹（Pottengal Mukundan）警告，“非洲之角”正在发生令人不安的转变。“2016年无疑是索马里海盗问题浮上水面21年来的最低点，但附近海域仍有风险。”他说。OBP的调查证实了这种担忧：2015年，欧盟没有索马里海盗攻击的记录，但已确认有5起小型劫持与海盗有关。
“尼日利亚海域内的抢掠现象正在减少，但绑架索要赎金的问题日渐严峻。”OBP近期发表的咨文称，“特别是在东非，被扣留的海员从2014年的17人攀升至2015年的108人。”
“一个公认的事实是，长远解决索马里海盗问题最好是在陆地上做文章。”索马里问题专家哈丁（Andrew Harding）告诉英国广播公司（BBC）。他的观点得到了牛津大学教授瓦尔斯（Federico Varese）的认同，后者在《英国犯罪学杂志》撰文称，最好的办法是增加基础设施建设，修建港口和道路，为偏远地区开通贸易。
事实上，博萨索的居民在经济增长后就切断了与海盗的联系，从侧面证明了瓦尔斯“只有平衡地区经济才能让人们真正脱离海盗生活”的观点。然而，在这个被内战撕裂、联邦政府失去控制力的国家，这并不容易。
“研究显示，如果当地人没有更好的收入来源，海盗行为就会得到从部族到政府的支持——索马里政客需要额外的资金满足其政治野心时，就会倾向于为海上劫掠开绿灯。”瓦尔斯告诉《每日邮报》。
但在斯蒂德看来，曾经的海盗所谓的愤怒不过是重操旧业的借口。“非法捕鱼是借口，这些罪犯无论在海上还是在陆地上都会实施绑架。在这片政府服务缺席、工作机会稀少的土地上，人们的选择很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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