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在肯尼亚留下“双刃剑”

    铁路：国家荣誉的象征

    来到肯尼亚的第二周，当地发行量最大的英文报纸《民族日报》（The Daily Nation）刊登了一则消息——“200名手持棍棒和砍刀的马赛族青年袭击了位于Narok郡的铁路建设工地，致使14名中国工人受伤”（实为13人）。

    BBC中文网转引了这则消息，然后若有所指地添加了事件背景：

    政府被指在铁路工程中不重视当地青年的就业问题，导致中资公司与当地社区关系紧张。

    7月15日，一群当地青年冲进中国公司铁路工程工地，抱怨他们在工程中得不到就业机会。

    7月20日，当地一名议员指责政府在工程用地拆迁问题上，没有向地产主人进行补偿。

    目前在肯尼亚有数以千计的中国工人参加中国投资的公路和铁路建设工程。

    在这种叙事下，冲突的根源很容易被理解为“政府和施工单位没有保障当地青年的就业机会”。然而事实是，各个郡政府严格依照法规，要求铁路项目雇佣当地雇员的比例超过70%。项目高峰期实际雇佣的当地雇员比例在九成左右，累计雇佣人数（含直接和间接）接近4万人。

    在严肃媒体里颇具声望的BBC为何选择性地忽视这些事实，转而用“数以千计”这样的泛指去放大数据？

    原因在于铁路背后承载的国家荣誉。

    路桥公司为肯尼亚承建的蒙内铁路，将在2017年试运营后逐步取代现有米轨的职能。米轨是英国在1896年至1902年殖民地时期耗资500万英镑修建的，如今老化严重，全年货运量低于百万吨，不足蒙巴萨港吞吐量的10%，且铁路上常有翻车和故障等问题。这导致肯尼亚通往内陆的货物主要靠公路运输，连接蒙巴萨和内罗毕的A109国道负载很大。

    蒙内铁路的建成，对肯尼亚是实实在在的好事，但对曾经的殖民者英国而言，不仅没有直接益处，反倒像是一种抹去殖民印记的努力。BBC中文网作为英国面向中国的官媒，自然要在这一事件上注入自己的立场。

    肯尼亚的西方印记

    英国为肯尼亚留下的不只是米轨，还有很多文化上的余痕。薯条，基督教，高尔夫酒店，西装三件套，右舵左行的汽车，非音译的英文名……这些都容易让你忘记自己身处非洲，而不是英伦三岛。

    肯尼亚保留了英国相对健全的法律体制，但也养活了不少在医院门口等生意的律师。他们最重要的工作，是找到那些因伤住院的病人，零首付帮他们起诉雇主，不管事实真相如何，然后试图从程序的漏洞里捞到一笔赔偿，进而从中抽成。

    在这里，一些律师想的不是如何维护公平正义，完善的诉讼制度反而成了投机者的谋生工具。

    欧洲人将西方的仪式带到了肯尼亚，并使之成为所谓的“理想范式”。但他们没能让这里的人们打心底理解仪式存在的缘由，以及这些仪式该与怎样的道德规范相辅相成。所以直至今天，以部落形式聚居的马赛人依然抵触医院，抵触现代仪器的治疗，他们更愿意相信自己的草药和秘方，认为医院只会让他们的病情加重。这与19世纪初凯伦·布里克森初访东非时的描述相差无几。

    更多矛盾的景象发生在内罗毕街头。不同于中国公路告示牌上“杯中一滴酒，亲人两行泪”的委婉，肯尼亚警示司机酒驾危险的方式十分直接——把一辆撞毁的汽车当成雕塑立在主干道的隔离带上，让来来往往的司机都能看到。但我相信，这种坦率与直白并没有想象中奏效。在周日的早晨，你依然会因为频发的追尾和翻车而堵在路上，只因为前一天晚上是肯尼亚人最喜欢喝酒泡吧的时段。如果你多遭遇几次堵车，可能还会发现这里的司机彬彬有礼——对行人和旁车礼让，少有司机焦躁地鸣笛。但直到你经历过行人打着电话横穿公路、司机借反向车道超车后，你才会真正开始疑惑：这里的安全意识到底算强还是算弱？

    肯尼亚人对环境的虔诚同样有着复杂的一面。他们热爱土地，也热爱土地上栖居的生灵。因此当得知铁路可能影响野生动物迁徙的线路后，从政府到民间团体都表现出极力抵制，直到路桥公司建起净高6.5米的桥梁式通道，让身高5米多的长颈鹿也能顺利通行后，他们才放下心来。但生活中，人们对尾排不达标的客车与货车熟视无睹，任凭它们喷出滚滚黑烟呛害路人的肺；生活垃圾随塑料袋丢弃在房门外，堆成一片留给鸡羊拣食；车上乘客吃完香蕉随手把皮扔出窗外，不顾后车如何躲避……在这里，法律观念、公共道德、环保意识都不是单一的色调，而是被三棱镜打散的白光，自然分散出不同的谱线，让人无法笼统地给出定论。

    肯尼亚的复杂，像一张白纸上画出7种颜色的线，而其他国家的复杂，可能是7种颜色按不同比例调和在一起。初来者容易用惯常的眼光打量陌生的一切，把调和后的颜色看成高级，而把分散的颜色视为粗鄙。但挑剔和嫌弃的眼镜戴久了，只会让自己跟这个社会越来越远。因此，我反复提醒自己，越是遇到隔阂，越要耐着性子去解决。

    生活是生动的教材

    8月初，我和当地一家印刷厂联络，印制一批文件夹，作为一所铁路学校培训生的结业礼物。印刷厂的老板是公司长期的合作伙伴，承诺过对老顾客价格一定公道。但在结账时，我发现他不仅虚抬了印刷数量，还给出了高于市场价三四倍的印制价格。

    当我对价格提出质疑时，他的回应是：我们用的是最好的纸墨和最先进的数码印刷技术，比其他厂商的胶版印刷质量好、速度快，自然贵得有道理。我很快就核查出，这句话里只有“速度快”属实，其他全是吹嘘。

    我知道生气和抱怨都没有用。面对他“要么照这个价付钱，要么法庭见”的态度，我想到的最佳策略，是第一时间翻出肯尼亚的《消费者保护法》，找出“卖方如提供不实信息，该交易将被视为不公平交易”的规定作为依据，然后请他解释，为什么用不实的理由支持这一价格。

    他开始变得不耐烦，在邮件里写道“我不会再就这一问题进一步回答，要么付钱，要么告诉我你们不付”。我没正面回应，而是从《消费者保护法》里摘出另一条“消费者有知情的权利”，然后告诉他，“我希望的是理清问题，而不是封死沟通的路，如果你不想让消费者知情，那么法律将如实裁定”。

    他很快就打破了“不回答”的承诺。

    最后我们以略高于市场的价格结清了这笔账，给对方也留了台阶。从局部看，这场谈判我好像胜了；但从全局看，仍有可改进的空间——如果一开始就把价格谈拢，而不是相信“熟人”的承诺，或许对方就没有坐地起价的机会。

    制度是英国人留给肯尼亚的一柄“双刃剑”。只要别碰锋利的地方，找准反击的位置，中国人也能用它来防身。

    作者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硕士三年级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