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霉霉”成“新纳粹偶像” 雪儿被视为“所有同性恋者的母亲”
流行明星为何被特定群体“封神”
编译 肖竟
青年参考
（
2016年10月13日
21
版）
“霉霉”这张合影让白人至上主义者嗅出了“隐秘的政治倾向”。
无论流行歌手泰勒·斯威夫特是否乐意，恐怕都难以摆脱“另类右派”分子的狂热崇拜。这个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的瘦高金发姑娘在中国被昵称为“霉霉”，在欧美却成了新纳粹分子的精神偶像，甚至被冠以“雅利安女神”的称号。
“霉霉”绝非个案。几乎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流行偶像。无论这些明星爱与不爱，都挡不住“被领袖”和随之而来的“头衔”。
泰勒·斯威夫特是“雅利安女神”？
不知从何时起，白人至上主义者开始四处发帖，张扬他们对泰勒·斯威夫特的痴迷。在这些新纳粹分子和“另类右派”（一种集合了嬉皮士和白人至上主义的互联网亚文化）的隐秘团体中，有一种声音正广泛流传——名噪一时的白人女歌手泰勒·斯威夫特是隐秘的“地下纳粹党员”，她用歌声“指引”美国走向民族主义。
极右翼网站“The Daily Stormer”的作者安德瑞·安格林（Andre Anglin）就是这一论调的支持者。他相信，一旦时机得当，斯威夫特便会大张旗鼓地宣扬“自己是雅利安人”。
他告诉英国《每日邮报》：“首先，斯威夫特是绝对的‘雅利安女神’。她犹如自古希腊史诗里走出来一般，她的出现仿佛雅典娜重生，这非常重要。她需要等待特朗普给她营造一个安全的环境，好让她向全世界宣告自己的雅利安计划。斯威夫特很有可能和特朗普的儿子订婚，然后双双加冕为美国皇室。”
斯威夫特向来对自己的政治倾向守口如瓶，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对政治毫无兴趣。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后，她曾告诉《滚石》杂志：“我活这么大，从没见过这个国家为一项政治决策如此兴奋。我很高兴这是我第一次参与选举。”
或许斯威夫特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成了“欧洲法西斯”的代言人。在美国《VICE》杂志看来，她的“纳粹模因”（通过非遗传方式特别是模仿而传递的文化的基本单位）似乎从那首《泪洒吉他》开始就存在了。“有些人认为是模因的魔力让她如此出名，虽然没法证明这点，但我们能确定的是，当新纳粹们看到她的那一秒，就被她精致的雅利安外表和天使般的风采倾倒了。”安格林说。
“Wetpaint”网站道出了另一个缘由。2009年，泰勒在昔日好友“水果姐”凯蒂·佩里的25岁生日派对上，与一名T恤上有巨大纳粹标志的男子亲密合影，让白人至上主义者嗅出了这位年轻女士“隐秘的政治倾向”。不过，斯威夫特的发言人很快予以驳斥，称“那晚她大约和100人合了影，她不知道那位男士是谁，也没注意他穿了什么”。
斯威夫特一方反应迅速，但并不能阻止白人至上主义者不遗余力地将她“封神”。在脸谱网上，一个叫做“泰勒·斯威夫特代表欧洲法西斯”（Taylor Swift for Fascist Europe）的小组悄然出现，收获了近两万个赞。而在“Pinterest”网站上，用户艾米丽·帕丁森（Emily Pattinson）从2013年就开始把希特勒语录和斯威夫特的照片P在一起，并因此迅速成为网红。
如此形势下，无论是否情愿，斯威夫特都会被一些人视为“新纳粹”、“另类右派”的代言人。在不久前接受《VICE》采访时，“泰勒·斯威夫特代表欧洲法西斯”前管理员道出了这个金发碧眼又有些面色苍白的女孩成为“雅利安女神”的缘由：“雅利安人并不是单指血缘种族那么简单，它象征着一种态度和精神。就拿金·卡戴珊和麦莉·赛勒斯（美国演员、创作型歌手）来说吧，她们和斯威夫特一样属于日耳曼民族血统，但为什么退化到根本没人拿她们当法西斯偶像的地步？原因在于，她们虽有血统，却失去了雅利安精神，雅利安精神才是定义法西斯的关键……毫无疑问，斯威夫特使得这种精神具象化。”
而在安格林看来，斯威夫特身上的“雅利安精神”，源自于她身上属于“上世纪50年代的那种纯净、温柔和天真”：“她就是麦莉·赛勒斯的反面。在麦莉去跟其他种族的男人们鬼混时，她却跟猫一起待在家里读简·奥斯汀的书。”
保守派网站“Breitbart”专栏作家米洛·亚纳普洛斯（Milo Yiannopoulos）指出，斯威夫特成为“右翼女神”，与其出身于美国13个殖民地之一的宾州、唱传统乡村歌曲成名、父亲是美林银行高级副总裁兼投资经理人等因素分不开——这一切意味着她是“出身正统”的白人偶像。
雪儿：“所有同性恋者的母亲”
斯威夫特并非唯一因经历或气质而成为特定人群偶像的明星。在她之前，美国传奇天后雪儿就被LGBT（同性恋者、双性恋者与跨性别者）人士追捧了多年。如果说斯威夫特是“新纳粹女神”，那雪儿无疑是LGBT群体的“女王”。
如果你在英文问答社区“Quora”网站上提出有关雪儿的问题，那答案很难不与LGBT扯上关系。雪儿在这一群体中受到广泛认可，虽然她本人并非LGBT一员，但这不影响该群体对她的推崇。
“雪儿是坚强的人，很自信，也很成功。她总是以女王般的形象示人，人们把她视为所有同性恋者的母亲。我想她是知道如何保持自我的——她不仅有女性的外貌，也有强大的内心，而这才是她最受敬仰的地方。”谈及雪儿在同性恋群体中的地位，加拿大歌手达林·胡斯（Darrin Huss）在个人博客中写道，“说实话，男同性恋者很难找到自己的性别榜样，但雪儿是个例外——她总是那么大胆，并且高高在上。她的歌曲《Gypsies， Tramps， and Thieves》和《Half Breed》都是讲述‘社会弃儿’的，并鼓励人们相信自己的价值，这让我们看到她灵魂的高贵。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她华丽的服装也吸引着同性恋者。是的，我想我们有共同的艺术倾向。”
在歌迷丹·荷乐迪（Dan Holliday）看来，雪儿保持70年不变的美丽也让同性恋者为之倾倒。“对我们来说她是一位神话般的母亲。她身上有着同性恋者特别是男同性恋者期待、渴望的东西。”
或许，真正把雪儿和LGBT联系起来的是她的孩子——“女儿”查兹·波诺。波诺19岁时宣布“出柜”，并通过变性手术成为男性。最初雪儿不能接受这种改变，甚至为此冷战了20年。但最终，这位善良的母亲接受了孩子新的性别身份，出席反歧视同性恋大联盟的活动，公开表示对孩子的赞许——“他比任何人都要勇敢”。而这一举动为她赢得了来自LGBT群体的掌声。
碧昂斯：主动扛起女权主义大旗
与前两位“被领袖”的“女神”不同，黑人音乐天后碧昂斯的“女权主义领袖”大名是自己一点一点挣来的。
2014年，碧昂斯站在MTV音乐录影带大奖颁奖典礼明亮的灯光下，宣布自己是一名女权主义者时，立即成了性别平等运动中的重量级角色。
她的女权主义明显表现在各张专辑中。在以自己名字命名的专辑《BEYONCE》里，她以开篇歌曲《Pretty Hurts》讲述了女性在服从“男性要求的女性美”时遭受的苦难，另一首歌曲《Flawless》则毫不客气地批判了一些常见的偏见，比如“女性不配拥有太大的野心与成功”。
“碧昂斯的女权主义很务实，她不是要取代男人的社会地位，而是在现实中通过与男人的相互关系来发展女性地位，很高明地通过非反抗的方式去掉男性在女性身上附加的诸多伪饰，回归女性的本真。”时尚博主格罗瓦（Cameron Glover）在《时尚芭莎》杂志上写道。
与斯威夫特和雪儿对“被领袖”或反对或默认的态度不同，碧昂斯对自己女权主义者的身份甘之如饴。2014年，她以金发梦露造型登上同性恋杂志《OUT》封面，为女权主义呐喊：“虽然我身处男性主导的社会，但女性主义的我才是真正的我。”
在今年的新专辑《Lemonade》中，她通过MV中祖母的口说出“上帝给我酸涩柠檬，我却将它制成甘甜的柠檬水”，期望以此鼓励“每一个男权阴影下的女人自我认识和治愈”。
不过，自诩为女权主义代言人的她，常常遭到女权运动者质疑。女权运动代表人物安迪·泽斯勒（Andi Zeisler）曾隐晦地表示对碧昂斯的不满：“女权主义正在经历从敬而远之到备受追捧的转折，但这不意味着女权主义运动蓬勃发展。事实上，它正在偏离：从旨在实现性别平等的运动，变成了很多女性评判名流、消费流行文化的借口。”
无论流行歌手泰勒·斯威夫特是否乐意，恐怕都难以摆脱“另类右派”分子的狂热崇拜。这个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的瘦高金发姑娘在中国被昵称为“霉霉”，在欧美却成了新纳粹分子的精神偶像，甚至被冠以“雅利安女神”的称号。
“霉霉”绝非个案。几乎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流行偶像。无论这些明星爱与不爱，都挡不住“被领袖”和随之而来的“头衔”。
泰勒·斯威夫特是“雅利安女神”？
不知从何时起，白人至上主义者开始四处发帖，张扬他们对泰勒·斯威夫特的痴迷。在这些新纳粹分子和“另类右派”（一种集合了嬉皮士和白人至上主义的互联网亚文化）的隐秘团体中，有一种声音正广泛流传——名噪一时的白人女歌手泰勒·斯威夫特是隐秘的“地下纳粹党员”，她用歌声“指引”美国走向民族主义。
极右翼网站“The Daily Stormer”的作者安德瑞·安格林（Andre Anglin）就是这一论调的支持者。他相信，一旦时机得当，斯威夫特便会大张旗鼓地宣扬“自己是雅利安人”。
他告诉英国《每日邮报》：“首先，斯威夫特是绝对的‘雅利安女神’。她犹如自古希腊史诗里走出来一般，她的出现仿佛雅典娜重生，这非常重要。她需要等待特朗普给她营造一个安全的环境，好让她向全世界宣告自己的雅利安计划。斯威夫特很有可能和特朗普的儿子订婚，然后双双加冕为美国皇室。”
斯威夫特向来对自己的政治倾向守口如瓶，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对政治毫无兴趣。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后，她曾告诉《滚石》杂志：“我活这么大，从没见过这个国家为一项政治决策如此兴奋。我很高兴这是我第一次参与选举。”
或许斯威夫特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成了“欧洲法西斯”的代言人。在美国《VICE》杂志看来，她的“纳粹模因”（通过非遗传方式特别是模仿而传递的文化的基本单位）似乎从那首《泪洒吉他》开始就存在了。“有些人认为是模因的魔力让她如此出名，虽然没法证明这点，但我们能确定的是，当新纳粹们看到她的那一秒，就被她精致的雅利安外表和天使般的风采倾倒了。”安格林说。
“Wetpaint”网站道出了另一个缘由。2009年，泰勒在昔日好友“水果姐”凯蒂·佩里的25岁生日派对上，与一名T恤上有巨大纳粹标志的男子亲密合影，让白人至上主义者嗅出了这位年轻女士“隐秘的政治倾向”。不过，斯威夫特的发言人很快予以驳斥，称“那晚她大约和100人合了影，她不知道那位男士是谁，也没注意他穿了什么”。
斯威夫特一方反应迅速，但并不能阻止白人至上主义者不遗余力地将她“封神”。在脸谱网上，一个叫做“泰勒·斯威夫特代表欧洲法西斯”（Taylor Swift for Fascist Europe）的小组悄然出现，收获了近两万个赞。而在“Pinterest”网站上，用户艾米丽·帕丁森（Emily Pattinson）从2013年就开始把希特勒语录和斯威夫特的照片P在一起，并因此迅速成为网红。
如此形势下，无论是否情愿，斯威夫特都会被一些人视为“新纳粹”、“另类右派”的代言人。在不久前接受《VICE》采访时，“泰勒·斯威夫特代表欧洲法西斯”前管理员道出了这个金发碧眼又有些面色苍白的女孩成为“雅利安女神”的缘由：“雅利安人并不是单指血缘种族那么简单，它象征着一种态度和精神。就拿金·卡戴珊和麦莉·赛勒斯（美国演员、创作型歌手）来说吧，她们和斯威夫特一样属于日耳曼民族血统，但为什么退化到根本没人拿她们当法西斯偶像的地步？原因在于，她们虽有血统，却失去了雅利安精神，雅利安精神才是定义法西斯的关键……毫无疑问，斯威夫特使得这种精神具象化。”
而在安格林看来，斯威夫特身上的“雅利安精神”，源自于她身上属于“上世纪50年代的那种纯净、温柔和天真”：“她就是麦莉·赛勒斯的反面。在麦莉去跟其他种族的男人们鬼混时，她却跟猫一起待在家里读简·奥斯汀的书。”
保守派网站“Breitbart”专栏作家米洛·亚纳普洛斯（Milo Yiannopoulos）指出，斯威夫特成为“右翼女神”，与其出身于美国13个殖民地之一的宾州、唱传统乡村歌曲成名、父亲是美林银行高级副总裁兼投资经理人等因素分不开——这一切意味着她是“出身正统”的白人偶像。
雪儿：“所有同性恋者的母亲”
斯威夫特并非唯一因经历或气质而成为特定人群偶像的明星。在她之前，美国传奇天后雪儿就被LGBT（同性恋者、双性恋者与跨性别者）人士追捧了多年。如果说斯威夫特是“新纳粹女神”，那雪儿无疑是LGBT群体的“女王”。
如果你在英文问答社区“Quora”网站上提出有关雪儿的问题，那答案很难不与LGBT扯上关系。雪儿在这一群体中受到广泛认可，虽然她本人并非LGBT一员，但这不影响该群体对她的推崇。
“雪儿是坚强的人，很自信，也很成功。她总是以女王般的形象示人，人们把她视为所有同性恋者的母亲。我想她是知道如何保持自我的——她不仅有女性的外貌，也有强大的内心，而这才是她最受敬仰的地方。”谈及雪儿在同性恋群体中的地位，加拿大歌手达林·胡斯（Darrin Huss）在个人博客中写道，“说实话，男同性恋者很难找到自己的性别榜样，但雪儿是个例外——她总是那么大胆，并且高高在上。她的歌曲《Gypsies， Tramps， and Thieves》和《Half Breed》都是讲述‘社会弃儿’的，并鼓励人们相信自己的价值，这让我们看到她灵魂的高贵。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她华丽的服装也吸引着同性恋者。是的，我想我们有共同的艺术倾向。”
在歌迷丹·荷乐迪（Dan Holliday）看来，雪儿保持70年不变的美丽也让同性恋者为之倾倒。“对我们来说她是一位神话般的母亲。她身上有着同性恋者特别是男同性恋者期待、渴望的东西。”
或许，真正把雪儿和LGBT联系起来的是她的孩子——“女儿”查兹·波诺。波诺19岁时宣布“出柜”，并通过变性手术成为男性。最初雪儿不能接受这种改变，甚至为此冷战了20年。但最终，这位善良的母亲接受了孩子新的性别身份，出席反歧视同性恋大联盟的活动，公开表示对孩子的赞许——“他比任何人都要勇敢”。而这一举动为她赢得了来自LGBT群体的掌声。
碧昂斯：主动扛起女权主义大旗
与前两位“被领袖”的“女神”不同，黑人音乐天后碧昂斯的“女权主义领袖”大名是自己一点一点挣来的。
2014年，碧昂斯站在MTV音乐录影带大奖颁奖典礼明亮的灯光下，宣布自己是一名女权主义者时，立即成了性别平等运动中的重量级角色。
她的女权主义明显表现在各张专辑中。在以自己名字命名的专辑《BEYONCE》里，她以开篇歌曲《Pretty Hurts》讲述了女性在服从“男性要求的女性美”时遭受的苦难，另一首歌曲《Flawless》则毫不客气地批判了一些常见的偏见，比如“女性不配拥有太大的野心与成功”。
“碧昂斯的女权主义很务实，她不是要取代男人的社会地位，而是在现实中通过与男人的相互关系来发展女性地位，很高明地通过非反抗的方式去掉男性在女性身上附加的诸多伪饰，回归女性的本真。”时尚博主格罗瓦（Cameron Glover）在《时尚芭莎》杂志上写道。
与斯威夫特和雪儿对“被领袖”或反对或默认的态度不同，碧昂斯对自己女权主义者的身份甘之如饴。2014年，她以金发梦露造型登上同性恋杂志《OUT》封面，为女权主义呐喊：“虽然我身处男性主导的社会，但女性主义的我才是真正的我。”
在今年的新专辑《Lemonade》中，她通过MV中祖母的口说出“上帝给我酸涩柠檬，我却将它制成甘甜的柠檬水”，期望以此鼓励“每一个男权阴影下的女人自我认识和治愈”。
不过，自诩为女权主义代言人的她，常常遭到女权运动者质疑。女权运动代表人物安迪·泽斯勒（Andi Zeisler）曾隐晦地表示对碧昂斯的不满：“女权主义正在经历从敬而远之到备受追捧的转折，但这不意味着女权主义运动蓬勃发展。事实上，它正在偏离：从旨在实现性别平等的运动，变成了很多女性评判名流、消费流行文化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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