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贫困与高科技正面碰撞

    生产与消费、贫穷与富有，仿佛对等地存在于太平洋两岸。即便如此，在高度文明和现代化的美国街头，依然上演着不少和欠发达国家相似的社会问题，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在海外生活了27年，大半时间是以驻外记者身份派驻亚洲，报道当地的社会动乱与贫困现象。最近，旧金山成了我的新家，我像个陶醉其中的游客，在街头漫步。

    和我并肩的路人一定很纳闷，为何我会不时笑出声？我笑的是：公交车车身上的广告在推销合法栽种的大麻；乘坐大众运输工具的宠物狗，外加参加复活节礼拜不忘带上爱宠的女士；白得炫目的牙齿；大到拿不住的墨西哥卷饼；浑身刺青的警察。

    我在里根总统当政时离开美国，现在要重新适应这里的生活——忘掉公制单位、写支票的时候记得先写月再写日……这些还不够。

    我为眼前这个国家感到惊奇。在我报道过的许多东南亚国家，精英阶层拥有将土地挪为私用的特权。身在旧金山周围的丘陵与谷地，我凝望着大片未遭蹂躏的空地，很诧异。

    我还花上大把时间在超市货架间逗留。哇，有机冰淇淋三明治！完全不用动物毛皮的鞋子！具备蓝牙功能的电动牙刷！

    比起我1988年离开的那个国家，2016年的美国的专业化程度要高出很多。人们看起来简直像是在创造需求，然后再来满足这些需求。

    我偶尔会停下脚步，盯着那些专门用来撕碎与回收文件的巨型卡车。一个社会能制造出数以吨计的机密文件，又派出特制卡车来销毁它们，实在奢华。我早知道瑜伽跟大麻在加州很火，不过在发现“大麻瑜伽”训练班的时候，还是惊呆了。

    有人说，旧金山是为全世界测试新科技的实验室。我不时会遇到正为某些问题寻找解决之道的人；有位女士告诉我，她在设计一种演算法，用来判断一个孩子想读哪类书。

    在美国，大家总让我赊账。我从某汽车经销商处开走一辆要价3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0万元）的新车，一分没付。这简直太让人激动了，所以我使劲地买买买。接着，我买了好几个手推车的改善居家环境的玩意儿，店家说，接下来两年我都不用付钱。

    这么下去，我可能把一切挥霍一空，评级机构恐怕得回绝我为下一张信用卡提出的申请。

    当然，我也遇上过不那么引人入胜的事。旅居亚洲期间，我经常跟贫困导致的社会问题打交道。然而，面对旧金山的无家可归者，不知怎地，我仍感到猝不及防。

    时髦的特斯拉电动车在路上悄声飞驰，同时，你能看到受精神疾患所苦的人在路边发病。贫困与高科技正面碰撞。穿着考究的游客与纸箱内不成人形的身影共用人行道。

    我不知该怎么向两个孩子解释，一个富裕的社会为何容许那些脆弱的公民在街头凋零。儿子第一次碰见一个无家可归者时问我，为什么没人“想要收养他”？

    这似乎是一项可怖的声明：比起我先前旅居的地方，我的孩子在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度更有可能见识到无家可归之人和精神病患者的境况。

    有一次，我回到泰国，与当地无家可归者关怀组织“人类住区基金会”的秘书长诺班·蓬西（Nopphan Phromsri）女士聊起这种矛盾，并得知，在曼谷这个有超过1000万居民的巨型都市里，仅有1300名无家可归者。

    旧金山的人口不到曼谷的1/10，无家可归者却是后者的6倍，个中原因绝对够写上一本书。蓬西女士认为，无家可归的问题在富裕社会里更为棘手。“富裕国家事事都有体系规范，”她说，“你不身在其中，就被排斥在外。”美国不存在中间地带，而富人与穷人在曼谷是共存的。曼谷有大批搭盖出来的廉价住屋，都市人要是丢了工作或遭遇困境，也能回乡下去。

    回到美国的大多数日子里，我觉得亚洲很遥远。

    几周前去沃尔玛的时候，有那么一瞬间，昔日生活与我莫名地连上了线。超市仓库那洞穴般的屋顶、发出萤光的照明设备，还有单调乏味的空间，让我心里涌起某种亲切感。是的，沃尔玛超市井然有序的走道，看起来与制造其中大部分商品的亚洲工厂并无太大不同。

    我发现自己正在端详此中细节——工作靴的鞋带、黏合足球的胶痕、绳袋上打的结。

    我还记得制作这些物品的双手，以及我在亚洲参观过的工厂；讲异国语言的工人们成天耗在这些厂房里，俯身在散发出黏胶、塑料与皮革气味的工作台上忙碌。

    太平洋两端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工厂与收银台之间，仿佛有某种对称性。

    我站在结账的队伍里，看着喝牛奶长大的美国人将手推车里的东西放上柜台传送带，心思则飞向了一群瘦小的亚洲工人。他们在我参观过的一座工厂里，为了赚取每月区区几百美元的工资缝制着皮靴。想到某天会塞进这些靴子里的大脚丫的时候，他们竟然咯咯地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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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是《纽约时报》资深记者，现任该报旧金山分社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