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新著揭航空航天秘史：
非裔女数学家令美国“飞天梦”成真
本报特约撰稿 史春树
青年参考
（
2016年09月21日
20
版）
梅尔巴·罗伊（Melba Roy）所在的团队在上世纪60年代参与了卫星跟踪工作。
二战前后的岁月里，一批杰出的非裔女性数学家在美国顶尖科研机构留下了足迹。虽然多数人湮没无闻，但她们对国家的贡献，本身就是对种族和性别歧视的否定。
20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美国逐步滑向第二场世界大战的边缘，发展航空航天技术以服务于军事目的的势头愈发明显，数学家随之成为稀缺资源。面对巨大的人力缺口，种族和性别在相关领域的壁垒开始松动。在弗吉尼亚州的兰利航空实验室，成百上千名非裔女性扮演了“人脑计算机”，在电子计算机诞生前支撑起整个国家的尖端科研。
时隔多年，这些“人脑计算机”的功绩获得了迟到的认可。她们当年所在的绝密机构“西翼计算师”（West Computers），也被视作为后世的少数族裔科学家指明方向的灯塔。
“这些女性既是普通的，又是非凡的。”美国历史作家玛格特·李·谢特莉（Margot Lee Shetterly）在接受《史密森尼》杂志采访时表示。她的新书《幕后英雌》首度揭示了非裔女性数学家们的人生细节。这部9月初上市的著作将被改编为纪录片，预计明年1月上映。
“我们有很多宇航员，我们有很多工程师……”，谢特莉说，“他们讲述了各自的故事。现在，轮到我为这些和我拥有同样性别和肤色的前辈发声了。”
“人脑计算机”打破歧视
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谢特莉在弗吉尼亚州汉普顿市长大，她儿时的家离兰利实验室等航空航天科研机构只有几英里。那一片研究设施始建于1917年，二战前后是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NACA）的总部，其核心使命是把各式各样的飞行器转变为战争机器，帮助军队赢得胜利。1958年解散并被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取代前，这里是各型飞机与火箭的摇篮。
彼时，“西翼计算师”是该实验室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该部门的员工运用数学工具，将飞行器的各项功能转化为复杂的方程，使它们稳定、安全、符合空气动力学原理。随着时间推移，女数学家们的服务对象变得更快、更高：克莉丝汀娜·达登（Christine Darden）努力验证超音速飞行，凯瑟琳·约翰逊（Katherine Johnson）曾为阿波罗登月飞船计算轨道。虽然电脑技术不断进步，但NASA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送别了最后一批“人脑计算机”。
NASA官网信息显示，非裔女性到20世纪40年代才开始进入兰利实验室。在此之前，虽然政治教条开始让位于战时特需，但种族和性别歧视依然根深蒂固，让高端科研工作与白人男性以外的群体无缘。直到1941年，民权活动家菲利普·伦道夫（Philip Randolph）发起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游行，在10万人蜂拥到国会山前造就的压力下，时任总统罗斯福总统颁布一道特别法令，明确要求在与军事有关的工作中杜绝歧视。如《幕后英雌》所指，这项法令为手持计算尺的非裔女性扫清了道路，使她们得以一窥NACA大门后的顶级机密。
挖掘得越多，秘密就越多
遗憾的是，由于档案散失，就“多年来究竟有多少女性数学家在NACA工作”这个问题，答案至今是未知数。1992年的一项研究估算，这个群体的人数约为数百人；但近年来的一些史学家包括谢特莉宣称，多方面迹象表明，这个数字应该达到4位数水平。
事实上，早在孩提时代，谢特莉就知道，自己的老师、隔壁的邻居和同学的父母当中，有不少是为国家服务的计算师。她的父亲也在兰利工作，是一名受人尊敬的气象学家。“所有人都是充满活力的社区的组成部分，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职责，并以此为傲。”她说。
应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句话，长大成人后，谢特莉才意识到，儿时的亲朋好友从事的工作是何等非凡。“我丈夫不是汉普顿人。某日，他听我父亲谈起那些非裔女性及她们所做的事情，惊叹不已。”她说，“我由此开始明白，这种情况并非常态。”
好奇的火花被点燃后，谢特莉立志以白纸黑字重现那段历史。她发现，和男同事不同，供职于NACA的女性很少有机会在媒体乃至学术刊物上留名。她们作为“人脑计算机”的职业生涯往往转瞬即逝——在那个男尊女卑的时代，一旦结婚或者有了孩子，女性就必须退休，成为全职主妇。所以，谢特莉解释说，“多数人只能在兰利工作几年”。
挖掘出的材料越多，她发现的秘密就越多。“调查越来越像解谜，”她在新书序言中写道，“我会追寻任何蛛丝马迹，如果这意味着在其末端找到某位计算师的踪影的话。”
这些年来，谢特莉翻遍了发黄的电话簿、落满尘土的旧报纸、员工通讯录和相关机构的档案库。为了让自己故事主角们的形象更加丰满，她走访全美各地，只为搜集零散的备忘录、婚礼公告乃至讣告。“我这份工作的主要内容就是‘串联’。”她强调。
“很多和我联系的人，讲述的都是他们祖母或曾祖母的经历，”她说，“就在刚才，还有位老妇人专门发电邮告诉我，她曾于1951年7月到1957年8月在兰利工作。”
兰利不仅是关于科学和工程技术的秘密基地。“在很多方面，它还是种族关系的实验室、两性关系的实验室。”谢特莉告诉《史密森尼》杂志。当年，研究所的员工来自四面八方，许多人同情当时尚处在萌芽阶段的民权运动，支持扩大非裔人士和女性的政治和社会自由。
“历史是平凡小事的总和”
当然，实验室大门背后的工作和生活并不是波澜不惊的。对女数学家们来说，荣誉和晋升的机会少之又少，还得不时面对暗示她们是二等公民的、含有敌意的信息。在《幕后英雌》中，谢特莉描述了一个案例：员工餐厅里曾经摆着个指示牌，上书“黑人往这边坐”。
计算师米里亚姆·曼恩（Miriam Mann）以行动回击冒犯：她一把抄起牌子，把它装入钱包带走。第二天、第三天……她重复了相同的动作。“这需要勇气，”谢特莉指出，“毕竟，那是一个黑人会被私刑处决的时代，是他们因为坐错了座位而被扔下公交车的时代。”
最终，曼恩获得了胜利。指示牌永远消失了。
和曼恩一样，女数学家们在工作之余，还要无时无刻与歧视抗争，如没有独立浴室、限制参会等。谢特莉在书中努力捕捉的正是这些琐事。在实验室之外，她们的衣食住行面临更多麻烦，譬如，白人同事可以就近住宿舍，而她们不得不往返数英里，去市内租房。
“历史是我们每天所做事情的总和，”谢特莉说，“华盛顿、汉密尔顿、马丁·路德·金这些巨人，留下了大写的名字。”但另一方面，她说，“你晚上睡觉，第二天早上醒来，昨天就变成了历史……某种程度上，这些平凡的小动作，与那些伟人所做的事情同等重要”。
《幕后英雌》及同名纪录片并非谢特莉工作的终点。她会继续收集先人的事迹，希望形成完整的名单，就那些此前不为外界所知的“人脑计算机”的人生进行详实的记录。
在今天的非裔美国人社区，少数留下姓名的女数学家已成为“传说”。而在谢特莉看来，她更希望通过真实的细节传达敬意。“不是传说，而是事实，”她说，“事实比传说更壮观。”
二战前后的岁月里，一批杰出的非裔女性数学家在美国顶尖科研机构留下了足迹。虽然多数人湮没无闻，但她们对国家的贡献，本身就是对种族和性别歧视的否定。
20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美国逐步滑向第二场世界大战的边缘，发展航空航天技术以服务于军事目的的势头愈发明显，数学家随之成为稀缺资源。面对巨大的人力缺口，种族和性别在相关领域的壁垒开始松动。在弗吉尼亚州的兰利航空实验室，成百上千名非裔女性扮演了“人脑计算机”，在电子计算机诞生前支撑起整个国家的尖端科研。
时隔多年，这些“人脑计算机”的功绩获得了迟到的认可。她们当年所在的绝密机构“西翼计算师”（West Computers），也被视作为后世的少数族裔科学家指明方向的灯塔。
“这些女性既是普通的，又是非凡的。”美国历史作家玛格特·李·谢特莉（Margot Lee Shetterly）在接受《史密森尼》杂志采访时表示。她的新书《幕后英雌》首度揭示了非裔女性数学家们的人生细节。这部9月初上市的著作将被改编为纪录片，预计明年1月上映。
“我们有很多宇航员，我们有很多工程师……”，谢特莉说，“他们讲述了各自的故事。现在，轮到我为这些和我拥有同样性别和肤色的前辈发声了。”
“人脑计算机”打破歧视
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谢特莉在弗吉尼亚州汉普顿市长大，她儿时的家离兰利实验室等航空航天科研机构只有几英里。那一片研究设施始建于1917年，二战前后是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NACA）的总部，其核心使命是把各式各样的飞行器转变为战争机器，帮助军队赢得胜利。1958年解散并被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取代前，这里是各型飞机与火箭的摇篮。
彼时，“西翼计算师”是该实验室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该部门的员工运用数学工具，将飞行器的各项功能转化为复杂的方程，使它们稳定、安全、符合空气动力学原理。随着时间推移，女数学家们的服务对象变得更快、更高：克莉丝汀娜·达登（Christine Darden）努力验证超音速飞行，凯瑟琳·约翰逊（Katherine Johnson）曾为阿波罗登月飞船计算轨道。虽然电脑技术不断进步，但NASA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送别了最后一批“人脑计算机”。
NASA官网信息显示，非裔女性到20世纪40年代才开始进入兰利实验室。在此之前，虽然政治教条开始让位于战时特需，但种族和性别歧视依然根深蒂固，让高端科研工作与白人男性以外的群体无缘。直到1941年，民权活动家菲利普·伦道夫（Philip Randolph）发起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游行，在10万人蜂拥到国会山前造就的压力下，时任总统罗斯福总统颁布一道特别法令，明确要求在与军事有关的工作中杜绝歧视。如《幕后英雌》所指，这项法令为手持计算尺的非裔女性扫清了道路，使她们得以一窥NACA大门后的顶级机密。
挖掘得越多，秘密就越多
遗憾的是，由于档案散失，就“多年来究竟有多少女性数学家在NACA工作”这个问题，答案至今是未知数。1992年的一项研究估算，这个群体的人数约为数百人；但近年来的一些史学家包括谢特莉宣称，多方面迹象表明，这个数字应该达到4位数水平。
事实上，早在孩提时代，谢特莉就知道，自己的老师、隔壁的邻居和同学的父母当中，有不少是为国家服务的计算师。她的父亲也在兰利工作，是一名受人尊敬的气象学家。“所有人都是充满活力的社区的组成部分，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职责，并以此为傲。”她说。
应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句话，长大成人后，谢特莉才意识到，儿时的亲朋好友从事的工作是何等非凡。“我丈夫不是汉普顿人。某日，他听我父亲谈起那些非裔女性及她们所做的事情，惊叹不已。”她说，“我由此开始明白，这种情况并非常态。”
好奇的火花被点燃后，谢特莉立志以白纸黑字重现那段历史。她发现，和男同事不同，供职于NACA的女性很少有机会在媒体乃至学术刊物上留名。她们作为“人脑计算机”的职业生涯往往转瞬即逝——在那个男尊女卑的时代，一旦结婚或者有了孩子，女性就必须退休，成为全职主妇。所以，谢特莉解释说，“多数人只能在兰利工作几年”。
挖掘出的材料越多，她发现的秘密就越多。“调查越来越像解谜，”她在新书序言中写道，“我会追寻任何蛛丝马迹，如果这意味着在其末端找到某位计算师的踪影的话。”
这些年来，谢特莉翻遍了发黄的电话簿、落满尘土的旧报纸、员工通讯录和相关机构的档案库。为了让自己故事主角们的形象更加丰满，她走访全美各地，只为搜集零散的备忘录、婚礼公告乃至讣告。“我这份工作的主要内容就是‘串联’。”她强调。
“很多和我联系的人，讲述的都是他们祖母或曾祖母的经历，”她说，“就在刚才，还有位老妇人专门发电邮告诉我，她曾于1951年7月到1957年8月在兰利工作。”
兰利不仅是关于科学和工程技术的秘密基地。“在很多方面，它还是种族关系的实验室、两性关系的实验室。”谢特莉告诉《史密森尼》杂志。当年，研究所的员工来自四面八方，许多人同情当时尚处在萌芽阶段的民权运动，支持扩大非裔人士和女性的政治和社会自由。
“历史是平凡小事的总和”
当然，实验室大门背后的工作和生活并不是波澜不惊的。对女数学家们来说，荣誉和晋升的机会少之又少，还得不时面对暗示她们是二等公民的、含有敌意的信息。在《幕后英雌》中，谢特莉描述了一个案例：员工餐厅里曾经摆着个指示牌，上书“黑人往这边坐”。
计算师米里亚姆·曼恩（Miriam Mann）以行动回击冒犯：她一把抄起牌子，把它装入钱包带走。第二天、第三天……她重复了相同的动作。“这需要勇气，”谢特莉指出，“毕竟，那是一个黑人会被私刑处决的时代，是他们因为坐错了座位而被扔下公交车的时代。”
最终，曼恩获得了胜利。指示牌永远消失了。
和曼恩一样，女数学家们在工作之余，还要无时无刻与歧视抗争，如没有独立浴室、限制参会等。谢特莉在书中努力捕捉的正是这些琐事。在实验室之外，她们的衣食住行面临更多麻烦，譬如，白人同事可以就近住宿舍，而她们不得不往返数英里，去市内租房。
“历史是我们每天所做事情的总和，”谢特莉说，“华盛顿、汉密尔顿、马丁·路德·金这些巨人，留下了大写的名字。”但另一方面，她说，“你晚上睡觉，第二天早上醒来，昨天就变成了历史……某种程度上，这些平凡的小动作，与那些伟人所做的事情同等重要”。
《幕后英雌》及同名纪录片并非谢特莉工作的终点。她会继续收集先人的事迹，希望形成完整的名单，就那些此前不为外界所知的“人脑计算机”的人生进行详实的记录。
在今天的非裔美国人社区，少数留下姓名的女数学家已成为“传说”。而在谢特莉看来，她更希望通过真实的细节传达敬意。“不是传说，而是事实，”她说，“事实比传说更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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