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物滥用已是公开的秘密
登山运动成“嗑药”重灾区？
本报特约撰稿 郑大为
青年参考
（
2016年09月07日
22
版）
谈到兴奋剂或违禁药品时，外界的目光主要集中在竞技体育项目上。相比之下，登山这项竞争色彩不算明显的运动，很大程度上处在监管盲区。
在包括珠峰营地这种登山者集中的地方，滥用药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甚至有人因“嗑药”遭遇生命危险。即便如此，因为事关荣誉和面子，人们还是对药物趋之若鹜。
2009年5月17日，美国登山爱好者耶西·伊斯特林（Jesse Easterling）跌跌撞撞地走进珠穆朗玛峰大本营的简易诊所，显得非常虚弱，而且一度连自己的名字都记不起来了。医护人员发现，他的后脖颈上长了一个肿块，
几经周折，医生们终于弄清了伊斯特林的病因：他连续服用氟米松（一种强力抗炎的类固醇药物）1个月后，突然停止服药。这会导致肾上腺机能受损和器官功能衰竭。如果不马上下山，伊斯特林很快就会有性命之忧。
伊斯特林被直升机紧急后送，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加护病房里躺了12天。死里逃生的他对自己的医生提起诉讼，称后者给他开了这种药，并建议他在登山时长期服用。
“药物文化”入侵珠峰营地
时隔多年，美国著名体育类杂志《户外》刊登的一篇文章中，伊斯特林的故事再度成为焦点。按照文中说法，在非紧急状况下滥用氟美松等药品，在登山者中早已是个公开的秘密；一位西班牙职业探险家于2011年因用药过度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文章引用了一些医学专家的说法，包括曾参与救治伊斯特林的一位医生，后者说：“在3号营地及以上，如果攀登珠穆朗玛峰的人中能有一半不服用氟美松，我就会吃惊。”
《户外》总结称，登山运动已经因业余的和专业的登山者滥用药物而被“污染”了，人们为了增强体能并成功登顶，不惜以损害健康为代价。
报道一出，立即引起了争论，有人痛斥这种行为，但也有人主张，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嗑药”是登山运动中的普遍现象。
事实上，在登山者的小圈子里，有关药物的流言蜚语一直不少。30岁的比利时人杰尔·韦特（Jelle Veyt）不久前登上了珠峰，他告诉北美青年文化平台“VICE”：“我听说许多人在服用氟美松，还听到过有人在营地里输血。我相信这是真的，到处都有禁药，这儿也不例外。”
“喜马拉雅山体验”（Himalayan Experience）公司的老板拉塞尔·布赖斯（Russell Brice）是位职业登山家，他给出了与韦特截然相反的观点，称在自家公司组织的登山队伍中，从未见到有人使用氟美松，甚至连防止高山反应的常用药物乙酰唑胺，在登顶前都不许服用。
坊间莫衷一是的说法引起了业内人士的兴趣。华盛顿大学心肺病专家、助理教授安德鲁·卢克斯（Andrew Luks）联手登山公司“Everest ER”，开展了史上第一次有针对性的研究。
在2014和2015年登山季，他们邀请珠峰营地的登山者参与匿名调查，让他们回答使用药物的情况，收集到了总共262人次的回复。迄今为止，卢克斯仍未公布调查结果，但“Everest ER”披露了一份概述性的报告，称并不存在“氟美松文化”，但也不建议服用类似药物。
当然，研究者承认，由于调查完全是自愿的，就算服了药，登山者也会本能地说谎。有谁愿意承认，在取得了一项伟大的个人成就时使用了不当手段？“VICE”分析称，这可以归结为一个本质问题：在对手是大自然的体育运动中，“嗑药”的性质到底有多严重？
缺乏监管令问题复杂化
在其他职业体育运动中，“服药”几乎就是“丑闻”的同义词，但登山与游泳、网球和自行车存在差异。一方面，登山运动员不用跟同行面对面竞争，也缺乏官方规则，因而难以衡量他们是否遵守了公平竞争原则。如此一来，将“服药”与“作弊”联系起来，似乎就有点强词夺理。登山世界纪录的确存在，一些职业选手也在暗中较劲，然而在现实中，当登山者打破了世界纪录时，并没有反兴奋剂官员守在营地，要求他们接受尿检。何况，氟美松是种急救药品，每支登山队都会携带，外界不易确定他们是因为什么而服药。
过去20多年里，商业登山运动愈发火爆，这才是“嗑药”现象迅速增加的诱因。商业登山运动的参与者大多是缺乏经验的外行，更容易遭受各种高原病的侵袭。对许多人来说，由于花费太高（攀登珠峰通常超过5万美元/人次）、时间过长（前后大约两个月），他们一生也许只有一次机会登顶。自然，登山客会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的金钱和时间不至于白白浪费，加上他们缺乏足够的训练，只能将氟美松这类药物当成最后的王牌。
另外，根据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披露的消息，该机构也在关注登山运动员使用促红细胞生成素（EPO）的情况。因为能够提升血氧水平而影响成绩，EPO已在其他场合被禁用。
考虑到登山运动的特殊性，在某种意义上，吸氧也是“嗑药”。1953年，当埃德蒙·希拉里和丹增·诺盖成为史上首批登顶珠穆朗玛峰的人类时，他们氧气瓶不离身。后来登上珠峰的4000多人中，大部分使用了氧气。登山运动国际管理机构“国际登山联合会”（UIAA ）并不禁止这种做法，但它最近在一份论及药物问题的报告中指出：“毫无疑问，氧气也是一种药物。”文件中，有关使用氧气的指导原则比先前提到的其他药物引起了更多关注。
“只有当你隐瞒了真相，服药才是不道德的”
英国《卫报》评论说，登山运动始终游走在反兴奋剂议题的边缘地带。最开始即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安非他明类兴奋剂如脱氧麻黄碱、苯（异）丙胺和右旋苯异丙胺很受欢迎。像氟美松这样的类固醇类药物直到上世纪70年代才成为热门，当时，医护人员频频给发生“高原脑水肿”（HACE）的登山者注射这种药物，为他们的后撤争取时间。
不久，登山者们就反映，服用氟美松不仅有助于促进肌体活力，而且会让他们在向峰顶冲刺时产生一种愉悦感。受雇于“Everest ER”的医师彼得·哈克特（Peter Hackett）告诉《户外》杂志：“我只给那些失去意识或者病得很厉害的登山者用过这种药。不过，我确实曾经想在那些症状不严重的人身上尝试一下，因为我想看看到底会产生多么神奇的效果。”
麻醉师娜塔莎·伯利（Natasha Burley）也是在“Everest ER”的营地工作的医生之一。她说，一些在治疗高原病方面没有经验的医生会给登山者开出特定药方，却没有意识到其可能的后果，耶西·伊斯特林就是用药不当的例子。“在我们看来，氟美松是最危险的药物之一。”她强调，连续7天服用氟美松就会扰乱肾上腺素分泌，严重时会引发器官衰竭。
此外，如果登山者在出发前预防性地使用类固醇，之后对他们实施急救时，此类药物就不会再起作用了。伯利提示说：“如果你用了氟美松，就应该下山，而不是继续向上攀登。”
围绕登山者是否可以借助药物提升表现的争论还在继续。有些人从伦理和安全角度谴责非治疗性用药，有些人则处在两者之间。正如杰尔·韦特对“VICE”所言：“有些人认为吸氧也是一种违规行为，但对我来说，只要敢于承认，你为了成功登顶做什么都不是问题。这里没有规则，你不得不为成功而创造自己的规则，只有当你隐瞒了真相，服药才是不道德的。”
谈到兴奋剂或违禁药品时，外界的目光主要集中在竞技体育项目上。相比之下，登山这项竞争色彩不算明显的运动，很大程度上处在监管盲区。
在包括珠峰营地这种登山者集中的地方，滥用药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甚至有人因“嗑药”遭遇生命危险。即便如此，因为事关荣誉和面子，人们还是对药物趋之若鹜。
2009年5月17日，美国登山爱好者耶西·伊斯特林（Jesse Easterling）跌跌撞撞地走进珠穆朗玛峰大本营的简易诊所，显得非常虚弱，而且一度连自己的名字都记不起来了。医护人员发现，他的后脖颈上长了一个肿块，
几经周折，医生们终于弄清了伊斯特林的病因：他连续服用氟米松（一种强力抗炎的类固醇药物）1个月后，突然停止服药。这会导致肾上腺机能受损和器官功能衰竭。如果不马上下山，伊斯特林很快就会有性命之忧。
伊斯特林被直升机紧急后送，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加护病房里躺了12天。死里逃生的他对自己的医生提起诉讼，称后者给他开了这种药，并建议他在登山时长期服用。
“药物文化”入侵珠峰营地
时隔多年，美国著名体育类杂志《户外》刊登的一篇文章中，伊斯特林的故事再度成为焦点。按照文中说法，在非紧急状况下滥用氟美松等药品，在登山者中早已是个公开的秘密；一位西班牙职业探险家于2011年因用药过度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文章引用了一些医学专家的说法，包括曾参与救治伊斯特林的一位医生，后者说：“在3号营地及以上，如果攀登珠穆朗玛峰的人中能有一半不服用氟美松，我就会吃惊。”
《户外》总结称，登山运动已经因业余的和专业的登山者滥用药物而被“污染”了，人们为了增强体能并成功登顶，不惜以损害健康为代价。
报道一出，立即引起了争论，有人痛斥这种行为，但也有人主张，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嗑药”是登山运动中的普遍现象。
事实上，在登山者的小圈子里，有关药物的流言蜚语一直不少。30岁的比利时人杰尔·韦特（Jelle Veyt）不久前登上了珠峰，他告诉北美青年文化平台“VICE”：“我听说许多人在服用氟美松，还听到过有人在营地里输血。我相信这是真的，到处都有禁药，这儿也不例外。”
“喜马拉雅山体验”（Himalayan Experience）公司的老板拉塞尔·布赖斯（Russell Brice）是位职业登山家，他给出了与韦特截然相反的观点，称在自家公司组织的登山队伍中，从未见到有人使用氟美松，甚至连防止高山反应的常用药物乙酰唑胺，在登顶前都不许服用。
坊间莫衷一是的说法引起了业内人士的兴趣。华盛顿大学心肺病专家、助理教授安德鲁·卢克斯（Andrew Luks）联手登山公司“Everest ER”，开展了史上第一次有针对性的研究。
在2014和2015年登山季，他们邀请珠峰营地的登山者参与匿名调查，让他们回答使用药物的情况，收集到了总共262人次的回复。迄今为止，卢克斯仍未公布调查结果，但“Everest ER”披露了一份概述性的报告，称并不存在“氟美松文化”，但也不建议服用类似药物。
当然，研究者承认，由于调查完全是自愿的，就算服了药，登山者也会本能地说谎。有谁愿意承认，在取得了一项伟大的个人成就时使用了不当手段？“VICE”分析称，这可以归结为一个本质问题：在对手是大自然的体育运动中，“嗑药”的性质到底有多严重？
缺乏监管令问题复杂化
在其他职业体育运动中，“服药”几乎就是“丑闻”的同义词，但登山与游泳、网球和自行车存在差异。一方面，登山运动员不用跟同行面对面竞争，也缺乏官方规则，因而难以衡量他们是否遵守了公平竞争原则。如此一来，将“服药”与“作弊”联系起来，似乎就有点强词夺理。登山世界纪录的确存在，一些职业选手也在暗中较劲，然而在现实中，当登山者打破了世界纪录时，并没有反兴奋剂官员守在营地，要求他们接受尿检。何况，氟美松是种急救药品，每支登山队都会携带，外界不易确定他们是因为什么而服药。
过去20多年里，商业登山运动愈发火爆，这才是“嗑药”现象迅速增加的诱因。商业登山运动的参与者大多是缺乏经验的外行，更容易遭受各种高原病的侵袭。对许多人来说，由于花费太高（攀登珠峰通常超过5万美元/人次）、时间过长（前后大约两个月），他们一生也许只有一次机会登顶。自然，登山客会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的金钱和时间不至于白白浪费，加上他们缺乏足够的训练，只能将氟美松这类药物当成最后的王牌。
另外，根据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披露的消息，该机构也在关注登山运动员使用促红细胞生成素（EPO）的情况。因为能够提升血氧水平而影响成绩，EPO已在其他场合被禁用。
考虑到登山运动的特殊性，在某种意义上，吸氧也是“嗑药”。1953年，当埃德蒙·希拉里和丹增·诺盖成为史上首批登顶珠穆朗玛峰的人类时，他们氧气瓶不离身。后来登上珠峰的4000多人中，大部分使用了氧气。登山运动国际管理机构“国际登山联合会”（UIAA ）并不禁止这种做法，但它最近在一份论及药物问题的报告中指出：“毫无疑问，氧气也是一种药物。”文件中，有关使用氧气的指导原则比先前提到的其他药物引起了更多关注。
“只有当你隐瞒了真相，服药才是不道德的”
英国《卫报》评论说，登山运动始终游走在反兴奋剂议题的边缘地带。最开始即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安非他明类兴奋剂如脱氧麻黄碱、苯（异）丙胺和右旋苯异丙胺很受欢迎。像氟美松这样的类固醇类药物直到上世纪70年代才成为热门，当时，医护人员频频给发生“高原脑水肿”（HACE）的登山者注射这种药物，为他们的后撤争取时间。
不久，登山者们就反映，服用氟美松不仅有助于促进肌体活力，而且会让他们在向峰顶冲刺时产生一种愉悦感。受雇于“Everest ER”的医师彼得·哈克特（Peter Hackett）告诉《户外》杂志：“我只给那些失去意识或者病得很厉害的登山者用过这种药。不过，我确实曾经想在那些症状不严重的人身上尝试一下，因为我想看看到底会产生多么神奇的效果。”
麻醉师娜塔莎·伯利（Natasha Burley）也是在“Everest ER”的营地工作的医生之一。她说，一些在治疗高原病方面没有经验的医生会给登山者开出特定药方，却没有意识到其可能的后果，耶西·伊斯特林就是用药不当的例子。“在我们看来，氟美松是最危险的药物之一。”她强调，连续7天服用氟美松就会扰乱肾上腺素分泌，严重时会引发器官衰竭。
此外，如果登山者在出发前预防性地使用类固醇，之后对他们实施急救时，此类药物就不会再起作用了。伯利提示说：“如果你用了氟美松，就应该下山，而不是继续向上攀登。”
围绕登山者是否可以借助药物提升表现的争论还在继续。有些人从伦理和安全角度谴责非治疗性用药，有些人则处在两者之间。正如杰尔·韦特对“VICE”所言：“有些人认为吸氧也是一种违规行为，但对我来说，只要敢于承认，你为了成功登顶做什么都不是问题。这里没有规则，你不得不为成功而创造自己的规则，只有当你隐瞒了真相，服药才是不道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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