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对政治的热情不复往昔
俄罗斯：“8·19事件”已被岁月尘封
本报记者 高珮莙
青年参考
（
2016年08月24日
28
版）
叶利钦及其支持者登上坦克，是“8·19”事件期间最著名的一幕。
8月19日，两名老兵在25年前的集会地点互致问候。
1991年的苏联“8·19事件”，是一个超级大国解体的前奏。1/4个世纪过后，部分曾卷入这一历史转折的人仍试图对其表达缅怀之情；但与之相对，多数俄罗斯公众的热情早已冷却，将有关那场政治风波的一切从记忆中抹去，成为整个社会的主流。
当地时间8月19日，细雨中的莫斯科迎来了“8·19事件”（又称“八月政变”）25周年纪念日，一些亲历者聚集在俄联邦政府所在地白宫附近，宣示缅怀之情。然而，许多年轻人已将那一幕幕曾令世人震惊的往事遗忘殆尽。
在数日内爆发、旋即失败的“八月政变”，始终是这个国家重要的转折点。由于觉得国家的处境不尽如人意，有些社会活动人士甚至渴望重返动荡的1991年。
有亲历者希望旧日重现
8月19日晚，几十名须发花白的中老年人出现在白宫外的街头，在绵绵细雨中举起俄罗斯国旗和老照片。25年前的这天，当时人们眼中的“改革先锋”、后来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在白宫前登上坦克，号召民众发起示威，反对“紧急状态委员会”策划的政变。
在圣彼得堡从事家政服务业的柳德米拉（Lyudmila Skryabina）每年的这一天都会请假，来莫斯科参加这场规模不大的聚会。她站在和25年前位置相同的路障旁，对《华盛顿邮报》表示，叶利钦执政期间，政府每年都会为3名在政变期间遇难的抗议者的墓地献上花环。但如今，她每次来莫斯科前都要事先打电话给朋友，问清楚“他们（政府）让我们去吗”。
据美国《纽约客》杂志报道，近些年，俄罗斯官方对“8·19事件”的纪念活动趋于低调，而且随着时间推移，规模越来越小，与二战胜利纪念日的热烈气氛形成对比。由于政府加强了对公众集会的管理，申请在靠近白宫的地方组织纪念活动通常无法获得批准。当然，还是有些基金会坚持举办讲座、音乐会、展览等“草根”活动，回顾那场事变的前因后果。
今年，白宫前的人群中，48岁的马克·加尔佩林（Mark Galperin）是少有的并未亲身经历“八月政变”的中年人之一。他带着块标语牌，上面写着“让我们重回1991年8月”。
“当时我是个学生，不关心政治，但如今的我只想恢复当时的盛况。”加尔佩林告诉《纽约时报》。不远处，装备齐整的执法人员在警觉中保持沉默。
“我们聚集在这里，缅怀那些为捍卫民主而献出生命的烈士。”人权活动家列夫·波诺玛尔约夫（Lev Ponomaryov）告诉美国《华盛顿时报》，“那些年轻人是为了我们的希望而死的。”
终结苏联的最后推手？
1991年一个夏末秋初的日子，凌晨6点，正在乡下度假的克格勃少校瓦列里·谢里亚耶夫（Valery Shiryayev）刚睡醒，就收到了一个发给情报官员的密码，召唤他们回到岗位。
谢里亚耶夫抵达莫斯科，立刻接到了上司的电话，后者表现得十分兴奋而又忧心忡忡。“这些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说，“他们死定了，政变将在两天内发生。”
果然，8月19日，苏联高层的8名强硬派官员联手发难，宣布时任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因病无法继续履行职务，苏联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事实上，政变者将戈尔巴乔夫软禁在克里米亚的度假地，他们相信，前者大力推动的政治改革会给国家带来灾难。
数以百计的装甲车辆向莫斯科驶去，叶利钦是它们的主要目标。另一方面，成千上万反对政变的男女老少走上街头。短短几天内，这个曾与美国遥遥对峙的超级大国前途未卜。
当时18岁的列昂尼德·拉戈津（Leonid Ragozin）不顾父母阻拦，坚持来到白宫外，充当“人盾”。他记得，那天雨下得很大，数百人拿着茶壶和满锅的食物犒劳抗议者。
这一幕令叶利钦的左膀右臂亚历山大·鲁茨科伊（Alexander Rutskoi）感到平静和自信，因为“莫斯科人站在我们这边”。他冒着锒铛入狱的风险，全力帮助那些发起抗议的民众。
作为政变一方倚重的力量，包括谢里亚耶夫在内的许多情报官员注意到，有些同事忽然喝得烂醉，有人在那天“过生日”，还有人在大楼里闲逛，一连好几个小时抽烟、喝茶。
“值班期间醉酒可能被训斥、降职甚至解雇，但不会被送进监狱，这是纯粹俄罗斯风格的解决方案。”他向美国《明星论坛报》回忆道，“每个人都意识到这是一场灾难。我们被要求执行不合法的命令，这可能导致整个国家陷入内战。”
事态的发展完全符合叶利钦及其支持者的预期——军队不肯听从“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指挥，权力重归被释放的戈尔巴乔夫之手。“八月政变”就这样无声无息地失败了，苏联大厦将倾的迹象也日益明显——那之后，它作为统一的国家，仅仅维持了4个月时间。
有人认为，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俄罗斯的政治制度中总会带有威权的影子。但是，那些对“8·19事件”记忆犹新的人们坚持认为，正是他们的抗争让旧体制一去不复返。
“现在，人们能够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选择职业及去何处旅行。”如今成为一名自由记者的拉戈津告诉《明星论坛报》，“在苏联时期，这些都是没办法实现的。”
“1/4个世纪已经很漫长”
耐人寻味的是，时隔1/4个世纪，普通俄罗斯人对“8·19事件”早已不复往日的热情。“今日俄罗斯”新闻网报道，列瓦达研究中心最近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1/3年满18岁的民众认为，那次失败的政变是一场悲剧，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损害；35%的人将其视作政治高层之间的权力斗争；只有8%的受访者表示，政变的失败可以和民主的胜利画等号。
此外，16%的受访者认为，“八月政变”若胜利，民众的处境会变得更好，19%相信它会导致生活水平进一步恶化，23%认为不会有什么区别，43%的人拒绝回答这个问题。
“想象一下，如果‘八月政变’成功，这个国家就会没有言论自由、经济发展，也无法以民主方式推选新的领导人。”有俄罗斯社交媒体用户这样写道。反对派政治家施耐德（Schneider）则告诉《华盛顿时报》：“人们在政变失败后满怀期待，但他们很快就灰心了。他们以为我们会和美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过上同样的生活，但最后意识到，这是不可能的。”
值得注意的是，被问及“是否记得1991年8月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时，只有一半的俄罗斯受访者能够回忆起那场政治风暴，另一半人选择将它彻底遗忘。尽管少数亲历者竭力试图唤醒人们的记忆，政府和社会的态度还是让他们的工作归于徒劳。
“老实说，1/4个世纪已经很漫长了，我早就把那些事都忘了。”亚历山大·希什金（Alexander Shishkin）告诉欧洲新闻电视台，“如果今天不是你们提醒，我根本不会想起25年前还有这么一件事。” 莫斯科居民安东（Anton）表示：“回到过去是不可能的。当时的人们就是因为意识到这一点，才能跨越障碍，最终取得胜利。”
1994年，谢里亚耶夫离开了情报部门，如今在俄罗斯《新报》任副主编。即便在他这样的亲历者眼中，有关“8·19事件”的一切回忆，最终的结局也只能是被岁月尘封。
叶利钦生前好友、曾官至俄总统国务秘书的根纳季·布尔布利斯（Gennady Burbulis）对“美国之音”电台网站坦承，老一辈俄罗斯人普遍怀念苏联时代，认为苏联解体是个错误；另一方面，出生于1991年之后的“独立一代”年轻人，却将那个特殊时期发生的一切视为中世纪甚至古希腊历史——用一句话概括他们的认知状态，就是“什么也不知道”。
1991年的苏联“8·19事件”，是一个超级大国解体的前奏。1/4个世纪过后，部分曾卷入这一历史转折的人仍试图对其表达缅怀之情；但与之相对，多数俄罗斯公众的热情早已冷却，将有关那场政治风波的一切从记忆中抹去，成为整个社会的主流。
当地时间8月19日，细雨中的莫斯科迎来了“8·19事件”（又称“八月政变”）25周年纪念日，一些亲历者聚集在俄联邦政府所在地白宫附近，宣示缅怀之情。然而，许多年轻人已将那一幕幕曾令世人震惊的往事遗忘殆尽。
在数日内爆发、旋即失败的“八月政变”，始终是这个国家重要的转折点。由于觉得国家的处境不尽如人意，有些社会活动人士甚至渴望重返动荡的1991年。
有亲历者希望旧日重现
8月19日晚，几十名须发花白的中老年人出现在白宫外的街头，在绵绵细雨中举起俄罗斯国旗和老照片。25年前的这天，当时人们眼中的“改革先锋”、后来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在白宫前登上坦克，号召民众发起示威，反对“紧急状态委员会”策划的政变。
在圣彼得堡从事家政服务业的柳德米拉（Lyudmila Skryabina）每年的这一天都会请假，来莫斯科参加这场规模不大的聚会。她站在和25年前位置相同的路障旁，对《华盛顿邮报》表示，叶利钦执政期间，政府每年都会为3名在政变期间遇难的抗议者的墓地献上花环。但如今，她每次来莫斯科前都要事先打电话给朋友，问清楚“他们（政府）让我们去吗”。
据美国《纽约客》杂志报道，近些年，俄罗斯官方对“8·19事件”的纪念活动趋于低调，而且随着时间推移，规模越来越小，与二战胜利纪念日的热烈气氛形成对比。由于政府加强了对公众集会的管理，申请在靠近白宫的地方组织纪念活动通常无法获得批准。当然，还是有些基金会坚持举办讲座、音乐会、展览等“草根”活动，回顾那场事变的前因后果。
今年，白宫前的人群中，48岁的马克·加尔佩林（Mark Galperin）是少有的并未亲身经历“八月政变”的中年人之一。他带着块标语牌，上面写着“让我们重回1991年8月”。
“当时我是个学生，不关心政治，但如今的我只想恢复当时的盛况。”加尔佩林告诉《纽约时报》。不远处，装备齐整的执法人员在警觉中保持沉默。
“我们聚集在这里，缅怀那些为捍卫民主而献出生命的烈士。”人权活动家列夫·波诺玛尔约夫（Lev Ponomaryov）告诉美国《华盛顿时报》，“那些年轻人是为了我们的希望而死的。”
终结苏联的最后推手？
1991年一个夏末秋初的日子，凌晨6点，正在乡下度假的克格勃少校瓦列里·谢里亚耶夫（Valery Shiryayev）刚睡醒，就收到了一个发给情报官员的密码，召唤他们回到岗位。
谢里亚耶夫抵达莫斯科，立刻接到了上司的电话，后者表现得十分兴奋而又忧心忡忡。“这些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说，“他们死定了，政变将在两天内发生。”
果然，8月19日，苏联高层的8名强硬派官员联手发难，宣布时任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因病无法继续履行职务，苏联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事实上，政变者将戈尔巴乔夫软禁在克里米亚的度假地，他们相信，前者大力推动的政治改革会给国家带来灾难。
数以百计的装甲车辆向莫斯科驶去，叶利钦是它们的主要目标。另一方面，成千上万反对政变的男女老少走上街头。短短几天内，这个曾与美国遥遥对峙的超级大国前途未卜。
当时18岁的列昂尼德·拉戈津（Leonid Ragozin）不顾父母阻拦，坚持来到白宫外，充当“人盾”。他记得，那天雨下得很大，数百人拿着茶壶和满锅的食物犒劳抗议者。
这一幕令叶利钦的左膀右臂亚历山大·鲁茨科伊（Alexander Rutskoi）感到平静和自信，因为“莫斯科人站在我们这边”。他冒着锒铛入狱的风险，全力帮助那些发起抗议的民众。
作为政变一方倚重的力量，包括谢里亚耶夫在内的许多情报官员注意到，有些同事忽然喝得烂醉，有人在那天“过生日”，还有人在大楼里闲逛，一连好几个小时抽烟、喝茶。
“值班期间醉酒可能被训斥、降职甚至解雇，但不会被送进监狱，这是纯粹俄罗斯风格的解决方案。”他向美国《明星论坛报》回忆道，“每个人都意识到这是一场灾难。我们被要求执行不合法的命令，这可能导致整个国家陷入内战。”
事态的发展完全符合叶利钦及其支持者的预期——军队不肯听从“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指挥，权力重归被释放的戈尔巴乔夫之手。“八月政变”就这样无声无息地失败了，苏联大厦将倾的迹象也日益明显——那之后，它作为统一的国家，仅仅维持了4个月时间。
有人认为，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俄罗斯的政治制度中总会带有威权的影子。但是，那些对“8·19事件”记忆犹新的人们坚持认为，正是他们的抗争让旧体制一去不复返。
“现在，人们能够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选择职业及去何处旅行。”如今成为一名自由记者的拉戈津告诉《明星论坛报》，“在苏联时期，这些都是没办法实现的。”
“1/4个世纪已经很漫长”
耐人寻味的是，时隔1/4个世纪，普通俄罗斯人对“8·19事件”早已不复往日的热情。“今日俄罗斯”新闻网报道，列瓦达研究中心最近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1/3年满18岁的民众认为，那次失败的政变是一场悲剧，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损害；35%的人将其视作政治高层之间的权力斗争；只有8%的受访者表示，政变的失败可以和民主的胜利画等号。
此外，16%的受访者认为，“八月政变”若胜利，民众的处境会变得更好，19%相信它会导致生活水平进一步恶化，23%认为不会有什么区别，43%的人拒绝回答这个问题。
“想象一下，如果‘八月政变’成功，这个国家就会没有言论自由、经济发展，也无法以民主方式推选新的领导人。”有俄罗斯社交媒体用户这样写道。反对派政治家施耐德（Schneider）则告诉《华盛顿时报》：“人们在政变失败后满怀期待，但他们很快就灰心了。他们以为我们会和美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过上同样的生活，但最后意识到，这是不可能的。”
值得注意的是，被问及“是否记得1991年8月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时，只有一半的俄罗斯受访者能够回忆起那场政治风暴，另一半人选择将它彻底遗忘。尽管少数亲历者竭力试图唤醒人们的记忆，政府和社会的态度还是让他们的工作归于徒劳。
“老实说，1/4个世纪已经很漫长了，我早就把那些事都忘了。”亚历山大·希什金（Alexander Shishkin）告诉欧洲新闻电视台，“如果今天不是你们提醒，我根本不会想起25年前还有这么一件事。” 莫斯科居民安东（Anton）表示：“回到过去是不可能的。当时的人们就是因为意识到这一点，才能跨越障碍，最终取得胜利。”
1994年，谢里亚耶夫离开了情报部门，如今在俄罗斯《新报》任副主编。即便在他这样的亲历者眼中，有关“8·19事件”的一切回忆，最终的结局也只能是被岁月尘封。
叶利钦生前好友、曾官至俄总统国务秘书的根纳季·布尔布利斯（Gennady Burbulis）对“美国之音”电台网站坦承，老一辈俄罗斯人普遍怀念苏联时代，认为苏联解体是个错误；另一方面，出生于1991年之后的“独立一代”年轻人，却将那个特殊时期发生的一切视为中世纪甚至古希腊历史——用一句话概括他们的认知状态，就是“什么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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