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拍世界里的真真假假
作者 Anna Hart 译者 张慧
青年参考
（
2016年08月10日
23
版）
“你到底在想什么？”我看着丈夫在Instagram上贴出的照片吼道。照片中我穿着潜水衣瑟瑟发抖，头发贴在脸上，没有化妆，身体把整个沙滩都挡上了。“我觉得你看起来很开心。”丈夫受伤地说。
当我试着向他解释，为何我表现得像个发现有狗仔队在树上偷拍的明星，以及这些照片会如何葬送我的职业时，我突然意识到，他才是理智的一方。但在这个时代，像我这样的想法却是普遍的，我认识的多数女性都会做出这种反应。
在社交媒体和自拍横行的时代，捍卫自己在照片中的精致形象似乎无比正常。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注重外表——度假时我通常素颜，只需要15分钟的准备就能出门，而且从不奢望自己美得令人窒息。但我知道哪个角度拍出来的自己好看，并且练习出了完美的自拍笑容，还能熟练使用Instagram的滤镜。我绝非特例，虚荣已经实现了宇宙大爆炸。
我们都知道数码创新改变了工作、约会、社交和购物的模式，但我从未想过iPhone会改变我的微笑、对待自己的方式，让我那么在意别人如何看待我。
你可能认为，这都是因为我属于“空虚的一代”。的确，这种虚荣心膨胀在40岁以下人群中最明显，但其他人群也不能免俗。根据美国市场调研公司ComScore 2013年的统计，55岁以上的人占英国上网人群比例的20%，他们和年轻人一样怀揣智能手机。40%的55～64岁的英国人使用脸谱网。这些进入退休年龄的“婴儿潮一代”开始周游世界，将旅行心得和自拍照一起传到社交网络上，还不忘加个滤镜。
1年前我开始用Instagram时，以为没人愿意看我的独家照片或者早餐吃了什么。但过了几周我就发现，居然真有人爱看，而且他们希望我的脸也出现在照片里。很快我就拥抱了自拍这门黑暗的艺术，学会了在阿尔卑斯山度假小屋前傻笑，在贝尔法斯特酒吧里持酒自拍，在阿根廷的太阳椅上挥手。
我学会了从更好看的侧面自拍，绝不要斜身入镜，并且训练“招牌表情”。别人帮忙拍照时，我不再保持沉默。上周我在纽约布鲁克林大桥上请一位警察帮忙拍个照，却对着他大喊：“不，别蹲着照，我会有双下巴的！”这事要搁在1年前，这份极度自恋能令我自己作呕，现在我却驾轻就熟。想想这种迅速的改变，真叫人害怕。同样令我心惊的是那位警察并没有不悦，他显然适应了拍照时接受“艺术指导”。
必须承认，作为一位专攻时尚、旅行和生活方式的记者，我对自己的公众形象很在意，会对破坏形象感到惊惶。但我认识的学者、时尚设计师、厨师和商人也同样爱护自身形象，坚信老土或者显胖的照片是对他们职业生涯的摧残。我的一位面点师朋友说：“在Instagram上贴出做纸杯蛋糕的胖面包师？算了吧，人们会笑话的，所以我很小心。在这个年代，我们都是自己商品的海报女郎，我必须显得健康、光彩照人，不然一切全玩完。”
“自从当了母亲，我严格审查自己所有照片中邋遢和疲惫的迹象。但凡出现任何暗示我在挣扎过活的迹象，我都会将之视为耻辱。”另一个朋友告诉我。
自拍将人们变成了电视真人秀明星，而真正的电视明星更领先一步：明年，金·卡戴珊会将她助人竞选时的自拍结集出版。
自拍不仅记录着我们的生活和行为，也在改变它们。媒体理论家曼诺维奇（Lev Manovich）和数字分析师歌迪梅耶（Daniel Goddemeyer）分析全球的自拍模式，发现自拍者平均年龄是23.7岁；40岁以下人群中女性自拍者多于男性，40岁以上则是男性居多。
他们还分析了自拍时的姿势，发现女性自拍时歪头的角度比男性更大。为了配合相机歪头只是个开始，自拍者将经典的手搭在胯部的拍照姿势，进化为将手藏在腰后，利用角度让手臂更显纤细。
街拍博客显示，似乎人人都学会了让双腿显得修长的各种姿势，比如脚踝交叉。其他技巧还包括嘴里叼根麦秆来使两颊内陷，达到瘦脸目的。而我个人喜欢拍鞋，虽然脸不出镜，但熟知什么角度能让脚很漂亮。
对使用社交媒体的人来说，琢磨潜在的拍照机会似乎是第二本能了，这影响着我们的着装。“对不起我迟到了，”有个朋友最近说，“出门时我才意识到，穿了最近在Instagram上出现好几次的裙子。我得换衣服呀，不能叫人以为我只有这几套衣服。”
有年轻人告诉我，“当一条裙子出现在Instagram上之后，就不能再穿它了”。
“过去我根本不在乎自己的照片什么样。”在时尚网站Fashion Foie Gras上经营博客的艾米丽（Emily Johnston）说，“但当成百上千人观看你的照片时，你一下子就变得重要了。你会开始重视自己。人生中第一次，我意识到自己的屁股看起来太大了。”
我们不再从镜子中打量自己，而是通过手机的镜头衡量，这条裙子够不够夺目？这件和我上次拍照穿的那件差别大吗？这是本季新品吗？
社会的虚荣化是循序渐进的。当2001年索尼爱立信推出带有拍照功能的手机时，科技记者觉得很滑稽。如今，全球有17.5亿智能手机用户随时准备掏出手机拍照。我们已经成为自己生活的剪辑师。
我将自己的人生分为前数码时代和后数码时代。因为念书时，我几乎没有什么照片留下。作为自我意识强烈的青春期孩子，我痛恨自己几乎所有的照片，它们多数是传统相机拍出来的，效果可想而知。如果从小就能在卧室里玩iPhone，我可能不会在镜头前那么羞怯，并且会保留很多照片。
当然，炫耀自己的生活并不是新鲜事。艺术史学家哈尔（James Hall）在新书《自画像：一部文化历史》中写道：“丟勒顶着烫过的头发，穿着华服在威尼斯给家人写信，‘我在威尼斯成了绅士。我的法国斗篷、双排扣外套和棕色外衣向你致以衷心问候’。”
新鲜的不是晒，而是人们开始点赞，无论是给自拍照还是落日风景。
我不确定我们需要这种病态的虚荣，尤其当整容业的报告显示，想通过整容手术获得“物理性PS”的年轻人不断增加。
Instagram是条双行道。艺术家普林斯（Richard Prince）认为照片分享网站是小型、移动的博物馆，“就像装在口袋里的艺术画廊”。而且掌控自身形象是激动人心的事，你能通过一个个精心的策划树立个人品牌。从前人们通过简历打造名声，只有名人才拥有公关人员和经纪人。而如今我们向世界展示的形象，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
“过度关心自己的照片并不意味着你就是自恋狂。”心理学家麦戈尼格尔（Kelly McGonigal）博士说，“这很正常，而且从生存的角度来看，关注与自己有关的照片、话题或者回复是有益的。身份焦虑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天生就会对亲友的所说、所做、所感、所思感兴趣，尤其当与自己相关时。我们正是这样在社会上找到立足点，并且找到与自己相似的人。”
正如艺术评论家伯格（John Berger）1972年写的，“魅力离不开社会上普遍、广泛的嫉妒之情而存在”。嫉妒和焦虑是野心的另一面，也是进步的动力。
也许真正的不同在于，我们现在24小时都在焦虑，这才是让我们感到虚荣已脱离控制的原因。德国波恩大学的教授克拉斯诺瓦（Hanna Krasnova）最近创造了新词“嫉妒螺旋”，来形容社交媒体上的比拼。“如果你看到朋友上传了漂亮的照片，你会感到嫉妒。一种对策是马上拍一张更漂亮的作为回应。然后这名朋友看到，就会再照比你更漂亮的。于是乎，社交媒体距离真实世界就越来越远了。”
社交媒体的帝国建立在分享精神、便捷性和开放性的基础上。如果我们分享的都不是真的，那就太讽刺了。
英国《每日电讯报》
“你到底在想什么？”我看着丈夫在Instagram上贴出的照片吼道。照片中我穿着潜水衣瑟瑟发抖，头发贴在脸上，没有化妆，身体把整个沙滩都挡上了。“我觉得你看起来很开心。”丈夫受伤地说。
当我试着向他解释，为何我表现得像个发现有狗仔队在树上偷拍的明星，以及这些照片会如何葬送我的职业时，我突然意识到，他才是理智的一方。但在这个时代，像我这样的想法却是普遍的，我认识的多数女性都会做出这种反应。
在社交媒体和自拍横行的时代，捍卫自己在照片中的精致形象似乎无比正常。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注重外表——度假时我通常素颜，只需要15分钟的准备就能出门，而且从不奢望自己美得令人窒息。但我知道哪个角度拍出来的自己好看，并且练习出了完美的自拍笑容，还能熟练使用Instagram的滤镜。我绝非特例，虚荣已经实现了宇宙大爆炸。
我们都知道数码创新改变了工作、约会、社交和购物的模式，但我从未想过iPhone会改变我的微笑、对待自己的方式，让我那么在意别人如何看待我。
你可能认为，这都是因为我属于“空虚的一代”。的确，这种虚荣心膨胀在40岁以下人群中最明显，但其他人群也不能免俗。根据美国市场调研公司ComScore 2013年的统计，55岁以上的人占英国上网人群比例的20%，他们和年轻人一样怀揣智能手机。40%的55～64岁的英国人使用脸谱网。这些进入退休年龄的“婴儿潮一代”开始周游世界，将旅行心得和自拍照一起传到社交网络上，还不忘加个滤镜。
1年前我开始用Instagram时，以为没人愿意看我的独家照片或者早餐吃了什么。但过了几周我就发现，居然真有人爱看，而且他们希望我的脸也出现在照片里。很快我就拥抱了自拍这门黑暗的艺术，学会了在阿尔卑斯山度假小屋前傻笑，在贝尔法斯特酒吧里持酒自拍，在阿根廷的太阳椅上挥手。
我学会了从更好看的侧面自拍，绝不要斜身入镜，并且训练“招牌表情”。别人帮忙拍照时，我不再保持沉默。上周我在纽约布鲁克林大桥上请一位警察帮忙拍个照，却对着他大喊：“不，别蹲着照，我会有双下巴的！”这事要搁在1年前，这份极度自恋能令我自己作呕，现在我却驾轻就熟。想想这种迅速的改变，真叫人害怕。同样令我心惊的是那位警察并没有不悦，他显然适应了拍照时接受“艺术指导”。
必须承认，作为一位专攻时尚、旅行和生活方式的记者，我对自己的公众形象很在意，会对破坏形象感到惊惶。但我认识的学者、时尚设计师、厨师和商人也同样爱护自身形象，坚信老土或者显胖的照片是对他们职业生涯的摧残。我的一位面点师朋友说：“在Instagram上贴出做纸杯蛋糕的胖面包师？算了吧，人们会笑话的，所以我很小心。在这个年代，我们都是自己商品的海报女郎，我必须显得健康、光彩照人，不然一切全玩完。”
“自从当了母亲，我严格审查自己所有照片中邋遢和疲惫的迹象。但凡出现任何暗示我在挣扎过活的迹象，我都会将之视为耻辱。”另一个朋友告诉我。
自拍将人们变成了电视真人秀明星，而真正的电视明星更领先一步：明年，金·卡戴珊会将她助人竞选时的自拍结集出版。
自拍不仅记录着我们的生活和行为，也在改变它们。媒体理论家曼诺维奇（Lev Manovich）和数字分析师歌迪梅耶（Daniel Goddemeyer）分析全球的自拍模式，发现自拍者平均年龄是23.7岁；40岁以下人群中女性自拍者多于男性，40岁以上则是男性居多。
他们还分析了自拍时的姿势，发现女性自拍时歪头的角度比男性更大。为了配合相机歪头只是个开始，自拍者将经典的手搭在胯部的拍照姿势，进化为将手藏在腰后，利用角度让手臂更显纤细。
街拍博客显示，似乎人人都学会了让双腿显得修长的各种姿势，比如脚踝交叉。其他技巧还包括嘴里叼根麦秆来使两颊内陷，达到瘦脸目的。而我个人喜欢拍鞋，虽然脸不出镜，但熟知什么角度能让脚很漂亮。
对使用社交媒体的人来说，琢磨潜在的拍照机会似乎是第二本能了，这影响着我们的着装。“对不起我迟到了，”有个朋友最近说，“出门时我才意识到，穿了最近在Instagram上出现好几次的裙子。我得换衣服呀，不能叫人以为我只有这几套衣服。”
有年轻人告诉我，“当一条裙子出现在Instagram上之后，就不能再穿它了”。
“过去我根本不在乎自己的照片什么样。”在时尚网站Fashion Foie Gras上经营博客的艾米丽（Emily Johnston）说，“但当成百上千人观看你的照片时，你一下子就变得重要了。你会开始重视自己。人生中第一次，我意识到自己的屁股看起来太大了。”
我们不再从镜子中打量自己，而是通过手机的镜头衡量，这条裙子够不够夺目？这件和我上次拍照穿的那件差别大吗？这是本季新品吗？
社会的虚荣化是循序渐进的。当2001年索尼爱立信推出带有拍照功能的手机时，科技记者觉得很滑稽。如今，全球有17.5亿智能手机用户随时准备掏出手机拍照。我们已经成为自己生活的剪辑师。
我将自己的人生分为前数码时代和后数码时代。因为念书时，我几乎没有什么照片留下。作为自我意识强烈的青春期孩子，我痛恨自己几乎所有的照片，它们多数是传统相机拍出来的，效果可想而知。如果从小就能在卧室里玩iPhone，我可能不会在镜头前那么羞怯，并且会保留很多照片。
当然，炫耀自己的生活并不是新鲜事。艺术史学家哈尔（James Hall）在新书《自画像：一部文化历史》中写道：“丟勒顶着烫过的头发，穿着华服在威尼斯给家人写信，‘我在威尼斯成了绅士。我的法国斗篷、双排扣外套和棕色外衣向你致以衷心问候’。”
新鲜的不是晒，而是人们开始点赞，无论是给自拍照还是落日风景。
我不确定我们需要这种病态的虚荣，尤其当整容业的报告显示，想通过整容手术获得“物理性PS”的年轻人不断增加。
Instagram是条双行道。艺术家普林斯（Richard Prince）认为照片分享网站是小型、移动的博物馆，“就像装在口袋里的艺术画廊”。而且掌控自身形象是激动人心的事，你能通过一个个精心的策划树立个人品牌。从前人们通过简历打造名声，只有名人才拥有公关人员和经纪人。而如今我们向世界展示的形象，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
“过度关心自己的照片并不意味着你就是自恋狂。”心理学家麦戈尼格尔（Kelly McGonigal）博士说，“这很正常，而且从生存的角度来看，关注与自己有关的照片、话题或者回复是有益的。身份焦虑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天生就会对亲友的所说、所做、所感、所思感兴趣，尤其当与自己相关时。我们正是这样在社会上找到立足点，并且找到与自己相似的人。”
正如艺术评论家伯格（John Berger）1972年写的，“魅力离不开社会上普遍、广泛的嫉妒之情而存在”。嫉妒和焦虑是野心的另一面，也是进步的动力。
也许真正的不同在于，我们现在24小时都在焦虑，这才是让我们感到虚荣已脱离控制的原因。德国波恩大学的教授克拉斯诺瓦（Hanna Krasnova）最近创造了新词“嫉妒螺旋”，来形容社交媒体上的比拼。“如果你看到朋友上传了漂亮的照片，你会感到嫉妒。一种对策是马上拍一张更漂亮的作为回应。然后这名朋友看到，就会再照比你更漂亮的。于是乎，社交媒体距离真实世界就越来越远了。”
社交媒体的帝国建立在分享精神、便捷性和开放性的基础上。如果我们分享的都不是真的，那就太讽刺了。
英国《每日电讯报》
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