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克双面间谍卡雷尔：打入中情局第一人

    卧底美国21载并打入中情局的经历，让捷克特工卡雷尔·柯歇尔成为最著名的双面间谍之一。经由他的亲口陈述，人们得以窥见“看不见的战场”上的刀光剑影。

    “低头，别开口，一直往前走。”1986年2月一个寒冷的夜晚，柏林西部的格林尼克大桥上，冷战期间东西方的最后一场“间谍交换”行动正按部就班地进行。时年53岁的捷克人卡雷尔·柯歇尔（Karel Koecher）跟着一名律师，从属于西德的河岸一侧来到大桥中间。

    卡雷尔是一名打入西方国家的“潜伏者”，在美国卧底的21年间，他同妻子汉娜一道，向苏东阵营传递了大批绝密情报。作为双面间谍，他遭遇过的各种艰难处境，在曾任苏联克格勃（KGB）领导人的克留奇科夫（Vladimir Kryuchkov）看来，犹如“落进绞肉机般的考验”。更重要的是，克雷尔是目前已知的唯一一位渗透进美国中情局（CIA）的外国特工。

    时隔30年，回忆起那次历史性的“换囚”，卡雷尔告诉英国《卫报》，“当时我乘坐的是一辆金色奔驰车，天气很冷，桥上有厚厚的积雪，我和妻子缓缓从西德走向东德……真像个大人物”。格林尼克大桥位于柏林城郊，以中间的横线为界，一边属于东德，一边属于西德；苏联解体前，这里一直是东西方对峙的前线。

    重获自由的卡雷尔受到了英雄般的款待，捷克当局奖给他一座房子和一辆汽车，夫妇俩不为所动，选择到布拉格郊外度过余生。《卫报》写道，如今的他，看上去像极了寻常人家的祖父，经过冗长的交谈才能明白，这位能轻松骗过测谎仪、会说5种语言的老人，曾与世界上最强大的情报机构上演“猫鼠游戏”。戏剧性的是，像其他双面间谍那样，卡雷尔也曾面对自己人的“审查”，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捷克国内的汹涌政治浪潮中辗转求生。

    15岁起便屡受“考验”

    谍报人员不论身处国内还是国外，其活动都要秘密进行，尤其是双面间谍，一旦身份暴露就可能身陷囹圄，面临杀身之祸。由此，各国情报机构总会花费大量时间物色最合适的人选，并为其设计尽可能完美的掩护身份。

    外语是谍报人员的必要技能。生于1934年9月的卡雷尔虽是捷克籍，但父母有在多国生活的背景：其母伊莲娜（Irena）是犹太人，父亲早年住在奥地利维也纳，卡雷尔4岁那年，全家迁到捷克首都布拉格定居。虽然生活困窘，但由于父亲亲近西方，卡雷尔小时候家里堆满了英文书籍，受父亲影响，他后来读了较长时间的英语学校。

    在捷克国家安全局（StB）遗留的资料中，该机构当年对卡雷尔的考察结论称，他是个“自信且高度敏感的人，痛恨独裁，政见稳定，易受金钱驱使又充满理想主义”，文件的最后一行是硕大的“通过”字样。在StB看来，卡雷尔是充当卧底的不二人选。

    即便如此，StB还是进行了漫长的“铺垫”。

    卡雷尔回忆，差不多从15岁起，他就被StB“盯上”了。当年，卡雷尔结识了一名自称“丽塔”的斯大林主义者，后者要他暗中监视学校里的其他学生，遭到卡雷尔反对。1950年，卡雷尔因“私藏枪支”一度入狱，不久被释放。事实上，他根本没碰过枪。

    卡雷尔聪明过人，不仅精通物理和数学，还在布拉格表演艺术学院进修过。1958年，卡雷尔再次因“羞辱政府官员”被捕，而真相不过是他亲吻了异性，被警察撞见。

    成年后，卡雷尔当过教师、记者、剧作家，当局对他的“纠缠”一直没有停止。“他们紧紧跟着我，搞砸了我好几份工作。”他说。1961年，卡雷尔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供的外派非洲的机会，但捷克政府从中作梗，以“政治上不可靠者不宜出国”为由拒发护照。

    就在这时，卡雷尔的一位已在StB工作两年的朋友适时出现，劝他加入情报部门。卡雷尔这才明白，政府此前并非随意找事，一切都是预先计划好的“掩护行动”。1962年，卡雷尔秘密加入捷克国家安全局，在布拉格接受了严酷的专业训练。

    1965年，由于流利的英语和表面上的不同政见，卡雷尔被克格勃和捷克国家安全局选中，派往美国。同年，他和妻子以“流亡者”身份取道奥地利，奔向大西洋彼岸。

    潜入美国的使命，让卡雷尔走上了杀机四伏的人生道路。从那时起，戴着宽边眼镜的他便卷入了东西方世界在“看不见的战场”上的较量，直到21年后重新踏上东德的土地。

    “沉睡期”越长，越能赢得信任

    到达纽约后，卡雷尔夫妻住进一幢别墅，暂时靠救济维生。“异见人士”的外衣帮他顺利在CIA资助的“自由欧洲电台”找到了工作，后来在印第安纳大学完成了1年的学习。1967年，他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作为训练有素的特工，卡雷尔明白，自己在美国的“沉睡期”越长，越便于赢得信任，所以，刚到异国那几年，他并未开展任何与情报工作有关的活动，也很少收到来自捷克的指令。“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求学生活，是我这辈子中最美好的时光。”他坦言。

    他的政治立场的确没有引起身边人的怀疑。卡雷尔在求学期间认识的米歇尔夫妇（Michael Reinitz）多年后告诉《纽约时报》，“我从未听过他们为苏东阵营说半句好话”。

    得益于特殊身份加上通晓多国语言的背景，1972年11月，在知名国际问题专家布热津斯基推荐下，卡雷尔被中情局聘用，担任翻译官和资料分析员。《卫报》指出，刚到美国时，卡雷尔只是东方阵营走出的一步“闲棋”，他顺利打入CIA让莫斯科的高官又惊又喜——在此之前，从未有苏东阵营的特工踏进美国核心情报圈。

    由于经常接触CIA探员提交的材料，卡雷尔边翻译，边通过妻子将内容传递给克格勃。他很快成了苏联情报机构最重要的信息来源之一，让后者可以及时有效地行动。

    外界知晓的、卡雷尔最具代表性的业绩，要属他成功揭穿了苏联外交官阿列克赛·奥戈罗德尼克（Aleksandr Ogorodnik）的真面目。根据卡雷尔获取的CIA绝密资料，阿列克赛20世纪70年代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工作时遭到策反，以“三角形”的代号为美方服务。后来，阿列克赛进入苏联外交部，违规藏匿了很多内部文件，并密报华盛顿。

    从卡雷尔掌握的资料看，CIA官员给了阿列克赛一颗含有剧毒氰化物的药丸。1977年，KGB奉命逮捕阿列克赛时，后者用它自杀身亡。

    “冷战时期的间谍仍在潜伏”

    1968年，苏联进军捷克，卡雷尔的不少昔日同侪在此过程中失势，捷克国家安全局也面临瓦解。他本人因漂泊在外躲过了政治风暴，不过还是被召回国，和KGB反间谍部门负责人卡卢京（Oleg Kalugin）会晤。

    卡卢京并不信任卡雷尔，认定他已向美国效忠。此后，KGB再未给他任务，直到卡卢京退居二线。上世纪70年代末，卡雷尔才被苏东国家的情报机关重新起用。

    逃过了来自国内的审查，卡雷尔嗅到了来自美国的威胁。1980年，CIA欲提拔卡雷尔为骨干，但FBI（联邦调查局）持不同意见。

    1984年11月，卡雷尔夫妻预感危险临近，准备返回欧洲，但还是晚了一步，于登机前数小时被捕。FBI宣布，已对他进行了3年多的监控，认定卡雷尔存在重大泄密嫌疑。

    受审期间，卡雷尔曾被同监囚犯恐吓，后者扬言用剪刀杀他。思前想后，他向自己服务多年的组织提了个要求——希望KGB负责人答应将他与苏联抓获的美国间谍做交换。

    曾任职于西德宪法保护局的雅赫曼（Lothar Jachmann）表示，当年如果捕获间谍，美苏都会考虑用非法治模式解决……如果不换回暴露的潜伏者，那些尚在执行任务的间谍便会士气低落。就这一点而论，不管KGB、CIA还是英国军情六处，想法都是相通的。

    被羁押14个月后，卡雷尔和妻子悄悄走过格利尼克桥。翌日，他们回到捷克。接受StB的短暂询问后，卡雷尔和母亲、妻子搬进布拉格郊区的一座温泉小镇。

    人称“间谍桥”的格利尼克桥如今已是一片沉寂，桥下河水波澜不惊，让人浑然忘却这里曾是冷战时东西方对峙的前线。但对间谍们来说，一水之隔就是生死的界限。

    《卫报》表示，除了在附近森林中锻炼，如今81岁高龄的卡雷尔总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坐在大烛台旁的扶手椅上，收集与自己相关的历史资料。汉娜也没有放弃工作，她现在是捷克工程专业人士协会成员和一家技术学院的教授。虽已挥别谍海多年，但卡雷尔表示，许多在冷战时期取得假身份的间谍一直潜伏至今，“要是不这么想，你就太天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