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利亚孤儿在土耳其挣扎求生
本报记者 高珮莙
青年参考
（
2016年07月27日
07
版）
从蹒跚学步的幼儿到十几岁的少年，在土耳其艰难求生的叙利亚难民中，有许多是在战争中失去父母和直系亲属的孤儿。除了少数被非政府组织救援的幸运儿，他们中的大多数靠捡垃圾、在血汗工厂工作勉强维生。他们梦想着逃离，却不知该怎么做。
她从不抱怨，只是默默干活儿
今年夏天的一个清晨，13岁的阿林（Alin）独自行走在土耳其梅尔辛市街道上黎明前最深沉的黑暗里，眼睛里全是疲惫。在这条通往工厂的路上，除了破旧的建筑、昏暗的路灯和沉睡的流浪狗，什么都没有。阿林用细弱的嗓音哼起了一首充满希望的歌，歌里的两个孩子在失去一切、历经苦难后得到了神的救赎，回到故土叙利亚成为国王和王后。
穿过一条小巷，走进工厂大门，成百上千台机器的轰鸣声越来越大，阿林的歌声逐渐被淹没。她低着头穿过低矮的门洞，走下15级台阶，走进一间潮湿、没有窗户的地下室里。
地下室里弥漫着汗水的味道，天花板上明亮的灯光温柔地照在24张年轻的脸上。19个女孩和5个男孩中，许多人拄着拐杖，有3人失去了一条腿。短暂的点名后，他们在监工的催促声中坐在木桌旁的塑料凳子上，开始工作。
阿林的左脚熟练地踩上缝纫机的踏板，抓起一件黑色T恤开始缝纫。当夜幕再次笼罩这座地中海畔的城市，她已经做完了约1000件衣服。
缝到几百件衣服时，阿林的臀部、脖颈和肩膀开始抽筋，但她从不抱怨，一个字也不说，默默地做着手里的活儿。11个或12个小时后，她会偷偷看一眼挂在墙上的小钟。就在这个时候，她的弟弟艾哈迈德（Ahmed）在300公里外的加齐安泰普一个废弃的院子里，开始上夜班。
他们无法见面或交谈，但阿林能想象到比她矮几厘米的艾哈迈德如何爬上堆积如山的垃圾，用纤细的手臂捡起一块块垃圾，堆放在板车上，然后饿着肚子拉车穿过城市，直到浑身的骨头都在疼。
经过14个小时不间断地缝纫，阿林离开了地下室。她已无力唱歌，只是闭上眼睛双手合十开始祈祷，祈祷有人能来拯救他们，就像歌词里的那两个孩子。父母在战争中丧生后，他们逃离阿勒颇，来到了土耳其。
“叔叔告诉我们，我们必须离开”
被困在这个土耳其南部小镇之前，艾哈迈德是个喜欢吃甘草汤、骑自行车和踢足球的大耳朵男孩，阿林是擅长写作业的乖乖女，学习成绩全班最好，在厨师母亲阿德巴（Adeeba）的指导下学习烹饪。他们的父亲穆罕默德（Mohammed）是阿勒颇一家洗衣店的老板。
两年前的一个夏日，全家人坐在餐桌前正要享用母亲准备的蒸粗麦粉，一波剧烈的爆炸突然掀翻了4把椅子。从天而降的炸弹落在邻近的建筑物里，将他们家的三面墙撕得粉碎。孩子们尖叫着向父亲求救，母亲则沉默地躺在了废墟中。
“她只是躺在那里，”艾哈迈德回忆道，“不再呼吸。”烟尘散尽时，血从她额头缓缓流下，用阿林的话说，“像是一条红色的河流”。
将母亲埋葬在离家不远的墓地后，两个孩子跟着父亲搬进了叔叔家。穆罕默德丢掉了生意，但他仍然不愿离开阿勒颇，只是成天诅咒阿萨德和他的士兵。孩子们连续几周甚至几个月没法出门，每当晚上炮弹震动墙壁时，就牢牢握着父亲的手。
一年前一个炎热的清晨，穆罕默德走出家门，再也没有回来。他想为孩子们带回皮塔饼、一点面粉和一罐水，却没躲过埋伏在屋顶上的狙击手。每次回忆起这件事，两个孩子的眼睛就会水光荡漾，面孔发僵。“叔叔告诉我们，我们必须离开。”艾哈迈德对德国《明镜》周刊说，“但他留了下来。”
叔叔把最后一点钱交给毒贩，后者将两个孩子藏在汽车后备箱里带出了城。他们沿着铁丝网，在瓢泼大雨里走了两天两夜，来到了土耳其。
一开始，艾哈迈德、阿林和数百名叙利亚人一起挤在难民营里，住在用纸板和塑料防水布搭成的小屋里，没有床和食物。营地里唯一的电力来源是拖拉机电池，水来自一条肮脏的运河。他们从没见过医生、志愿者和任何负责照顾孤儿的工作人员。
为了赚钱买吃的，两个孩子开始跟着其他难民打工，为土耳其农民摘棉花、西瓜，每天工作10个小时，一周工作7天。冬天到来，大人们开始寻找新工作和保护自己免受严寒之苦的安身之处，曾跟着母亲学习缝纫的阿林爬上卡车，来到300公里外的梅尔辛纺织厂打工。艾哈迈德则坐着没有窗户的牲畜车到了加齐安泰普郊区。
她希望能像鳄鱼那样游到欧洲
夏夜的暖风中，1.5米高的艾哈迈德拉着车经过工业废墟、汽车维修店和废弃工厂，寻找任何可能有用的东西——坏掉的汽车气缸或一只金属桶。每隔几百米，他就得俯下身把新发现的东西放到车上。老板答应每收集一公斤废弃物给他1.5美分（约合人民币0.1元），一个晚上下来，他能赚4.5美元（约合人民币30元）。
这是艾哈迈德的第五份工作，他的肩膀和肚皮被金属锋利的边缘划得满是伤疤。
刚来土耳其时，他和6名成年男子、另外9个男孩住在一个帐篷里，一起焊钢、烧水泥、在建筑工地搬石头。他们存下每一个里拉，打算将来坐船去欧洲，在德国过上更好的生活。但今年春天，警察发现了搭在城市边缘的帐篷，把成年人“像牛一样塞进卡车里”，男孩们则流落街头。
如今，艾哈迈德带着小伙伴们，住在用偷来或捡来的工具建造的小屋里，用垃圾和枯枝点燃火堆，烧上一壶甜茶果腹。他们原本素不相识，却相依为命，一起起床、祈祷、分享面包、收集废品，组成了新“家”。他讨厌工作，但不工作就会饿死。
艾哈迈德有个从家乡带来的背包，里面有印着“我爱叙利亚”字样的T恤、一条裤子、一双袜子、一袋巧克力、一个小玩具机器人和一个破旧的手机。下班后热得睡不着觉时，他会拿出手机看看父母、阿勒颇和阿林的照片，怀念曾经的朋友。
有时，艾哈迈德会发信息给无法逃离叙利亚的叔叔，对方经常谴责他，说他应该去找姐姐阿林，但艾哈迈德不愿意离开这里，“我不想再走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艾哈迈德和阿林睡在同一间卧室里，一起画画、玩耍、嬉笑打闹到深夜。但如今，战争让他们在异国他乡天各一方，而他们只能接受。
几乎每晚必发的短信，是他们彼此联系的唯一方式。阿林经常说起她一天缝了多少件衣服，偶尔发一张和其他孩子共享的床垫照片。她下班后经常饿肚子，没钱买东西吃，因为收入仅够支付在这个小房间里睡觉的开销。
德国总理默克尔访问加齐安泰普时，阿林兴奋地发信息给弟弟：“有女孩说欧洲的女王去你那儿了，她去接你了。”艾哈迈德不理解。他从没听说过默克尔的名字，也不知道德国在哪儿，只知道自己不能回到叙利亚，那里太危险了。
阿林坐在梅尔辛的工厂里，在白色马球衫上缝一只小鳄鱼，或是在运动裤和T恤上缝阿迪达斯、彪马、耐克的商标。从这里流出的假冒商品，会经伊斯坦布尔销往保加利亚和德国。阿林最喜欢的是缝小鳄鱼，因为它们足够强大。她希望能像鳄鱼那样游到欧洲。
在阿林的想象中，欧洲是北部一个“被大海环绕的小岛”，默克尔是穿白色长袍、拥有金色长发和如丝般柔软皮肤的年轻女子。一起缝纫的女孩告诉她，所有德国人都“富有而美丽”。
五万名叙利亚孤儿生活在土耳其
加齐安泰普和梅尔辛街头，到处都是像艾哈迈德和阿林这样的孩子。他们每天走过的建筑物上贴着总统埃尔多安的照片、可口可乐的广告，还有“伊斯兰国（IS）”的宣传口号。那个宣称是“巨大家庭”的组织承诺会照顾孩子，给他们前途、零花钱和食物。
土耳其非政府援助机构IHH的数据显示，叙利亚危机5年来，已导致至少60万名儿童成为孤儿，其中约5万居住在土耳其靠近叙利亚的边境省份，仅哈塔伊省就生活着8000名叙利亚孤儿。
IHH主任阿德姆·卡雷奇（Adem Kalayca）告诉土耳其《沙巴日报》，该机构在叙利亚部分地区设立了特殊的难民营，那里居住着5225个孩子。土耳其还有许多援助组织为叙利亚妇女儿童提供住所、食物和医疗服务，仅IHH就帮助了7000多名孤儿。总部位于英国的叙利亚人权观察机构称，自2011年3月以来，已有14629名儿童死于叙利亚战争。
“也许他们的父母仍然活着，但无力抚养他们。”土耳其慈善机构Kahatayn孤儿院创始人Abdelqader告诉美国非营利新闻机构“Syria Direct”，“我们永远无法取代父母的角色，但我们试图填补这个空白。”
截至7月18日，Kahatayn为生活在土耳其的叙利亚孤儿提供饮食、医疗、教育、住房和心理支持，还为他们开设了语言、游戏和互联网中心。此外，该机构注册登记了3.5万名儿童的姓名，为他们的监护人提供每月3000美元（约合人民币两万元）补贴。
目前，由叙利亚裔美国人创立的麦拉姆基金会已成立了8个孤儿院，但还是远远无法满足需求。“有太多孩子需要帮助，但我们无法接纳更多人了。”Bayti孤儿院董事尼哈德·阿卜迪（Nihad Abdi）告诉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透露，在逃离家园的400多万叙利亚人中，有超过一半年龄在17岁以下。有些幸运儿有父母的陪伴，有人在战争中失去了双亲，很多人甚至没有可以照顾他们的直系亲属。他们仍在不断涌向土耳其，但孤儿院没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他们。
不久前，阿林听说加齐安泰普发生了爆炸，有个叙利亚孩子被炸死了。第二天早上，她揣上自己50里拉（约合人民币214元）的全部积蓄，爬上开往那里的巴士。5个小时的车程后，她在公共汽车站打了20多个电话，但艾哈迈德没接。天黑了，她登上了最后一班回梅尔辛的车。
回来后，阿林收到了艾哈迈德的短信：“你好，姐姐。我们日夜不停地捡垃圾，很快就会有足够的钱了。我们很快就能在一起了。”
从加齐安泰普回来的第二天上午，阿林像以往那样去上班，被同样身为叙利亚难民的老板纳赛尔（Nasser）狠狠骂了一顿。她默默走到缝纫机前，左脚踩着踏板，右手放在机器上，泪水夺眶而出。
她羞愧地捂住了脸，却无法停止哭泣。她不是为死去的父母而哭，不是因为身体的疼痛而哭。只是在被成年人责骂的那一刻，仅仅是在那一刻，她觉得，自己像孩子一样。
从蹒跚学步的幼儿到十几岁的少年，在土耳其艰难求生的叙利亚难民中，有许多是在战争中失去父母和直系亲属的孤儿。除了少数被非政府组织救援的幸运儿，他们中的大多数靠捡垃圾、在血汗工厂工作勉强维生。他们梦想着逃离，却不知该怎么做。
她从不抱怨，只是默默干活儿
今年夏天的一个清晨，13岁的阿林（Alin）独自行走在土耳其梅尔辛市街道上黎明前最深沉的黑暗里，眼睛里全是疲惫。在这条通往工厂的路上，除了破旧的建筑、昏暗的路灯和沉睡的流浪狗，什么都没有。阿林用细弱的嗓音哼起了一首充满希望的歌，歌里的两个孩子在失去一切、历经苦难后得到了神的救赎，回到故土叙利亚成为国王和王后。
穿过一条小巷，走进工厂大门，成百上千台机器的轰鸣声越来越大，阿林的歌声逐渐被淹没。她低着头穿过低矮的门洞，走下15级台阶，走进一间潮湿、没有窗户的地下室里。
地下室里弥漫着汗水的味道，天花板上明亮的灯光温柔地照在24张年轻的脸上。19个女孩和5个男孩中，许多人拄着拐杖，有3人失去了一条腿。短暂的点名后，他们在监工的催促声中坐在木桌旁的塑料凳子上，开始工作。
阿林的左脚熟练地踩上缝纫机的踏板，抓起一件黑色T恤开始缝纫。当夜幕再次笼罩这座地中海畔的城市，她已经做完了约1000件衣服。
缝到几百件衣服时，阿林的臀部、脖颈和肩膀开始抽筋，但她从不抱怨，一个字也不说，默默地做着手里的活儿。11个或12个小时后，她会偷偷看一眼挂在墙上的小钟。就在这个时候，她的弟弟艾哈迈德（Ahmed）在300公里外的加齐安泰普一个废弃的院子里，开始上夜班。
他们无法见面或交谈，但阿林能想象到比她矮几厘米的艾哈迈德如何爬上堆积如山的垃圾，用纤细的手臂捡起一块块垃圾，堆放在板车上，然后饿着肚子拉车穿过城市，直到浑身的骨头都在疼。
经过14个小时不间断地缝纫，阿林离开了地下室。她已无力唱歌，只是闭上眼睛双手合十开始祈祷，祈祷有人能来拯救他们，就像歌词里的那两个孩子。父母在战争中丧生后，他们逃离阿勒颇，来到了土耳其。
“叔叔告诉我们，我们必须离开”
被困在这个土耳其南部小镇之前，艾哈迈德是个喜欢吃甘草汤、骑自行车和踢足球的大耳朵男孩，阿林是擅长写作业的乖乖女，学习成绩全班最好，在厨师母亲阿德巴（Adeeba）的指导下学习烹饪。他们的父亲穆罕默德（Mohammed）是阿勒颇一家洗衣店的老板。
两年前的一个夏日，全家人坐在餐桌前正要享用母亲准备的蒸粗麦粉，一波剧烈的爆炸突然掀翻了4把椅子。从天而降的炸弹落在邻近的建筑物里，将他们家的三面墙撕得粉碎。孩子们尖叫着向父亲求救，母亲则沉默地躺在了废墟中。
“她只是躺在那里，”艾哈迈德回忆道，“不再呼吸。”烟尘散尽时，血从她额头缓缓流下，用阿林的话说，“像是一条红色的河流”。
将母亲埋葬在离家不远的墓地后，两个孩子跟着父亲搬进了叔叔家。穆罕默德丢掉了生意，但他仍然不愿离开阿勒颇，只是成天诅咒阿萨德和他的士兵。孩子们连续几周甚至几个月没法出门，每当晚上炮弹震动墙壁时，就牢牢握着父亲的手。
一年前一个炎热的清晨，穆罕默德走出家门，再也没有回来。他想为孩子们带回皮塔饼、一点面粉和一罐水，却没躲过埋伏在屋顶上的狙击手。每次回忆起这件事，两个孩子的眼睛就会水光荡漾，面孔发僵。“叔叔告诉我们，我们必须离开。”艾哈迈德对德国《明镜》周刊说，“但他留了下来。”
叔叔把最后一点钱交给毒贩，后者将两个孩子藏在汽车后备箱里带出了城。他们沿着铁丝网，在瓢泼大雨里走了两天两夜，来到了土耳其。
一开始，艾哈迈德、阿林和数百名叙利亚人一起挤在难民营里，住在用纸板和塑料防水布搭成的小屋里，没有床和食物。营地里唯一的电力来源是拖拉机电池，水来自一条肮脏的运河。他们从没见过医生、志愿者和任何负责照顾孤儿的工作人员。
为了赚钱买吃的，两个孩子开始跟着其他难民打工，为土耳其农民摘棉花、西瓜，每天工作10个小时，一周工作7天。冬天到来，大人们开始寻找新工作和保护自己免受严寒之苦的安身之处，曾跟着母亲学习缝纫的阿林爬上卡车，来到300公里外的梅尔辛纺织厂打工。艾哈迈德则坐着没有窗户的牲畜车到了加齐安泰普郊区。
她希望能像鳄鱼那样游到欧洲
夏夜的暖风中，1.5米高的艾哈迈德拉着车经过工业废墟、汽车维修店和废弃工厂，寻找任何可能有用的东西——坏掉的汽车气缸或一只金属桶。每隔几百米，他就得俯下身把新发现的东西放到车上。老板答应每收集一公斤废弃物给他1.5美分（约合人民币0.1元），一个晚上下来，他能赚4.5美元（约合人民币30元）。
这是艾哈迈德的第五份工作，他的肩膀和肚皮被金属锋利的边缘划得满是伤疤。
刚来土耳其时，他和6名成年男子、另外9个男孩住在一个帐篷里，一起焊钢、烧水泥、在建筑工地搬石头。他们存下每一个里拉，打算将来坐船去欧洲，在德国过上更好的生活。但今年春天，警察发现了搭在城市边缘的帐篷，把成年人“像牛一样塞进卡车里”，男孩们则流落街头。
如今，艾哈迈德带着小伙伴们，住在用偷来或捡来的工具建造的小屋里，用垃圾和枯枝点燃火堆，烧上一壶甜茶果腹。他们原本素不相识，却相依为命，一起起床、祈祷、分享面包、收集废品，组成了新“家”。他讨厌工作，但不工作就会饿死。
艾哈迈德有个从家乡带来的背包，里面有印着“我爱叙利亚”字样的T恤、一条裤子、一双袜子、一袋巧克力、一个小玩具机器人和一个破旧的手机。下班后热得睡不着觉时，他会拿出手机看看父母、阿勒颇和阿林的照片，怀念曾经的朋友。
有时，艾哈迈德会发信息给无法逃离叙利亚的叔叔，对方经常谴责他，说他应该去找姐姐阿林，但艾哈迈德不愿意离开这里，“我不想再走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艾哈迈德和阿林睡在同一间卧室里，一起画画、玩耍、嬉笑打闹到深夜。但如今，战争让他们在异国他乡天各一方，而他们只能接受。
几乎每晚必发的短信，是他们彼此联系的唯一方式。阿林经常说起她一天缝了多少件衣服，偶尔发一张和其他孩子共享的床垫照片。她下班后经常饿肚子，没钱买东西吃，因为收入仅够支付在这个小房间里睡觉的开销。
德国总理默克尔访问加齐安泰普时，阿林兴奋地发信息给弟弟：“有女孩说欧洲的女王去你那儿了，她去接你了。”艾哈迈德不理解。他从没听说过默克尔的名字，也不知道德国在哪儿，只知道自己不能回到叙利亚，那里太危险了。
阿林坐在梅尔辛的工厂里，在白色马球衫上缝一只小鳄鱼，或是在运动裤和T恤上缝阿迪达斯、彪马、耐克的商标。从这里流出的假冒商品，会经伊斯坦布尔销往保加利亚和德国。阿林最喜欢的是缝小鳄鱼，因为它们足够强大。她希望能像鳄鱼那样游到欧洲。
在阿林的想象中，欧洲是北部一个“被大海环绕的小岛”，默克尔是穿白色长袍、拥有金色长发和如丝般柔软皮肤的年轻女子。一起缝纫的女孩告诉她，所有德国人都“富有而美丽”。
五万名叙利亚孤儿生活在土耳其
加齐安泰普和梅尔辛街头，到处都是像艾哈迈德和阿林这样的孩子。他们每天走过的建筑物上贴着总统埃尔多安的照片、可口可乐的广告，还有“伊斯兰国（IS）”的宣传口号。那个宣称是“巨大家庭”的组织承诺会照顾孩子，给他们前途、零花钱和食物。
土耳其非政府援助机构IHH的数据显示，叙利亚危机5年来，已导致至少60万名儿童成为孤儿，其中约5万居住在土耳其靠近叙利亚的边境省份，仅哈塔伊省就生活着8000名叙利亚孤儿。
IHH主任阿德姆·卡雷奇（Adem Kalayca）告诉土耳其《沙巴日报》，该机构在叙利亚部分地区设立了特殊的难民营，那里居住着5225个孩子。土耳其还有许多援助组织为叙利亚妇女儿童提供住所、食物和医疗服务，仅IHH就帮助了7000多名孤儿。总部位于英国的叙利亚人权观察机构称，自2011年3月以来，已有14629名儿童死于叙利亚战争。
“也许他们的父母仍然活着，但无力抚养他们。”土耳其慈善机构Kahatayn孤儿院创始人Abdelqader告诉美国非营利新闻机构“Syria Direct”，“我们永远无法取代父母的角色，但我们试图填补这个空白。”
截至7月18日，Kahatayn为生活在土耳其的叙利亚孤儿提供饮食、医疗、教育、住房和心理支持，还为他们开设了语言、游戏和互联网中心。此外，该机构注册登记了3.5万名儿童的姓名，为他们的监护人提供每月3000美元（约合人民币两万元）补贴。
目前，由叙利亚裔美国人创立的麦拉姆基金会已成立了8个孤儿院，但还是远远无法满足需求。“有太多孩子需要帮助，但我们无法接纳更多人了。”Bayti孤儿院董事尼哈德·阿卜迪（Nihad Abdi）告诉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透露，在逃离家园的400多万叙利亚人中，有超过一半年龄在17岁以下。有些幸运儿有父母的陪伴，有人在战争中失去了双亲，很多人甚至没有可以照顾他们的直系亲属。他们仍在不断涌向土耳其，但孤儿院没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他们。
不久前，阿林听说加齐安泰普发生了爆炸，有个叙利亚孩子被炸死了。第二天早上，她揣上自己50里拉（约合人民币214元）的全部积蓄，爬上开往那里的巴士。5个小时的车程后，她在公共汽车站打了20多个电话，但艾哈迈德没接。天黑了，她登上了最后一班回梅尔辛的车。
回来后，阿林收到了艾哈迈德的短信：“你好，姐姐。我们日夜不停地捡垃圾，很快就会有足够的钱了。我们很快就能在一起了。”
从加齐安泰普回来的第二天上午，阿林像以往那样去上班，被同样身为叙利亚难民的老板纳赛尔（Nasser）狠狠骂了一顿。她默默走到缝纫机前，左脚踩着踏板，右手放在机器上，泪水夺眶而出。
她羞愧地捂住了脸，却无法停止哭泣。她不是为死去的父母而哭，不是因为身体的疼痛而哭。只是在被成年人责骂的那一刻，仅仅是在那一刻，她觉得，自己像孩子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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