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必须面对的那些抉择
Shelly Reese 编译 张宝钰
青年参考
（
2016年07月06日
24
版）
据英国《卫报》报道，虽然尚未出台指导具体操作的清晰法案，但从6月7日开始，加拿大不再对协助“无法医治的重病患者”安乐死的医生提起刑事诉讼。
瑞士、德国、阿尔巴尼亚、哥伦比亚、日本已将安乐死合法化，美国华盛顿、俄勒冈等一些州也逐步放松了限制。但在国际社会，安乐死和“协助死亡”仍备受争议。面对饱受折磨的绝症患者，该如何回应他们的安乐死请求？好在，多数情况下医生面临的伦理难题并不这么极端，而是涉及医疗救治的方方面面。
对他们来说，涉及伦理道德的社会性问题，有时比疑难杂症更难处理。美国最大的医疗健康服务网站WebMD旗下“医景网”（Medscape）针对全美2.1万名医生进行调查，询问他们对协助自杀、分配医疗资源及“与患者暧昧”等问题的看法，并公布了调查报告。本篇文章摘选了部分人士的观点。
1.某些情况下，是否该允许医生协助病人自杀？
美国虽有6个州允许医生在特殊情况下协助患者自杀，但调查显示，受访的医生们有明显的意见分歧。54%的人认可这种做法，认为当病人没有治愈希望时，“有权选择有尊严地离开”。31%的医生明确反对，因为“协助自杀就是违背了《希波克拉底誓言》”（古希腊职业道德圣典，是从医人员入学第一课的重要内容），“医生是治愈者，不是致别人于死地的工具”。
总体来说，超过半数的美国医生支持协助死亡。在欧洲，仅有42%的医生表示支持。
2.治疗无效的情况下，是否应坚持治疗？
很多医生指出，“无效”看上去是个非黑即白的词汇，但在具体的医疗实践中，很难界定其含义。调查显示，本着同情和怜悯的原则，有2/3的医生认为应竭力为患者延长生命。
“‘无效’的概念有很多层含义。”美国密苏里大学健康伦理医学中心主任弗莱明（David Flemming）指出，是否无效不单是从医学角度去界定，还要结合延长治疗的益处和病人的负担。
“如果病人多活几个月，就能与远道赶来的亲人见面，这就不是‘无效’。”一位医生说，“我会与病人、家属谈谈，结合他们的想法来定夺。”
有人表示，医生在判断病人病情无望时可能犯错。再者，病人身上还有出现“奇迹”的可能。一位医生称，有时他会为患者做短期的、带有一定创伤性的侵入性治疗，即便明知徒劳，也希望患者家人看到，他们已为所爱的人做了能做的一切。
3.在医疗保险付费上，生活习惯不健康的人该多付钱吗？
69%的医生毫不犹豫地表示，生活习惯不健康的人在医保上应出更多钱。一名医生直言不讳地说：“不是应该，是必须。”他们觉得这些人肥胖、吸烟，对自己的健康不负责任，拖累了医疗系统；与此同时，保持良好生活习惯的人却和他们买一样贵的保险，这不公平。还有人表示，负担更昂贵的保险能促使人们改掉陋习。
仅有18%的医生反对这一做法，另一些人则不愿根据病人的行为来下判断。
4.会将稀缺的医疗资源优先分给年轻的病患吗？
关于年龄歧视的问题在医疗界一直存在，本次调查显示，有38%的人明确表示自己不会这么做，26%的人承认自己会，另有38%“可能会，要视情况而定”。值得注意的是，承认“会”的人中年轻医生（28～34岁）占多数，年龄大的医生（70岁以上）则普遍反对这种做法。
表示“会”的医生们认为，这并不是什么生死抉择的问题，临床上任何情况都要根据个体病情和预期寿命来决定——“任何医疗决策，预期的存活寿命都是医生重点考虑的因素”，“我们理应在保护年轻生命上投入更多”，“我认为年龄歧视是合法的，年轻人有更长的生命体验”。
在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医学伦理部创始人卡普兰（Arthur Caplan）看来，这反映出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医生正在从听任患者需求，逐渐向思考社会意义的层面发展。”过去，医生只要给病人提供他们想要的就好，不用管社会如何看待，现在他们已有所转变。
5.对那些不必治疗但坚持接受治疗的人，你会为他们开安慰剂吗？
一般情况下，医生是不愿开安慰剂的，但如果病人一味强求，有42%的医生会这么做，21%的人则视情况而定。有人开安慰剂是为了稳定病人的紧张情绪，还有人强调，对于癌症晚期病人，安慰剂能缓解他们的痛苦。
但更多的医生认为，开安慰剂只是权宜之计，且是出于个人利益，并非为病人着想。一名医生承认是为了“让病人满意而开”，因为门诊病人太多，为了打发无需吃药但强烈要求开药的人，唯有出此下策。“我不想跟他吵架，开‘药’至少能让他满意吧。”
37%的医生强烈反对“欺骗”患者，认为“虚假治疗不是沟通的替代办法”。
6.对于和患者暧昧，你怎么看？
2010年医景网询问同一个问题时，只有1%的医生表示欣然接受，另有12%认为在医患关系结束一年半载之后可以考虑。5年多过去，如今愿意跟患者发展浪漫关系的医生还是仅占1%，但22%表示可以考虑，另有10%“要视情况而定”。
卡普兰指出，社会观点正在转变，人们对这种关系比以前更包容了。
7.是否会隐瞒自己的过失？
如果你的某项决定对病人有害，或是出于疏忽酿成意外，你愿意向病人坦承错误吗？
91%的医生表示，此时唯有实话实说；6%选择沉默，而不主动澄清。也有医生称不会主动承认错误，但如果被问起是否犯了错，自己也不会回避。
一些医生表示，如果是在法制完善的社会里，他们会选择主动承认，但如今处处面临被起诉的风险，职业生涯随时可能毁于一旦，这种风险令他们退缩。还有人认为必须把风险和收益进行细致的权衡。
8.会接受医药代表“约饭”吗？会因此影响处方吗？
59%的医生自信地表示不会被“收买”，即便有饭局或演讲邀约，也不会影响他们在处方里开什么药。一位医生表示“三明治换不来我的任何一个决定”。也有医生反驳称，好药自己不会说话，如果医药代表确实有好药，自己可以考虑推荐给患者。
另有30%的人希望自己不动摇，但有时很难。“人人都觉得自己不会被收买，但饭局或演讲费这类东西是很难避免的，而且很可能影响你的处方。”
据英国《卫报》报道，虽然尚未出台指导具体操作的清晰法案，但从6月7日开始，加拿大不再对协助“无法医治的重病患者”安乐死的医生提起刑事诉讼。
瑞士、德国、阿尔巴尼亚、哥伦比亚、日本已将安乐死合法化，美国华盛顿、俄勒冈等一些州也逐步放松了限制。但在国际社会，安乐死和“协助死亡”仍备受争议。面对饱受折磨的绝症患者，该如何回应他们的安乐死请求？好在，多数情况下医生面临的伦理难题并不这么极端，而是涉及医疗救治的方方面面。
对他们来说，涉及伦理道德的社会性问题，有时比疑难杂症更难处理。美国最大的医疗健康服务网站WebMD旗下“医景网”（Medscape）针对全美2.1万名医生进行调查，询问他们对协助自杀、分配医疗资源及“与患者暧昧”等问题的看法，并公布了调查报告。本篇文章摘选了部分人士的观点。
1.某些情况下，是否该允许医生协助病人自杀？
美国虽有6个州允许医生在特殊情况下协助患者自杀，但调查显示，受访的医生们有明显的意见分歧。54%的人认可这种做法，认为当病人没有治愈希望时，“有权选择有尊严地离开”。31%的医生明确反对，因为“协助自杀就是违背了《希波克拉底誓言》”（古希腊职业道德圣典，是从医人员入学第一课的重要内容），“医生是治愈者，不是致别人于死地的工具”。
总体来说，超过半数的美国医生支持协助死亡。在欧洲，仅有42%的医生表示支持。
2.治疗无效的情况下，是否应坚持治疗？
很多医生指出，“无效”看上去是个非黑即白的词汇，但在具体的医疗实践中，很难界定其含义。调查显示，本着同情和怜悯的原则，有2/3的医生认为应竭力为患者延长生命。
“‘无效’的概念有很多层含义。”美国密苏里大学健康伦理医学中心主任弗莱明（David Flemming）指出，是否无效不单是从医学角度去界定，还要结合延长治疗的益处和病人的负担。
“如果病人多活几个月，就能与远道赶来的亲人见面，这就不是‘无效’。”一位医生说，“我会与病人、家属谈谈，结合他们的想法来定夺。”
有人表示，医生在判断病人病情无望时可能犯错。再者，病人身上还有出现“奇迹”的可能。一位医生称，有时他会为患者做短期的、带有一定创伤性的侵入性治疗，即便明知徒劳，也希望患者家人看到，他们已为所爱的人做了能做的一切。
3.在医疗保险付费上，生活习惯不健康的人该多付钱吗？
69%的医生毫不犹豫地表示，生活习惯不健康的人在医保上应出更多钱。一名医生直言不讳地说：“不是应该，是必须。”他们觉得这些人肥胖、吸烟，对自己的健康不负责任，拖累了医疗系统；与此同时，保持良好生活习惯的人却和他们买一样贵的保险，这不公平。还有人表示，负担更昂贵的保险能促使人们改掉陋习。
仅有18%的医生反对这一做法，另一些人则不愿根据病人的行为来下判断。
4.会将稀缺的医疗资源优先分给年轻的病患吗？
关于年龄歧视的问题在医疗界一直存在，本次调查显示，有38%的人明确表示自己不会这么做，26%的人承认自己会，另有38%“可能会，要视情况而定”。值得注意的是，承认“会”的人中年轻医生（28～34岁）占多数，年龄大的医生（70岁以上）则普遍反对这种做法。
表示“会”的医生们认为，这并不是什么生死抉择的问题，临床上任何情况都要根据个体病情和预期寿命来决定——“任何医疗决策，预期的存活寿命都是医生重点考虑的因素”，“我们理应在保护年轻生命上投入更多”，“我认为年龄歧视是合法的，年轻人有更长的生命体验”。
在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医学伦理部创始人卡普兰（Arthur Caplan）看来，这反映出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医生正在从听任患者需求，逐渐向思考社会意义的层面发展。”过去，医生只要给病人提供他们想要的就好，不用管社会如何看待，现在他们已有所转变。
5.对那些不必治疗但坚持接受治疗的人，你会为他们开安慰剂吗？
一般情况下，医生是不愿开安慰剂的，但如果病人一味强求，有42%的医生会这么做，21%的人则视情况而定。有人开安慰剂是为了稳定病人的紧张情绪，还有人强调，对于癌症晚期病人，安慰剂能缓解他们的痛苦。
但更多的医生认为，开安慰剂只是权宜之计，且是出于个人利益，并非为病人着想。一名医生承认是为了“让病人满意而开”，因为门诊病人太多，为了打发无需吃药但强烈要求开药的人，唯有出此下策。“我不想跟他吵架，开‘药’至少能让他满意吧。”
37%的医生强烈反对“欺骗”患者，认为“虚假治疗不是沟通的替代办法”。
6.对于和患者暧昧，你怎么看？
2010年医景网询问同一个问题时，只有1%的医生表示欣然接受，另有12%认为在医患关系结束一年半载之后可以考虑。5年多过去，如今愿意跟患者发展浪漫关系的医生还是仅占1%，但22%表示可以考虑，另有10%“要视情况而定”。
卡普兰指出，社会观点正在转变，人们对这种关系比以前更包容了。
7.是否会隐瞒自己的过失？
如果你的某项决定对病人有害，或是出于疏忽酿成意外，你愿意向病人坦承错误吗？
91%的医生表示，此时唯有实话实说；6%选择沉默，而不主动澄清。也有医生称不会主动承认错误，但如果被问起是否犯了错，自己也不会回避。
一些医生表示，如果是在法制完善的社会里，他们会选择主动承认，但如今处处面临被起诉的风险，职业生涯随时可能毁于一旦，这种风险令他们退缩。还有人认为必须把风险和收益进行细致的权衡。
8.会接受医药代表“约饭”吗？会因此影响处方吗？
59%的医生自信地表示不会被“收买”，即便有饭局或演讲邀约，也不会影响他们在处方里开什么药。一位医生表示“三明治换不来我的任何一个决定”。也有医生反驳称，好药自己不会说话，如果医药代表确实有好药，自己可以考虑推荐给患者。
另有30%的人希望自己不动摇，但有时很难。“人人都觉得自己不会被收买，但饭局或演讲费这类东西是很难避免的，而且很可能影响你的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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