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峰：云端之上的“死亡圣地”

    5月底，短短一个星期内，5名登山者在珠穆朗玛峰上相继遇难。美国《大西洋月刊》报道称，今年有四百多人登上了珠峰，其中约30名登山者冻伤或患重病。珠峰曾是努力和探索的象征，但它正在迅速成为遇难者的“墓地”。

    在美国“Mashable”网站看来，攀登珠峰永远是危险的，几乎每10人成功登顶，就有一人死亡，但世界各地的登山爱好者仍然热切涌向这片“圣地”。正如英国广播公司（BBC）所说，珠峰被征服了太多次，以至于人们很容易忘记它的危险。

    “就连死亡都是家常便饭”

    就像打盹一样，登山者躺在珠穆朗玛峰上一块悬岩的影子下，红色羊毛织物遮住了面孔，双臂牢牢环抱身体抵御刺骨的寒风，双腿伸直到小路上。经过的人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跨过他那双荧光绿色的登山靴，继续向峰顶进发。

    他叫泽旺·帕勒哲（Tsewang Paljor），曾是印度边界警察，1996年去世时才28岁，大多数登山者只知道他的绰号“绿靴子”。近20年来，他的遗体静静躺在距珠峰峰顶不远处的北坡上，已成为那些试图征服世界最高峰的人眼中可怕的“地标”。80%的登山者会在“绿靴子”附近的岩洞休息，很难对他的尸体视而不见。

    多年来，许多人在珠峰上失去了生命，绝大多数遗体仍在山上，帕勒哲只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没人确切知道如今还有多少尸体躺在海拔数千米高的珠峰上，但这个数字肯定超过200。来自世界各地的登山者和充当向导的夏尔巴人掉进冰缝或被雪崩掩埋，还有人暴露在斜坡上，四肢扭曲，被太阳晒得黢黑。

    在这座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高峰上，死亡从来不是新鲜事。

    过去一个多月来，在珠峰大本营工作的西班牙医生莫妮卡·皮里斯（Monica Perez）几乎得24小时坚守岗位，紧张和不确定充斥在稀薄的空气中。随着四百多人登上珠峰，大量救援工作接踵而来，许多体力不支、失明、肺水肿和冻伤患者需要救治。

    今年的天气比往年更糟糕，日照时间非常短，天空阴云密布，开始下雪，极度的严寒和潮湿令人难以忍受。“在海拔5500米至6000米以上的地方，几乎所有人都会身心受损。”莫妮卡告诉西班牙《国家报》，“海拔超过7000米的地方更是凶险，冻伤、低温症、神经损伤甚至死亡都是家常便饭。”

    5月20日和21日，37岁的荷兰男子埃里克·奥里（Eric Ary）和36岁的澳大利亚女子玛丽亚·斯特赖敦（Maria Strydom）因高原反应相继在珠峰丧命。就在此前不久，43岁的印度登山者苏巴什·保罗（Subhash Paul）倒在峰顶下方不远处。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5月25日，苏巴什在“死亡地带”失踪的两名队友的遗体被发现，另一名队友哈扎拉（Sunita Hazra）因病情严重被送到了加德满都的医院。

    尼泊尔珠峰大本营官员贾南德拉（Gyanendra Shrestha）告诉BBC，雪盲症、高原反应和疲劳是高海拔地区常见的健康问题。在珠峰上，即使是准备最充分的攀岩者，也随时可能被突发的心脏病、中风、心跳不规则、哮喘和缺氧引起的急性肺水肿、脑水肿夺去生命。

    美国《纽约邮报》则称，许多登山者没有任何经验，登山服务公司经常提供廉价劣质的设备，给客户造成安全风险。在最后登顶时，队伍会被绳子拴在一起，行动缓慢、缺乏经验的登山者会使他人处于危险中。

    遇难者的家人受伤最深

    2011年，帕勒哲的哥哥廷莱（Thinley）第一次知道弟弟的“绰号”。“我在上网时发现别人叫他‘绿靴子’。我十分沮丧和震惊，真不想让家人知道这件事。”他回忆道，“老实说，在网上看到这样的照片让我难受，我感到很无助。”

    BBC称，当遗体成为地标或被贴出照片时，遇难者的家人往往受伤最深。

    1998年，遗体被称为“睡美人”的弗兰西斯·迪斯特法诺-雅森提耶维（Francys Distefano-Arsentiev）在珠峰遇难。她的儿子保罗（Paul Distefano）不止一次回忆起在网上看到母亲尸体的照片是多么痛苦。“太令人尴尬了，就像被老师点名却不会念课文一样，太可怕了。”

    11岁时，保罗的母亲已成为世界级攀岩者，也是第一个不带氧气瓶攀登珠峰的美国女性。“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决定不带氧气瓶，我想她可能需要证明一些东西。”他告诉BBC，“她因为与我绰号‘雪豹’的继父谢尔盖（Sergei）在一起，觉得自己战无不胜。”

    1998年5月22日，弗兰西斯如愿以偿地登上了珠峰峰顶，但下山时因缺氧被迫在“死亡地带”过夜，谢尔盖则滑下了冰坡。第二天凌晨，登山者伊恩·伍德奥（Ian Woodall）和凯茜·奥多德（Cathy O'Dowd）在严寒中陪了她一个多小时，后为自保下山离开，弗兰西斯则因冻伤和疲惫去世。

    多年过去，弗兰西斯的遗体仍在山上，在她生命最后时光陪伴她的伍德奥，为没能救她感到深深的自责。2007年，伍德奥在奥多德的支持下回到了珠峰。“这是个好好告别的机会，但最重要的是，让她不要再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他说。

    沿着记忆中的路线，伍德奥耗尽积蓄，和自愿帮忙的夏尔巴人Phuri回到了当初离开弗兰西斯的地方，一个60度角倾斜的陡坡。他惊讶地发现，这个地方被埋在了1.2米厚的积雪下，那位经年长眠于此的“睡美人”早已不见踪影。

    他们开始挖掘，凭借多年来的记忆和运气找到了弗兰西斯，用美国国旗裹好了她僵硬的遗体。说了几句话后，他们把弗兰西斯送到了谢尔盖所在的地方——这个过程花了5个小时。

    “这是我做过最艰难的事，比登顶更难。”伍德奥说，“但我强烈地感觉到，我必须做点什么。”

    听说弗兰西斯的事后，廷莱也试图找回弟弟帕勒哲的遗体。但政府说，没人能确定那具遗体就是帕勒哲，甚至连其国籍都无法确认。廷莱计划自己行动，但他低估了攀登珠峰的费用——7万美元（约合人民币46万元）。“我只是祈祷母亲永远不知道‘绿靴子’。”他说，“她会非常非常难过，我甚至无法想象那种场面。”

    就在廷莱几乎放弃希望时，警察突然告诉他那具遗体消失了。听到消息后，廷莱沉默良久。“这是种解脱。”他最后说，“谢谢你告诉我。”

    人们为什么冒险攀登珠峰？

    业余登山者比尔·伯克（Bill Burke）从来没有和妻子讨论过登山中的危险细节，但他保证如果意外发生，遗体一定会被送回。然而在珠峰，这样的承诺可能只是一句空话。

    据BBC报道，将珠峰上的遗体收回往往要耗费几千甚至上万美元，需要6～8名夏尔巴人通力合作，而新的意外随时可能发生。“在珠峰，即便捡起一片糖纸都需要耗费极大力气。”尼泊尔登山协会主席、加德满都亚洲越野公司的创建者次仁（Ang Tshering）告诉BBC。

    从2008年开始，亚洲越野公司的董事总经理达瓦·史蒂文（Dawa Steven）、次仁之子及其同事，在山上清理了超过1.5万公斤垃圾和800多公斤人类排泄物，还充满敬意地掩埋了几位死者。

    然而，就像1996年的悲剧并没有打消人们对珠峰的热情一样，2014年雪崩平息后，许多夏尔巴人再次回到珠峰工作。对大多数人来说，离开这座世界最高峰意味着断绝经济来源。2015年，昂·多吉（Ang Dorjee）在雪崩中失去了3位挚友，但他仍然决定回到山上。“我有点害怕，所以离开了一段时间。”他说，“但事情过去了，更何况我已经干了一辈子这个。”

    7年前，总部位于西雅图的Mountain Madness公司曾无期限暂停引导登山者攀登珠峰的业务，但如今已经恢复。公司CEO马克（Mark Gunlogso）说，这是因为源源不断的客户需求。“对我来说，珠峰还没有失去神秘感，许多人年复一年地回到这里。”伯克说，“就算已经爬了6次，我仍然喜欢这座山，甚至沉醉于此。”

    为什么人们宁愿冒生命危险攀登珠峰？对英国登山家乔治·马洛里（George Mallory）而言，到达地球上的最高点曾经象征着“人类征服宇宙的愿望”。尼泊尔旅游部门负责人苏达山·达卡（Sudarshan Dhakal）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就在今年的登山季，超过400人试图挑战珠峰，包括288名外国人和100多名夏尔巴人，超过前几年的平均水平。

    然而，今天的珠峰已不再是充满浪漫气息的未知圣地。自1953年以来，珠峰已被超过4000人“征服”了7000次以上，上面满是他们留下的垃圾、排泄物和遗体。

    “如今攀登珠峰看起来像个大玩笑。”1965年成功带领印度人第一次攀登珠峰的队长科利（MS Kohli）告诉BBC，“它绝不再像过去那样充满冒险、挑战和探索未知的喜悦，你只是在别人的帮助下爬上去。”

    1996年，病理学家韦瑟斯（Seaborn Beck Weathers）在珠峰上失去了鼻子、手脚，几乎丧命。他相信，在山上面对死亡的恐惧，能短暂但有效地缓解他严重的抑郁症。珠峰是他最后一次登山经历，死亡威胁拯救了他的婚姻，使他意识到生活中真正重要的是什么。他并不后悔，但也不建议任何人攀登珠峰。

    “如果没有任何人在乎你、依赖你，如果你没有朋友或同事，如果你愿意把手枪放进嘴里扣动扳机，”他告诉BBC，“这时候攀登珠峰是个好主意。”